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大化（1851~1935），安徽涡阳人，原淮军幕僚参谋，荐保至道员（相当于专员）。1910年初冬，由江西巡抚调任新疆巡抚。新疆建省以来共有8位巡抚，他是最后一位。终老于天津，享年85岁。

进学入廪后不甘寂寞，于光绪十七年（1891 年）往关东投效。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吴大澄时任吉林巡抚，与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负责吉林勘界事宜，曾派袁大化往伯力、海参崴、双城子等地侦察俄军情况。后到额尔古纳河沿岸勘察漠河金矿，提出采金方法，受李鸿章赏识，委以重任，并为袁大化特捐“同知”衔，派充漠河总办。经营8 年，每年盈余万计，被晋升为二品衔道员，戴花翎。因户部尚书翁同龢与李鸿章政见不合，劾奏袁大化帐目不清，将其撤职。后查无实据，以原官派直隶委用。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末，袁大化请假回涡阳省亲，适逢刘朝栋起义，聚众数千人，先后攻破曹市、龙山、石弓山、丹城、义门等15 个集镇和70 多个圩寨。清政府命徐州总兵刘青熙带兵镇压。袁大化为刘青熙出计，应速战速决。刘青熙依计。袁大化率其警卫队投入战斗。事后，袁大化禀请李鸿章和安徽巡抚筹办粮米豆饼，以资善后。

光绪二十五年，李鸿章任两广总督，袁大化随赴粤省。当时，义和团在北方以“扶清灭洋”相号召。袁大化建议李鸿章保护商教（外商和传教士、教徒），可为将来有转圜之地。光绪二十六年，李鸿章派袁大化暂署清河道，镇压义和团。《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国欲盘踞东北，与匪首林七、田立本等相勾结，以辽阳为巢穴，四处侵扰。袁大化任东边道，设伏尽歼匪叛，与俄酋周旋不屈。

宣统三年（1911 年），袁大化被起用为新疆巡抚。是年，武昌起义，民国建立。新疆革命党人刘先俊，在迪化（乌鲁木齐）组织武装起义。袁大化接叛徒告密，捕杀革命党首领刘先俊等4 人。11 月19 日伊犁宣布独立，杀清将军志锐，拥广福为都督。袁大化悍然不为共和所动，一面派兵进剿，一面向宣统请旨讨伐。与义军相持于果子沟、大河沿、四棵树、精河一带，互有伤亡。12 月25 日，北京诏告清帝宣统逊位，袁大化称病辞职，北京复电慰留。袁大化竟又组织兵力，继续进攻伊犁，在云子庙、黑山、沙泉、塔桥等地与起义部队相峙。北京电令其停战议和，袁大化又以焉耆、库本、轮台三地义军戕害长官为口实，出兵镇压巴里坤回民起义，杀死驻地官员。袁大化又赴哈密督战。嗣后，革命军进攻迪化，袁大化夜半逃遁，离开新疆。在途中寄友人诗中云：“……转瞬山河都改色。”自称：“耿耿丹心照大清，东山空起负苍生，天公不老月常在，惟尔能教黑白明。”

