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山杠爷》是范元执导的剧情片，由李仁堂主演，于1994年上映。

群山环抱中的堆堆坪是个模范村，山杠爷（李仁堂饰）是村里的最高党政领导人，他全心全意为村民办好事，威望极高，深得村民的拥戴。一个雨夜，夯娃的婆娘强英吊死在山杠爷的门前，在平静的堆堆坪激起了波澜。对强英的死，山杠爷虽感意外，但自觉心中无愧，他教育正学法律常识的孙子虎娃：“国有国法，村有村规，如果把一个村看成一个国家，村规就是国法。”一封匿名的群众来信寄到了县检察院。检察院的苏琴来到了堆堆坪。山杠爷吩咐村民全力配合调查，陪同苏琴的乡里的王公安，对山杠爷的人品和作风赞不绝口。苏琴很快就调查清楚了强英的死因：强英因虐待婆婆引起公愤，山杠爷为惩治歪风邪气，当众处罚了她。强英既不服处罚，又不改正，被捆绑游街示众。当晚，脾气倔犟的强英就上了吊。苏琴在调查中对山杠爷有了更深的了解。山杠爷为催在外打工的明喜回家种责任田，命令私拆了他给妻子的信，以证实地址；王禄不按时交公粮，又拒绝受罚，被山杠爷派民兵关押；腊正（董丹军饰）带头反对摊款摊劳力修水库，被山杠爷当众打了耳光，还被停止了党员登记。这些被山杠爷处理过的人不仅不记恨他，反而对他感激不尽，都说山杠爷是为了自己好，为了堆堆坪好。只有好逸恶劳的二利在幸灾乐祸。山杠爷不管人们说什么，他依然故我地为村里的事忙碌。苏琴心里明白：山杠爷大公无私是无可争议的；但毕竟法律是无情的。她百感交集，不得不告诉山杠爷，他触犯了法律。山杠爷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他要去服刑。临走前，他到学校安排好学生过冬的事，又安排了家中的事，夜晚，他又开支部会交待了党支部的工作。山杠爷被带上了手铐，衣着整洁地走出祠堂。所有堆堆坪的人都来为他送行。在一声声“杠爷”的呼喊声中，山杠爷终于忍不住老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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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介绍参考资料

创作背景

1994年3月，峨影厂决定将《被告山杠爷》作为重点片投入生产，将导演一职交给渴求拍片机会多年的范元。范元读完原作和剧本初稿后，虽感剧本尚不成熟，但主要人公的人物形象极具开掘价值，其人生态度深深打动了他。编剧毕必成在完成初稿后不久就去世了，峨影领导将后续改编剧本的任务也交给范元。

剧本改编

由于题材尖锐，编剧毕必成在最初曾想把该片写成喜剧，目的是削弱一点故事的锋芒。峨影的领导则认为作品的锋芒一定要保留，只是要注意分寸处理适当，以社会稳定的大局为前提，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范元接手改编工作后，为了深入农村熟悉人物，耗时两个月，跋涉数千公里，从都市远郊到偏远山区，从富裕乡镇到贫困地区，接触了数十个农村基层干部。他掌握了大量生活素材，也了解到一些乡村干部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甚至违法乱纪的情况。尽管根据这些真实故事也可以拍摄一部揭露黑暗面的影片，但他认为“真实”本身不能代表社会生活的本质，只有既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同时又把握生活主流和时代精神，以恰当的艺术分寸去开掘，引人思考，才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正确理解。特别是原作中的生活原型——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的言行给了他深刻的启示。在范元看来，那位支书的工作方法尽管有许多不正确之处，在其生存的土壤上却是行之有效的，不能简单地以善恶是非来下结论。乡村干部需要改变观念以适应新时代，那将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这才是比揭露黑暗面更大的“真实”。由此，他得出结论，如何在现代法制观念的规范中维护和发扬中华文化中的传统美德，是影片所要揭示的课题，而在进一步完善剧本时，尺度的分寸感也是以此为依据。

