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力斯·凯撒》（又译尤利乌斯·恺撒、朱利叶斯·凯撒）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作品。《裘力斯·凯撒》的剧情是围绕古罗马的两个政治党派之间的斗争展开。

公元前44年，已经独揽大权的凯撒在一次庆功仪式上，对一些追随者要拥立他为“大帝”半推半就。自觉看破凯撒心思的执政官凯歇斯怒火中烧。为了防止“独裁者”的出现，他劝说以正直闻名的首席执政官勃鲁托斯和他结盟，联合其他一些贵族，来解除国家的危险。勃鲁托斯虽曾是凯撒的好友，并得到他的提携，但为保卫罗马共和与自由的理想，毅然担任了“叛党”的领袖。

执政官凯歇斯也是一个讲究实际和有个人野心的人，清楚发动政变的成功有赖于勃鲁托斯的声望，所以听从勃鲁托斯的指挥。在凯撒被乱剑刺死后，豁达大度的勃鲁托斯不但没有同意处死凯撒生前的亲信安东尼大将，反而允许他收殓凯撒的尸体并向公众作悼念演说。安东尼巧妙地进行公开煽动，将群众不满凯撒的情绪引向反对“叛党”，于是勃鲁托斯和凯歇斯等人被迫逃亡。公元前42年秋旁利比一役，勃鲁托斯又犯战略错误，全军覆灭，他穿剑自杀。

伊丽莎白晚期开始，曾一度占居英格兰剧坛中央的国王们纷纷撤离了舞台。当局明显加强对文艺的禁锢，绝不允许剧作家随意评点英国王朝历史，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剧作家未敢再越雷池一步。1603年3月24日，伊丽莎白女王驾崩，终身未婚终结了都铎王朝，继而代之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后改称詹姆斯一世）开创了英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苏格兰王室入主英格兰，其间要面对的毕路蓝缕之基与宫廷内外的八面来风可想而知。最著名的莫如1605年11月5日以盖伊·福克斯为首试图炸毁国会和国王的火药案阴谋，好在情报及时，才化险为夷。由此推断，慑于“文字狱”之忧，此时若再创作上演“国王剧”极其不合时宜。可是，莎士比亚对历史题材的热情不会因政治禁锢而消退，潜意识中对英国历史的考量改头换面绕过官方查禁出现在世人面前，于是出现了以《裘力斯·凯撒》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为代表的罗马题材的历史悲剧。

勃鲁托斯

虽然剧名为《裘力斯·凯撒》，但凯撒在第三幕开场便遇刺身亡，自始至终吸引读者目光的是勃鲁托斯，因此，在本剧中，勃鲁托斯才是主人公，是莎士比亚精心塑造的理想人物。顺着作者的意图来解读的话，似乎勃鲁托斯是一个光辉的形象：他胸怀高贵的理想，并甘愿为之献身；对待朋友，他肝胆相照，在和凯歇斯翻脸后又诚恳地道歉求和；对待妻子，他情深意重，在她不幸去世后，曾一度暴躁易怒，难过不已；他对自己的仆人也是爱护备至，在路歇斯熟睡时不忍将他唤醒；甚至对待政敌也心存仁念，在凯撒死后共和派势力如日中天时，放过了安东尼，也为自己最终的覆灭留下了致命的隐患；共和派推崇他爱戴他，凯撒也敬重他是个仁人志士，就连他的政敌安东尼也不得不承认他的高贵，称他为大丈夫。

实质上，勃鲁托斯等人所提倡的共和制无外乎是贵族联合专政，这和凯撒的专政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他们的刺杀行为并不是实质意义上的捍卫共和，究其根本无非是贵族之间的利益争夺罢了。民众从来不在这些共和派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从剧中统治阶层对民众的态度可见一斑。从本剧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位护民官是如何对待百姓的，他们颐指气使，对平民呼来喝去，傲慢地称其为“木头石块，冥顽不灵的东西，下流的材料”，护民官尚且如此趾高气扬，罗马时代等级森严的社会状态可想而知。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勃鲁托斯高呼让大家作自由人而生，只能算作政客美丽动听的谎言，同时也只是凯歇斯等人刺杀凯撒的冠冕堂皇的借口。

