译书集。清代梁启超所辑。共三十二种。清光绪二十三年辑。慎记书庄印本。

光绪二十一年春，梁启超入京会试，适逢《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人心愤激。他奔走呼号，联络广东举人190人率先上书都察院，力言不可割让台湾。此后梁启超还协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任书记员，主办《中外纪闻》以开风气。后《时务报》在上海发刊，梁启超担任主笔，把《时务报》办成了宣传维新变法的一大重镇。在此期间，他还联络同志创办上海大同译书局，编辑《西政丛书》凡三十二种，组织不缠足会，并参与创办《知新报》。在《时务报》上，他发表了洋洋数万言的《变法通议》以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重要理论，揭示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和君主专制的祸害，宣传了“无时不变、无事不变”的朴素辨证思想和越变越好的历史进化观念。

阐明了提倡西学、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而在沉睡的封建古国喊出了资产阶级启蒙的时代强音，他也因此而名声鹊起。维新变法期间，梁启超竭力赞助陈宝箴、黄遵宪等倡行新政，参与筹办《南学会》和《湘报》，力主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梁启超在湘的激进言行，引起湖南守旧绅士的反对，屡次遣人到京参劾，从而为后来的戊戌政变埋下伏线。戊戌政变以后，清政府捕杀维新派，通缉康、梁。梁启超在日本人帮助下逃亡日本。去国之时，感慨万千：君恩友仇两未报，前路蓬山一万重，遥想明治新政驾欧凌美，也是百千志士头颅血泪所造成，愿效法日本志士，“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以成就维新祖国的大业。

亡命日本之后，梁启超借助日文，如饥似渴地学习和追求西学，“思想为之一变”。此后，他绝口不提“伪经”，亦不谈“改制”，而笃信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诸学说，开始以资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并积极为中国的前途命运出谋划策。

梁启超一生手不释卷，勤于著述，并世学人，无出其右。早在戊戌年间，梁启超就开始抨击封建史学。1902年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论著，以高屋建瓴之势批判旧史学，号召进行“史界革命”，破除正统观念，叙述人类社会的进化及其规律。在此前后，他写了《戊戌政变记》、《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等，直接评述中国当代的历史；写了波兰、印度、越南、埃及等国的灭亡史，以唤起国人对亡国危机的警觉；还写了袁崇焕、张望博、克伦威尔、罗兰夫人等古今中外名人传记，以为国民借鉴。他写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从经济、政治、地理、历史和学术文化本身去综合考察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前因后果和成败得失，比较客观地评述各家学术及其影响。

到了二十年代，他又发表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并着手编撰大型的《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化史》，还完成了《清代学术概论》、《墨经校释》、《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和中国学术思想研究开山鼻祖的地位。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生前已有各种版本的饮冰室文集、全集和单行本于世，死后由其友人编成《饮冰室合集》出版，分文集与专集两类。

《西政丛书》是梁启超所辑的译书集。在《西政丛书叙》中，梁启超提出了辑录此书的目的，他认为，政治没有中西的分别，世界上有众多国家并存，不能没有约束，于是产生了国际公法；土地人民需要有人来治理，于是产生了官制；人民若无恒产，则国家无法治理，于是产生了农政、矿政、工政、商政；闲居而不接受教育，就和禽兽没什么分别，于是产生了学校；官民相处，良莠不齐，于是产生了律例，这是古今中外都相同之处，是每个国家都必须的。中国自秦汉以来，在马上得取天下，制定的一切法律规则，都只是为称王者个人所考虑，根本不想到百姓之事。而君臣又无深谋远虑，想到改革前代的弊端，成就今朝的法规，只是承袭陋规简法，不思变革，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千疮百孔，一代比一代更厉害。两千年来的中国，可以说毫无政治可言。欧洲各国，无论是土地的肥沃，人民的积存，还是物产的丰富，都比不上中国，但他们百年以来，变革旧的政治，整顿荒废的事业，终于能够得以发展。百姓平民都有议政的权力。他们立国的根本，在于合乎公理，而不在于承袭三代旧制。大国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纵横世界称霸全球；小国懂得这个道理，也足以自立而不至于被他国所灭亡。这些足以开辟美洲、振兴印度、富强日本、保存■罗。西政的效用就在于此。

从利玛窦开始，西学才传入中国，大都是天文算术一类的内容。从晚明到乾嘉，大学问家讲述这方面知识的人很少。现在，同文馆、制造局、船政所之类，全国很多。可是旧的习俗尚未涤清，新的看法还未被认可，人们都以为中国之所以比西方国家贫弱的原因，是由于不讲武备、船械不精良、制造业不发达，而对于西人立国的根本在于合乎大义则视而不见。所以，现在汉译西方著作虽然已有几百种，可是谈论政治的书却还是屈指可数。我不懂西方文字，只能依赖于翻译之人，一有新的译政之书出版，唯恐来不及买。尽管如此，那些译出的书，未必都是西方谈政书中最好的；就算是好的，译者也未必能不失其意；就算二者都具备了，那些书也可能是国外十几年前的旧书了。他人所抛弃不再谈论的书，我却还当它是瑰宝珍藏着。而这些书，也只不过在吴越一带有通行本，内地各省的学子，常常只能看到目录。中国没有人才出现，能怪谁呢？我大略择取那些译本中最重要的一些，或者刻本少见的，或者没有单行本的，从中选取几十种聚为一编。希望能够广为流通。

梁启超编辑此书的用意十分明显，他希望能通过介绍西方政治之书来开启民智，这与其维新的思想与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戊戌政变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不仅缉捕康梁及维新派诸人，而且还下令禁毁了康梁的所有著作，认为他们的著作“无非惑世诬民、离经畔道之言”。梁启超所辑的《西政丛书》自然也逃脱不了被禁毁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