袁大化离新疆后，蛰居天津。民国初年，张勋复辟时，曾授他“议政大臣”之位。当时，已兴学校，袁大化以学校课本是革命党人所编为由，不准孙儿入学，在家另设私塾。

30 年代初，“满洲国”成立，日本关东军遣人邀袁大化去长春，袁大化答道，“一臣不事二主”，拒之。民国24 年（1935年），于天津去世。

从山东来新疆的路上，袁大化同陕甘总督管辖两三省长庚、陕西巡抚恩寿先后晤面，商谈边政事务。对于抵御外国侵略，他们都有一腔爱国抱负；对于严峻的国内形势，似乎都有些懵懂。 当年，一些有识之士，从抵御北方强邻俄国侵略出发，曾经数次提倡修建通往新疆的铁路，这似乎成为一种时髦。袁大化作为新上任的封疆大吏，更有守土之责。1911年夏天，他上了一份奏折，恳请朝廷筹借洋款修通东西铁路，以保西域而固全局，并强调说这是同长庚、恩寿两位督抚商讨之后的意见，用以增强这道奏折的分量。 袁大化在奏折中说：英国正在印度开山修路，旨在觊觎西藏；俄国已经勘测从鄂木斯克到塔什干的铁路线，全线同中俄边界线走向几乎一致，就是为了打新疆的主意。新疆穷荒万里，交通不便，一旦遇有边警，何处着手为是？他认为，外国人开疆拓土都是以铁路为先导，我国为了保全领土、转弱为强，也应该先修陕西、甘肃、新疆三省的铁路。有了这条铁路，移民实边、筹款练兵，都可以操纵自如。困难之处在于线路太长、费用过多，最好从“新政”经费中移缓就急，或者以铁路收益作抵押向美国贷款。他指出：这条铁路日久不修，外国必然会来争夺筑路权，事情就难办了。 从袁大化的奏折来看，西北的三位督抚对世局的看法、对新疆所处的周边环境，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然而，腐败的政治，捉襟见肘的财力，筹借外债又需承诺丧权辱国的苛刻条件，三位督抚似乎都考虑不多；加上因不懂技术而显得过于盲目，纯属纸上谈“路”。筑路之议最终化为空谈，也就是必然的了。 袁大化在僻处西陲的新疆提出筑路奏议时，内地已经爆发了“铁路风潮”。清政府借铁路国有的名义，将已经准许划归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的筑路权强行收回，继而又出让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这一卖国行径激起当地士绅和民众的反对，并迅速发展为保路运动，清政府的镇压更激起大规模反抗和武装起义。对于这样严峻的国内局势，三位督抚大人似乎懵然不知，或许他们还以为大清江山固若金汤呢！

1884年的新疆建省是清末革新边疆行政体制的一项重要举措，但是留下了一点后遗症。这便是设置新疆巡抚之后，没有废除伊犁将军，只是缩小了将军的权限。建省后的第三年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新任伊犁将军色楞额对新疆巡抚的指令抗拒不办，争议闹到朝廷。朝廷的态度起初是明朗的，对色楞额加以训斥，可是随着岁月的推移，朝廷的态度也暧昧起来了，大有旧制回潮的可能。 1905年，长庚第二次任职伊犁将军，朝廷让他提出意见以备决策时参考。长庚还算顾全大局，拖到1910年才建议道：将新疆巡抚改为新疆总督，便于统一全疆事权。陕甘总督升允等人立即奏陈反对意见，认为维持现状为宜，无需更张。巡抚袁大化夹在长庚和升允之间，力图对争论双方作出调和。他说，新疆设不设总督都很为难。不如将巡抚和将军同时废除，仿照东北各省的办法，设立新疆总督，兼管巡抚事务。伊犁、塔城两处保留副都统，归总督节制，这样事权便可统一。至于新疆所属各级文武官员，仍然由陕甘总督辖属，仍然可以联络一气。 袁大化的意见，无异于消除新疆省内将军与巡抚之间的旧矛盾，制造出新疆与陕甘两位总督之间的新矛盾，实属败笔。关于新疆地方行政体制问题的讨论，因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而终止了。 辛亥革命的武装斗争也波及到了边远的新疆，伊犁革命党人领导了武装起义。袁大化派出军队前往镇压。这时，宣统皇帝已经宣布退位，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窃取了民国总统。袁世凯任命袁大化为新疆都督。袁大化不愿意做民国的官，却在1917年的张勋复辟政权里出任内阁大臣，证明他与民主共和思想格格不入，只能是个“封建遗老”。

袁大化卸任之后返回内地，在新疆居官的时间仅有两年，谈不上什么建树。不过他以巡抚的身份主持了新疆通志局的工作，请卸任布政使王树枏出任总纂，集中了一些候补官员和卸任官员，历时两年编成《新疆图志》，计150万字。这部书由于过于仓促粗疏常遭诟病，但它毕竟是清代新疆篇幅最大的一部地方志，在政局变动之前，颇为不易地保存了一批历史资料。袁大化作为兼任的通志局总裁，在提供经费、保障后勤方面也算不无微劳。这部志书权充他留在新疆的一点“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