勃鲁托斯并不是莎士比亚试图要塑造的共和的捍卫者、英勇的民主主义战士，也不是如有些评论家所认为的被凯歇斯利用的误入歧途的正人君子。毕竟凯歇斯的劝诱只算是导火索，没有野心作土壤，凯歇斯所传播的嫉妒的种子不可能在他心上生长发芽。潜藏在他心底的权欲才是他一切行为的驱动力。他所扮演的角色和篡权者麦克白没有本质的区别。惟一的区别在于，作为荣誉的门徒，他的心灵无法摆脱超我的束缚，他的行为始终受良心原则的谴责，面对本我和超我的激烈冲突，自我无能为力，倍受煎熬。死，实现了他彻底的解脱，也是他的必然结局和最终归宿。

裘力斯·凯撒

凯撒在剧中着笔很少，然而他的伟人气质——带着独裁者的傲岸和胜利者的自信一一却充贯全剧。凯撒以其盖世功勋赢得了霸主的地位，他使罗马强盛，成倍地扩大了罗马的疆域，所以成了独裁者，把他和罗马的关系倒转过来，让罗马替他服务。虽然他的体质是虚弱的，癫痫、耳背，但他的精神强而有力。看他讲话的语气，走路的步态和待人的姿势，一派君临凌驾的帝王之风。他具有过人的智慧尤其是知人之明，一针见血地向安东尼指出凯歇斯与前者的根本不同，指出其心机及其危险之处。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害怕什么，“并不是说我惧怕他们，因为我永远是凯撒。”这种目空一切、绝对自信的口气，在一般人说来是狂妄，在一个征服者说来则具十足的英雄气概。难怪勃鲁托斯说：“啊！要是我们能够直接战胜凯撒的精神，我们就可以不必找害他的身体。”当种种异兆预示其厄运将临、夫人力阻他不要去神殿而呆在家里时，作为一个忠于职责和信念的罗马人，一个已经被命运和野心推上独裁者地位的将军和政治家，首先考虑的却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他的荣誉。“神明显示这样的奇迹，是要叫懦怯的人知道惭愧；凯撒要是今天为了恐惧而躲在家里，他就是一头没有心的牲畜。”甚至他对夫人的安慰也表现出非凡的英雄气质：“天意注定的事，难道是人力所能逃避的吗？”当夫人跪求而实在不好拂逆之而不得不表示留在家中时，则坚决拒绝以身体不适作为向元老们解释的理由：“不是不能来，更不是不敢来，只是不高兴来……”凯撒就是凯撒，罗马精神通过英雄坚定勇敢的本色显现出来：“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过好多次；勇士一生只死一次。”何怪崇拜与追随者要把王冠戴到他头上。在他，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成为独裁者的动机，绝非低等的荣华富贵，而是个人价值的最高形式—权力与荣誉—之实现。

马克·安东尼

马克·安东尼，也许是本剧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他并非如一般的历史印象那样不过一介武夫，或者如他后来与勾魂的“尼罗河巫女”沉溺私情不能自拔而贻误大业的浑汉。他是曲伸有度的雄辩家、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和指挥若定的军事统帅。当凯撒倒下去的非常时刻，作为死者最亲密的朋友，他毫不惮惧生命危险而前往与栽杀者当面“交涉”。看着浑身伤口血污的尸体，那发自肺腑一一或者至少让人感觉是发自肺腑——的悲悼之词难道不怕触怒凯撒的也是他的敌手吗？“啊，伟大的凯撒！你就这样倒下了吗？”他转向谋叛者，口气悲伤而豪迈：“要是你们对我怀着敌视，趁现在血染的手还发出热气，赶快执行你们的意旨吧……即使我活到一千岁，也找不到像今天这样好的一个死的机会；让我躺在凯撒的旁边，还有比这更好的死处吗？”安东尼这十足正人君子的风度实际保证了他的安全，因为他深知他所面对的敌手是罗马人，是格守正义原则的罗马贵族精英，他们不会因为他看见挚友的死而怨斥谋杀者也将他处死。所以接下来在握过勃鲁托斯等人的手之后对着死者动情地说：“看见你的安东尼当着你的尸骸之前腆颜事仇，握着你的敌人的血手，那不是要使你觉得比死还难过吗？……”这样说的确可以不致使敌手把他视为懦夫或者阿谀之徒，尽管有触怒他们的危险。从这曲意周旋中不难见出安东尼的聪明、耐性和谨慎，处乱不惊，于细微之处把握住对手心理。

