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中源指西方的文明源于中国，是教育学领域术语，起源于明清时期。

关于“西学中源”说，《社会科学报》曾刊载一篇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教授的专访，文中简单提到了“西学中源”说：明代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中国人发现他们带来的很多东西是中国很早就有的。另一方面，当时中国人需要改革，但是不能通过直接否认自己来学习西方，而承认西方是进步的、但源头来自中国，这种迂回的方式才可以使改革的阻力变小。所以这个说法自明朝末年到乾隆时期一直很流行。到19世纪末，这种说法被日益放大，最后变成什么都源于中国了。“Democracy”(民主)是从《周礼》来的，“赛先生”和微积分也来自中国。甲午战争后，人们开始觉得“西学中源”说没有道理，此后的革命家、改良家就开始一概否定中国文化，从而放弃“西学中源”说。

那么，谁是提出“西学中源”说的第一人？有学者考证，最先提出“西学中源”思想的是黄宗羲，而另外两个先驱者为方以智和王锡阐。近来有学者指出，更早的徐光启即已提出西方的算术之学在古代中国就有，现在引进西方这些学问不过是恢复中国固有传统而已；李贽也认为利玛窦所宣扬的西方学说在中国古已有之。

引人注目的是，康熙皇帝也曾提倡“西学中源”说，而且起了很大作用。他在《三角形论》中提出：“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关于数学方面的说法更引人注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有学者认为，康熙很可能是在对西方天文数学有了一定了解之后独立提出“西学中源”说的，因为黄宗羲、方以智、王锡阐皆心怀故国，隐居不仕，康熙研读他们著作的可能性不大。

当时，为迎合圣意，一些文人极力鼓吹此说，并加以阐释和附会。其中一项重要的“成就”是说明中学如何传入西土，影响西学。这一点当是至关重要的。早先王锡阐断言西法是“窃取”中法而成，当然是出于想象和推断，难以服人。康熙时，天文学家梅文鼎则阐释得比较细致，认为是西人得到中国先贤“指授”，因而“有以开其知觉之路”发展而成的。而且他还给出了时间、地点和方式，使得“西学中源”说显得大为完善。

“西学中源”说有“圣祖仁皇帝”提倡，“国朝历算第一名家”梅文鼎写书撰文作诗阐扬于天下，一时流传甚广。乾嘉学派兴盛时，其重要人物如阮元、戴震等都大力宣扬“西学中源”说。阮元于1799年编成《畴人传》，其中多次论述“西学中源”，经过如此鼓吹，“西学中源”说产生了持久而深入的影响。

“西学中源”说最初主要是就天文历法和数学而言的，后来便推广到其他领域，以致人们认为所有外来文化都源于中国。黄遵宪、江衡等人说“泰西之学，其源流皆生于墨子。”“泰西之学，实出于中国，百家之言籍其存，斑斑可考。”所有科学技艺均是“中国所固有之，西人特踵而精之。”重要的是，此说大大超出了科学技术范围，进入政治领域，先后为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乃至顽固守旧派用来推行他们的主张。

洋务派以“西学中源”说为由，抵制顽固派的阻挠，设立同文馆、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实行“自强运动”。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不仅大力主张“西学中源”说，还将其改造成为“中体西用”说。维新派又打着孔子和尧舜禹的旗号鼓吹变法。梁启超说：“言西政，必推本于古，以求其从同之迹。”要建设民主政治，设置议院，首先要考证“议院於古有徴乎？”梁启超于1902年写《古议院考》，论证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类似议院(包括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机构和议员的设置。“虽无议院之名，而有其实也。”康有为等不少清儒都将中国上古的尧舜禹时代比作西方的民主、民权时代。章太炎、梁启超还试图证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和均田制具有社会主义的成分。

孙中山的政治哲学也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观念相结合的产物。“三民主义”的每一条都是将来自西方的现代内涵建立在中国的基础上。孙氏明确提出：“中国此次之革命，就是恢复数千年历史上之文明”。余英时总结道，从康有为时代开始，“有着不同取向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倾向于根据他们想象中国介绍的西方价值观来重新解释某些关键性的中国经史文献。民权和民主的观念就是一个例子。”

主张“西学中源”说者各自的心态是有所不同的。早期顽固派、保守派以盲目的文化自尊来抵制西学，认为西学在中国既然古已有之，就没必要再去学习西方了。而改革派、革命派所要解决的是接受西学的可能性、合法性问题，所以要寻找中学与西学的“同”，尽量化解两者的边界，从而形成梁启超所说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

“西学中源”说后来也遭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对。深通西学的严复对其中的不合理之处分析至为透彻，梁启超也对这种认识方法有所反省和批评。随着时代的推移，中国人引进西学的阻力越来越小。“西学中源”说便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就算“西学中源”之说有一些穿凿附会、不符合事实，但是在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有益于保留、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促进了西学的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