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女之吻》是2013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曼努埃尔·普伊格。

曼努埃尔·普伊格（1932—1990），阿根廷作家，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赫内拉尔—维列加斯。1951年就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后获罗马电影实验中心提供的奖学金，赴意大利罗马专攻电影导演专业。毕业后曾担任过助理导演，拍摄过几部故事片。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68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丽塔·海沃思的背叛》，旋即为拉丁美洲文坛所注目，被认为是“爆炸”文学后一代作家中的杰出代表。翌年他又发表了另一部长篇小说《红红的小嘴巴》。这两部小说均被改编成广播剧和电视剧，在阿根廷国内广为传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普伊格又次第推出了长篇小说《布宜诺斯艾利斯事件》（1973）、《蜘蛛女之吻》（1976）、《天使的命运》（1979）、《永远诅咒阅读本书的人》（1980）和《恋人的血》（1982）。在搁笔若干年后，作者又于1988年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热带地区的夜幕已经拉开》。此书一问世，便获得读者的好评，被确认为1989年度拉丁美洲读者最喜爱的十大小说之一。

除小说创作外，普伊格还写过剧本。1983年他将长篇小说《蜘蛛女之吻》改篇成电影文学剧本，同年又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村夫之脸》和《地华那的回忆》。

普伊格的作品往往有一个引人入胜、清趣盎然的故事情节。题材从表面看，多属男女情思，实则常常反映一些严肃的耐人寻思的社会问题。人物大多来自社会的中下层。艺术形式多样，尤其擅长运用对话。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某监狱4区第7号牢房里，关押着犯有“腐蚀青少年“罪的同性恋者莫利纳和地下工作者瓦伦第，后者的罪名是“煽动工人罢工，制造事端”。这两个身份不同、性格迥异的犯人同住一囚室，倒也和睦相处。莫利纳自命为女人，装束与性格也仿佛是个女人。他就像女人一样关心体贴同室难友，虽说后者总是对他保持着警惕，怀疑他负有某种特殊的使命。

在那沉闷、漫长，似乎永无尽头的监狱生活中，为了消磨时间，打发日子，莫利纳每晚向瓦伦第讲述他入狱前看过的电影故事。随着莫利纳日复一日的娓娓动听的叙述，他们俩的关系日趋融洽，原来的隔阂渐趋消失。瓦伦第向莫利纳讲述了自己过去的革命经历，道出了对女友（也是革命战友）的无比思念。莫利纳也向难友袒露了自己的心怀——他如何在思念他的男友以及他们如何“相爱”的情景。

一天瓦伦第忽然食物中毒，腹泻不止。为了防止当局乘机对他施用麻醉药，让他在神志失常的情况下说出真话，泄露革命机密，他拒绝就医，结果，肚子拉得越来越严重。全靠莫利纳对他的精心照料，终于使他转危为安。之后，他俩的关系更为密切了。

瓦伦第的身体仍然十分虚弱，但监狱里的伙食十分糟糕，莫利纳非常希望得到有营养的食品以滋补瓦伦第的身体。正在此时，莫利纳被典狱长叫走了，原来政府当局为了从瓦伦第的口中取得线索，以破获地下革命组织，早已绞尽了脑汁，但无论是严刑拷打，还是威迫利诱，均无济于事。这会儿监狱长注意到了莫利纳与瓦伦第之间的良好关系，便想利用前者去软化后者的意志。莫利纳将计就计，借机从典狱长那儿弄到大量的精美食品，带回牢房，与瓦伦第共享。瓦伦第一案当局催迫得越来越急。于是，内务部某处长只好亲自出马。他传唤了莫利纳，先对他施加了一番压力，让他一定要听从政府当局的安排。随后便出乎意料地向他宣布，他立即可以假释出狱了。原来这又是当局的一计，目的是让已成莫逆的这两个难友在叙离情别绪的过程中，使瓦伦第说出一些肺腑之言，从中可以获得一些当局渴望的情报。

临别前一夜，莫利纳拿出母亲给他送来的全部美酒佳肴款待瓦伦第。在吃饭的过程中，莫利纳告诉他，自己己得到了假释。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瓦伦第痛苦不堪。入夜，这一对已一起度过了许多个日日夜夜的难友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们互相安慰着，排解着对方内心的忧伤。他们的两颗心越来越贴近了，最后在难舍难分中两人发生了“性关系”。

莫利纳就要出狱了。瓦伦第自然地想到利用难友出狱的机会与他的革命组织取得联系，起初，一向标榜不问政治的莫利纳表示难以接受难友的这一重托。后经瓦伦第一再坚持，莫利纳终于下定决心，冒死完成难友的嘱托。

当局深知莫利纳出狱必然负有替瓦伦第当联络员的使命。一个组织严密的特务网在密切地监视着莫利纳的一举一动。莫利纳遵照瓦伦第的嘱咐，在出狱的前几天不动声色，以麻痹监视他的特务。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后，莫利纳以为监视已经放松，可以进行活动了。但就在他与瓦伦第的同志们将要接上头的这一霎那，警车突然朝他驶来。在一场混战中莫利纳中弹死去。