在公众讲坛哀悼凯撒的演说才是表现安东尼过人的雄辩才能和机变权术的最精彩之笔。尽管以个体而言，他瞧不起人民，这是为某种与生俱来的贵族对民众的优越感所决定的；然而作为凯撒的亲信和副手，长期的军事与政治磨练使之经验丰富，加上那务实的罗马人的性格特点，安东尼却十分懂得群体的力量。因此这演说与其是对死者的盖棺悼词，不如说是挑起民众实施自己诛灭叛党的煽惑动员。

凯歇斯

“勃鲁托斯集团”的发起者是凯歇斯。这个邪恶巨人“读书很多，眼光厉害”，精明强干，具有典型的阴谋家的头脑，连凯撤也称其为“一个危险人物”。凯撒死后，是他主张斩草除根杀掉安东尼，足以证明他的政治判断力远远高于勃鲁托斯。凯歇斯在剧中讲述了与凯撒有关的两件事：第一件事，在一个狂风基雨的日子和凯撒比赛游泳，结果是他将凯撒拖上岸；第二件事，出征西班牙时凯撒得热病，他亲眼所见凯撒病中的羸弱。凯歇斯用这两件事鼓舞勃鲁托斯，凯撒不是神，他完全是可以战胜的，有些时候我们也许比他还要强。凯歇斯的分析固然没错，但他自己永远成为不了凯撒，因为他过于精明而不够宽厚。抑制这样的强敌，凯撒的策略是不重用不排挤、时刻保持警惕、完全不必恐俱。凯撒清楚，凯歇斯个人是成不了大事的，凯歇斯的野心昭然若揭，但要想实现却必须倚重声望较高、道德堪称表率的人才行。

即使说《裘力斯·凯撒》的政治主题是第一位的也绝没有流入媚俗的境地，因为它的确表现了非常深刻而且极其复杂的政治纠葛。主要矛盾乃是围绕集权与民主以及群众情绪之间的错综关系而铺展；在这儿，每个登场人物的作为无不以政治原则为依据，无不意识到他们行动的历史意义。当他们行事时，剧作家又以对不同人物的透彻理解将其个人品质与其政治动机结合起来。在这出戏剧里，所有人物似乎都在证明亚里斯多德那个著名的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定义，至少从表面上看，无论属于哪一阵营，似乎都是信念的化身，而置私念于不顾。

《裘》剧开端，凯撒凯旋而归，雅努斯庙门关闭；剧中，勃鲁托斯们的不满促使庙门开启；剧终，凯撒与勃鲁托斯“一报还一报”，以勃鲁托斯之死迎接新的和平，雅努斯庙门再次关闭。雅努斯庙门打开意味政治危机和战争；庙门关闭意味着政治危机消除与和平。一开一关之间，莎翁完成了自己的政治意图描绘：为了和平，反思战争；为了帝制，抑制颠覆。

文化诗学特别钟情于政治，“政治”是文化诗学的理论“核心”。文化诗学巨擘福柯认为，“权力关系无处不在，但没有一种关系是必然的”通过文化诗学权力话语理论分析，莎剧中看似毫无政治色彩的台词便凸显出各种具有权力特征的话语，彼此交织构成纵横交错的权力关系网。传统权力观把权力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单纯压制与被压制的力量，但在福柯看来，权力不是如通常理解的那样完全是一种否定性的力量，它更是一种制造话语的肯定性力量。