影片风格

范元曾面壁十天苦思影片的风格，有人建议往《焦裕禄》的路子上靠或者按国际化类型来制作。但最终他选择了平实的形式，给自己定的原则是尽可能冷静客观地展示人物和事件，力求主观情绪藏而不露，以免情绪太强烈影响看问题的准确性，通过朴实的形式、平常的故事找到一条与观众沟通共鸣的路。

尽管时空交错的结构方式可以弄出很多“彩”来，但是范元认为对题材不合适，所以他没有设计任何技巧，坚持老老实实讲故事，希望农民能不费劲儿地看懂故事和情节。在场面调度、人物空间关系等方面都采取传统方式。

为了还原真实的百姓生活，避免将主观情绪强加给观众，范元在影片中很少用中近景，而多用中全景，镜头尽可能中性，全片只有一个人物特写。同时，场面调度上他有意识地强调舞台感，如拍祠堂里的戏，主机位总是在外面，让观众产生距离，演员调度也极少，经常是一动不动地坐着，企图由此传达某种文化的凝滞不变。

为与影片风格相统一，该片在音乐上也不刻意煽情，乐器只用了笛子、笙、箫和埙，而且音乐的使用更多在于营造氛围而非烘托情绪。为了避免强烈的主观色彩和煽情效果，音乐处理全部在戏的高潮之后，把情绪充分留给演员和镜头。

角色塑造

1994年8月下旬，李仁堂接到《被告山杠爷》的剧本后便连夜看完，剧本的立意和主人公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当时有三个剧组请他做主演，他最终选定了《被告山杠爷》。为了塑造好山杠爷一角，李仁堂特意在紧张的拍摄日程中挤出七天时间到四川陇西峡口村体验生活。在那里，他找到了可以作为“模特儿”的人物——吴文全，熟悉了南方农民的生活习惯、人际关系和穿衣打扮。

分析了自己与角色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之后，李仁堂决定着重解决造型问题。因为他外表善眉善目，体现不出山杠爷那种专横凶狠。小说中对于山杠爷的描写比较简单，李仁堂便参考他所找的“角色模特”吴文全的形象和习惯动作，设计了山杠爷的动作表情，例如走路威风凛凛，听人说话时歪着头向上扬，坐凳上翘二郎腿，挽裤角等等。为了显示人物的“呆直”，他用棉花把上唇垫起从而改变了嘴形。在拍摄期间，他把自己沉浸在角色中，改变身上一切与角色相违的东西，克服自己迟缓的举止，平时坐、立走路都挺直腰板。

该片达到了一定的历史深度和艺术境界。山杠爷这个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是一次艺术发现，它触及了长期存在而又长期被掩盖的历史真实。这个艺术形象是对观众一次有力的思想冲击，观众可以从这个人物身上产生许多联想，也可以找到很多问题的答案。该片对该人物的处理没有简单化，特别是演员李仁堂可以说达到了化入人物生命的境界。对于该片，不可把人物的性格局限于缺乏法制观念上，更不可因此把影片看作是宣传法制观念的作品，它并不局限于此。（中国电影评论家学会名誉会长梅朵评）

该片虽然只写了一个闭塞的小山村，但它和整个中国社会进程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非常尖锐地提出了人治与法治的矛盾，思想有深度。它好就好在是通过情节、人物来提出深刻的问题，特别是塑造了一个很新鲜的人物形象。影片揭示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社会弊端，特别是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沉疴，影片的创作者能从一个具有很多美德的农村基层干部身上挖掘出与现代化相悖的思想意识，这实在是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入思考与发现。但是，影片在强调法制的过程中，对人治却缺乏有力的批判精神。影片在叙事、镜头运用、影像塑造上都很见功力，总体构思也相当完整。李仁堂的表演投入、朴实、生动、很有光彩。（《电影艺术》原主编、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王人殷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