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庐之法，也称执秩之法，是前633年晋国被庐之蒐上晋文公制定的法律，维护了传统的“尊尊”秩序。

关于被庐之法的相关内容，现在仅散存于《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国语-晋语四》几处文献，流传的材料虽然有限，但我们也可以分析出被庐之法的价值取向。

资料如下：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秦伯纳卫三千人，实纪纲之仆。公属百官，赋职任功，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耇老，礼宾旅，友故旧。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 （ 《国语-晋语四》 ）

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

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

这里结合上述资料，从“等级社会”与“平民社会”为两个规范对象进行分析。

对等级社会的规范

尊尊，是被庐之法的指导精神。从孔子的评价，我们知道晋文公的被庐之法渊源于晋国开国君唐叔的法度，核心精神是“贵贱不愆”，捍卫西周以来的等级制度。

（1）执秩。

为了更好地维护等级制度，首先就要明确等级的划分，贵族的尊卑由“亲”的程度决定，很好办，但关键是要让身份的尊卑与职务的尊卑严格对应起来。所谓“执秩”就是为完成这项任务的。

对于“执秩”有两种解释，一是法名，认为执秩是一部法。 《汉书-刑法志注》引应劭语：“（文公）蒐于被庐之地，作执秩以为六官之法。”可见这是一部类似政府组织法之类的宪法性规范。二是官名。孔子称其为“执秩之官”， “执秩”，按字面解释就是“操持序位”， 执秩之官应该是主管确定、甄别官职次序的官员。

其实二者并不矛盾，有了执秩之法，再专门设执秩之官来具体执行而已。执秩之法的内容，无外乎明确规定各个政府官职的尊卑，以便贵族们按照自身地位的尊卑来对号入座，不至于弄乱。

（2）统治秩序。

所谓“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完全是西周传统的社会组合模式和统治秩序， 它保障了贵族们的经济实力、 支配权力能够与地位的尊卑顺序相一致，这才是等级秩序得以巩固的根本所在。

（3）用人。

有了执秩之法和执秩之官， 接下来的任务几乎就剩下简单的排列组合工作了， 但人事是最复杂的东西，这里面也有很多具体安排。 《国语-晋语四》虽然记载的是晋文公元年（前636 年）的人事安排，但我们可以放心地认为这也就是被庐之法的用人原则。

第一，以尊尊为主。

所谓“正名育类、昭旧族、爱亲戚、尊贵宠、事耇老、友故旧“，都是根据贵族们与国君的关系亲疏来确定尊卑秩序。具体到官职的任命，则是：

首先，“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上述家族应该都是出自晋国公族（狐氏一说出自公族，一说为狄人，但作为文公的妻族同样是显贵） ，姬姓，都是晋国显赫的家族，因为晋国驱逐群公子，这些人地位就是最尊的了。所以，由他们担任性质最要害，位置最核心，距离最贴近的职位。

其次，“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其姬姓家族出身的贵族，地位不如上述 11 家尊贵，但只要有德（良） ，也担任次等重要和贴近的官职。

其三，“异姓之能，掌其远官”， 异姓中能干的，担任那些性质、位置、距离再次的官职。当时的“异姓”主要是赵氏、魏氏、范氏，虽然有功，但地位依然不能与诸姬相比。如在被庐之蒐的将帅选拔中，六正席位全部由姬姓大臣承包（郤縠、郤溱、狐毛、狐偃、栾枝、先轸） ，赵衰诚惶诚恐地推让，也是因为深知文公的用人原则。之前赵衰被任命为原大夫，原属于晋国刚刚开辟的边缘国土，这是距离上的“远”； 魏犨仅担任车右，排在年轻的荀林父之后，士会则是在最后替补出任车右，这都是职位上的“远”。

第二，以尚贤为辅。

所谓举善援能、赋职任功、明贤良、赏功劳，都是选贤任能的表现，但在文公时期，异姓群臣的地位是远远比不了姬姓的，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

对平民社会的规范

文公对于平民社会采取的措施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减轻民众负担：免除公债（弃责） 、降低贡赋（薄敛） 、资助困难（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 、节约开销（省用足财） 。

促进生产经营：降低关卡税收、保障商路通畅（轻关、易道、通商） ，提供宽松环境，奖励努力耕种（宽农、懋穑） 。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措施都是自上而下实施的行政措施，农、工、商只是政府管理行为的对象， 而不是独立的行为人和相对方。 农、 工、 商之间的相处和交易规则只有一条“劝分”，就是鼓励民间互通有无，互相资助。可见，所谓的“平民社会”，在西周乃至春秋前期还处于休眠状态， 平民的活跃与平民之间的交易规则的产生， 要在整个平民社会“觉醒”之后，才能被国家的法律所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