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桐（1918.11.22 - 2009.1.6）男，中国档案学家。中央档案馆原第一副馆长、中国档案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央档案馆原第一副馆长、中国档案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离休干部裴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1月6日1时4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裴桐同志，1918年11月22日生，北京人。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延安参加革命。

裴桐同志青年时就读于上海图书学校印制科，1936年9月至1937年12月，进入北平清华大学当练习生后，博览群书并逐渐接受抗日救亡思想；1938年1月，辞职离开清华大学加入山西临汾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5月至1940年2月在延安马列学院从事图书管理员工作；1940年2月至10月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10月至1951年，在中共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工作，并担任科长，负责管理党中央的档案，参与编辑出版党的《六大以前》、《六大以来》等重要文献汇编的工作，组织参与了解放战争期间中央档案的安全转移工作；1952年至1954年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办公室副主任、副处长；1955年至1959年5月任秘书局副局长；这期间参与策划了新中国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档案专业教育机构培养人才的工作，并亲自讲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1959年5月至1966年任中央档案馆常务副馆长，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埋头工作；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残酷迫害，下放“五七干校”；1977年至1979年任中办人民来访接待室副主任；1979年至1981年任中央档案馆第一副馆长；1981年离休后，先后担任中国档案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等职。

裴桐同志是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创立者和奠基人之一，始终致力于档案事业长远发展，为我国档案事业的创建、发展和提高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创办了新中国档案界的第一份专业工作刊物——《材料工作通讯》（《中国档案》），起草的《党务材料管理方法》、《党务材料分类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对于指导、规范党的文件档案的整理和推动全国档案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离休之后，在担任中国档案学会理事长时主编会刊《档案学研究》，组织开展档案学术研究。担任《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的主编，主持了该书的编辑工作。在中国档案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名誉理事长，并被授予档案学研究荣誉奖。1989年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1991年3月5日，获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章；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著有《裴桐档案工作文集》。

2008年11月22日是裴桐同志90寿辰。他虽然躺在病床上，但他为新中国档案事业所建立的业绩，他的档案学术思想，他那待人处世的高尚情操，却在人们的心目中流淌着。

1938年，20岁的裴桐满怀激情奔赴延安，想上前线打日本，没想到组织上把他留在延安，先在马列学院图书馆管理图书，1940年2月调到材料科，负责管理中央文件档案，一干就是40年。离休后，仍关心档案事业，研究一些大家关注的问题，直到身体不让他工作了。实际上他在档案这块沃土上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而且一直当副手，安于几十年一贯制的副局级。

档案不会忘记他

现存中央档案馆的历史档案，一部分是随中央机关从延安转移到西柏坡再到北京的，一部分是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移交过来的。这两部分档案的转移、接收，都是裴桐等按照中央的指示，冒着危险承办的。

延安，1937年~1947年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党中央及其领导人在那里指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进行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形成了大量的档案材料。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调动胡宗南、阎锡山、马鸿逵等25万兵力向陕甘宁边区进攻，企图毁我中央机关。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诱敌深入，撤离延安。

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当时的中央秘书处处长曾三负责中央文件档案的转移工作。作为材料科（即后来的档案科）科长的裴桐责无旁贷。按照毛泽东主席“片纸只字都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的指示，采取“确保重点，兼顾一般，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的方针，或坚壁或埋藏或运走，确保中央档案的安全。

1947年4月初，曾三率领临时材料保管委员会和材料科的40多人，用毛驴驮着92箱档案材料，在武装部队的护送下，离开延安杨家岭，向山西兴县转移。曾三、裴桐身上都背着党的核心机密文件。为了保管这些档案材料，曾三、裴桐等在兴县住了一年。1948年5月8日转移到达西柏坡，1949年运抵北京。1959年中央档案馆开馆后，这批档案进入中央档案馆，成为馆藏的重要基础。

早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派有代表常驻，这期间，形成了大批的文件档案。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档案就留在了苏联。1956年苏共中央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把保存在苏联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移交给中国。我党及时做出积极反应，派以裴桐为首的三人工作组（另田风起、乐尔耕）前往交接。

这批档案共2万多件，裴桐他们在没有卷内目录的情况下，耐心地逐件检查、清点，仔细地进行每个环节的接收工作。历时一个月，才完成交接任务。档案安全运抵北京。

这批档案，包括党中央和一些地方机关、中共一大至六大党代会文件；“五卅”惨案和马日事变等重大事件的文件材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材料，以及其他一些政治情报材料，如孙中山的声明、讲稿等。这些档案材料反映了我党早期历史和革命史上许多重大事件，极为珍贵。