权力是被行使而不是被占有的。在《裘》剧中，凯撒无疑是一个绝对的权威，甚至被加封为“祖国之父”。他的朋友爱戴他，他的敌人畏惧他，生死予夺大权牢牢在握。护民官扯掉凯撒雕像上的彩带后，马上“被剥夺了发言的权利”。护民官在剧本开始不允许平民放下劳作庆祝凯撒归来，立刻就丧失了“发言的权利”。凯撒这一行为强化了敌视者的恐惧情绪，其威严和对众人的控制力得到了重申。其次，个人生存于权力网络之中，同时又成为权力的运载工具。“权力在循环过程中具有一种链状结构，通过网状的组织运行和实施，使个人处在权力网络中或处在实施权力的状态中，个人成为权力的运载工具，而非权力实施的对象。”剧中安东尼的形象颇多争议，有人说他是凯撒忠实的走狗，有人说他是凯撒忠心的朋友。争议因道德形而上的偏见所致，但争议双方都承认一个事实，即安东尼是凯撒意图的领悟者和执行者。凯撒生前，安东尼对其言听计从，总是不辞辛劳地为凯撒或合理或不合理的命令四处奔波。凯撒让他在“神圣的竞走”中用手触碰凯尔弗妮亚，因为“不孕的妇人要是被这神圣的竞走中的勇士碰了，就可以解除乏嗣的咒诅”，这种说法毫无根由，更莫说凯撒此时患着癫痫、耳聋并已经56岁高龄。可安东尼只认“凯撒吩咐”，就得“立刻照办”。这再次说明，权力作用时，引起的不一定是反感，也可能是迎合。当然，权力引起反感与反抗的时候更多些，似与本土谚语“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相合。但其实也不尽然，福柯说：“我所谓的反抗不是一种实体。它并不先于它所反对的权力。它和反抗是共生的、同时存在的。”

身体诗学

在众多作品中，《裘》剧是一部体现莎士比亚身体诗学的经典之作。历史悲剧的特殊背景、基于史实的题材选择、鲜明的身体主题倾向，这些特点使得该剧成为解读作者身体观的可靠素材。剧中，凯撒、安东尼乃至普通民众的身体充当着展示和表演的场所，成为权力关系实施的直接对象，形成了叙事的强大动力。

作为对来源的分析，谱系学处于身体和历史的表达之中。《裘》剧是根据史学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改编而成的历史剧。剧中的情节主要围绕古罗马时期刺杀凯撒这一事件而展开。凯撒平定庞培叛乱，成为罗马政权的无冕之王，这也将他置于了权力争斗的中心，以勃鲁托斯、凯歇斯为首的元老院贵族密谋刺杀凯撒。借助身体视角去重新审视这一事件的起因、过程，不难看出，这是一场身体与政治的博弈，其中凯撒的身体是斗争的焦点。

超自然现象

莎士比亚在《裘力斯·凯撒》中借助于超自然现象来烘托悲剧气氛，增强了剧本的悲剧效果。这种创作手法在随后的四大悲剧里面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每当剧情高潮之时必有鬼魂场景来推波助澜。《裘力斯·凯撤》中异象的出现衬托出了凯撒被杀这一非同一般事件的悲剧氛围，特别地突现了谋杀凯撒的性质。谋杀凯撒的前一天，剧中许多人物都看到了异象，凯斯卡向朝中元老西塞罗描述了当时的凶兆景象：“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象今晚这样一场从天上掉下来火块的狂风暴雨”，还有“雄师过街不伤人”，“一百个女人看见浑身发着火焰的男子在街上走来走去”，“夜乌发出凄厉的鸣声”等异常现象。凯撒的妻子凯尔弗尼娅三次在梦中喊救命，此后她向凯撒描述了梦到的几个可怕的异象，如母狮街头生产、坟墓开裂、鬼魂游荡、人们听见濒死者痛苦的呻吟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谋杀凯撒前夕，即一场大动乱之前，一方面在剧中起到了营造紧张气氛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反衬出这次刺杀的性质并非像那此谋杀者标榜的那样是“正义之举”，而是出于维护以勃鲁托斯等为首的旧贵族的特权而已。凯撒鬼魂的两次出现不仅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更是烘托了该剧的悲剧气氛。

美国学者布鲁姆：在这部剧作中，“莎士比亚有意识地要在他的戏剧中传达他的政治智慧，他有政治意图，他对美与感人事物的理解也首先建立在对公民社会的关切之上。”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家和诗人。莎士比亚于1564年4月23日出生在英国中部斯特拉福德城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幼年在家乡的文法学校念过书,学习拉丁文、文学和修辞学。后来家道中落，曾帮助父亲经商，1578年左右只身到伦敦谋生，据说从事过马夫或仆役一类当时被看作“最下等的职业”。后来当了演员和编剧，随着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与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有比较广泛的接触。他在剧团里扮演过像《哈姆莱特》中的鬼魂之类的配角，也担任过导演，但主要是编写剧本，开始时不过是给旧剧本加工，逐渐由加工而改写,或自己创作.他后来成了剧团的股东，1613年左右从伦敦回到家乡，1616年4月23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