文稿为他诉说

1995年，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的《裴桐档案工作文集》（以下简《文集》），收集了裴桐1941年到1993年所写的文稿86篇。这是他半个多世纪走过的档案人生路；是他调查研究从感性到理性认识档案事务过程中凝结的理论和学术观点；是他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学习中逐步积累起来的知识。当然，也有他的期待和愿望。

打开《文集》第一篇就是他1941年起草的《党务材料管理方法》和附《党务材料分类表》。这是继我党最早由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之后又一文件档案管理文件，提出了分类原则和方法。这之后，他起草了《地方文件工作细则》、《中秘材料科发借文件办法》和《材料分类编目解说》等。新中国成立后，裴桐参与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在1954年12月1日的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上，他还就这个文件作了说明。他还参与起草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这些文件对于指导、规范文件档案的整理和全国档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国务院的决定。《文集》的大部分是学术性指导性文章。有关于档案的收集、保管、提供利用；关于档案室、档案馆建设和档案工作改革；关于档案科研、档案学术理论研究；关于少数民族档案，档案人才培养等论述。他反复强调：

——档案管理人员必须熟悉档案、熟悉历史。裴桐说：“档案馆的各项工作要做好，都离不开对档案的了解和熟悉。”“首先要了解档案形成机关（或人物）的历史，还要了解全国或某个地区、某项工作的历史，因为档案是产生它的机关在某一时代、某一地区从事某项活动中形成的。”“你管理某个档案全宗，首先要熟悉这一全宗构成者的历史的一切特点，它的社会地位与职能以至领导人的笔迹，它有过什么重要活动，解决过什么问题，产生过什么文件，这些活动在当时起过什么作用，这些文件在今天还能起什么作用，等等。”

——文书必须立卷。他说：“组成案卷，一便于保存，二便于查找使用，三作为文件可靠性的证明。”“档案是人们活动的历史记录和反映，也要表现在案卷的组成上，一次会议，一项工程，一个科研课题所产生的文件应当按照它们的联系组成一卷或数卷，对这种方法我们称之为一事一卷，一案一卷或数卷。这种文件立卷方法，古已有之……”

——必须开展档案科学研究。他说：“档案工作不只是技术工作，而且是科学工作。档案的收集、保管、利用等具体工作，都要在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进行……我们要研究档案形成的历史，研究档案的史料价值，研究管理档案的科学知识，否则只能在技术方法上打圈子，或者守着大量档案如坠入烟海，茫无头绪。”

《文集》中一些是史料性知识性编纂著述。裴桐主持、参与编纂了《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大量档案史料，主编了大型《当代中国丛书》的《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裴桐参与《毛泽东选集》注释工作和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讲课提纲（新民主主义时期）》。

数字让人起敬

裴桐40年干档案，40年当副手，数十年副局级。这些简单的不起眼的数字，是他人生修炼、成熟、奉献，发光的年轮。

杨尚昆多次表扬裴桐说：“毛主席要什么文件，找他一问，有没有，他马上可以回答……我常说他是个专家”，“是个无名英雄”。王明哲在为《裴桐档案工作文集》作序时说，裴老取得的工作成就和理论造诣，“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不为名不为利，谦虚谨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踏踏实实，艰苦创业，锐意进取，并且几十年如一日，至今不变，至今无悔的榜样。”

裴桐在立志、成就事业的道路上，经历了一个单纯组织服从到思想自觉的过程，也是他陶冶情操，磨炼意志的过程。他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党的纪律、党的需要。“在打日本，解放全中国的革命大前提下，大家都能尽自己所能来工作。”

在工作中，裴桐顾此顾彼，由此及彼。开始管档案的时候，他只知道按文件作者、地区、问题进行分类、编目，提供利用。后来他细心观察、感悟才掌握了文件的特点、性质和形成的历史。他在平时整理、接触文件的过程中，注意熟悉领导的笔迹，当时文件的规格、用纸、印刷等。遇到一些文件未署名或没有年月时间，或其他问题时，都可以鉴别出来。裴桐不断改进工作，注意提高服务质量。他往往能把中央领导同志需要的材料主动送上去，使他们感到得心应手。在这样一些工作过程中，裴桐逐步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从而树立起做一辈子档案工作的志向。

裴桐做档案工作40年，基本上都是当副手，协助曾三工作。在延安时期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也是这样。“文革”中，他们一同被打成“三家村”黑干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起平反。40年一正一副，荣辱与共，是工作的需要，组织的决定，更是他们志同道合、互相信任和尊重结下的情缘。

裴桐是1953年提任的副局长，他安于“数十年一贯制”。当一些人跑官要官、卖官鬻爵时，当一些人伸手要名誉要地位时，裴桐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仍然在思考档案事业如何后继有人，如何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