瓦伦第又一次遭到了当局的严刑拷打，但莫利纳之死给他造成的心灵的创伤更甚于肉体的痛苦。昏迷中的他似乎看到了一个女人陷进了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中，网从她身体的各个部位展开，像无数股绳索，这就是书名中说的“蜘蛛女”……

小说的大部分篇幅用来记述莫利纳讲的一个个动人的电影故事。第一个电影题为《金钱豹女人》，这是个起源于中世纪的古老传说。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边远山村，男人们都上了前线，村中食品奇缺，人们死于饥馑的越来越多。一天，有一魔鬼来村里向村民们分发食物，他提出一个条件，每发一次食物，村民们一定要交给他一个女人，供他玩乐，村里一个最勇敢的女人站出来自告奋勇愿跟魔鬼走。魔鬼身边站着一只饥肠辘辘、凶狠无比的金钱豹。战事结束后，上前线的男人们均先后回到了村庄，那个勇敢的女人的丈夫也回到家里。当他与妻子接吻时，却被她活活地撕成了碎片。原来她早已变成了一只金钱豹，确切他说，她已变成了金钱豹女人，莫利纳给瓦伦第讲的这个《金钱豹女人》的电影故事便是以这个古老的传说为背景展开的。女主人公伊雷娜便是这样的一个金钱豹女人。她与异性接触仅仅是为了取得对方的保护和同情，而不是性爱。一旦有了两性间的情感的冲动，特别是当她被某一男性搂抱接吻时，便会立即变成凶残的金钱豹，将对方撕烂。若干名男人（其中包括一位给她治病的精神分析医生）均死在她的利爪下。这样的电影故事莫利纳断断续续地讲了五、六个。

曼努埃尔·普伊格以其杰出的小说《蜘蛛女之吻》和其他作品取得的成就，于1986年击败美国著名作家冯尼格和多克托罗，荣获意大利第四届库尔齐奥·马拉巴尔泰文学奖。该奖以意大利著名作家库尔齐奥·马拉巴尔泰（1898—1957）命名，用以奖励有突出文学成就的外国作家，被认为是“意大利版的诺贝尔文学奖”。

《蜘蛛女之吻》出版后，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反响，被译成十余种外国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1985年著名导演赫克特·巴班科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搬上银幕，获得高度评价，美国影星威廉·赫特因出色地表演了片中的同性恋者莫利纳而获1985年度奥斯卡金像奖男演员奖。

同性恋在西方早已司空见惯，几乎已成一大“社会公害”，但在文艺作品中却很少得到反映。正如小说中所说，同性恋者在西方各国政府和民众的眼中比酒徒、赌棍甚至窃贼更遭厌弃。然而，这种现象始终存在，而且有日益发展的趋势。原因何在？除了社会方面的问题外，是不是还有心理、生理等方面的原因？对此，作者抱着严肃的态度进行了探求。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探索，因为作者在书中没有提出任何结论。对像莫利纳这样的具体的同性恋者，普伊格的态度是明朗的：社会不应对他（她）们进行排斥和歧视，就像对待犯有别的方面社会公德错误的人一样。一般说来，他们并非坏人，公众舆论不能对他们不分皂白，一味加以谴责。

和普伊格的其他的小说一样，《蜘蛛女之吻》使用的主要表现手法是对话。开卷伊始，便是莫利纳与瓦伦第的对话——前者在向后者讲述电影故事。那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故事很快就把读者给吸引住了。普伊格原是从事电影编导的、深知如何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每讲到节骨眼上，瓦伦第便开始插科打诨，而莫利纳则趁机卖起关子，就像章回小说一样，来个“且听下回分解”，让读者再接下去看“下一回”。贯穿于全书的这六个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电影故事大多通过这种方式加以叙述。其次，人们可以看到，普伊格通过莫利纳之口讲述出来的这几个电影均有其含义。如果第一个故事《金钱豹女人》反映了莫利纳这个同性恋者的心态的话，那么，小说中出现的第二个关于法国女歌唱家与德国法西斯军官的恋爱故事则从某一角度表明了两位书中人的政治态度——莫利纳对政洽不感兴趣，对这种“爱情”津津乐道，然而作为革命家的瓦伦第则对这种超政治的恋爱十分反感，斥之谓“法西斯宣传”。小说正是通过一个个电影故事的讲述来介绍人物（心理活动、政治态度和生活经历等）推动情节的发展的。

作者除了运用对话这一主要的表现手段外，还巧妙地运用了公文佐证、注释引证和意识流以及倒叙等现代小说常用的手法。

普伊格的意识流运用得颇为得心应手。莫利纳在向瓦伦第讲述《索比女人的回归》这一充满魔幻色彩的影片时，双方的脑海里出现了种种断续的意念：

莫利纳：……这时，船长对她说，千万不能让这种鼓声给欺骗了。有时，鼓声传播的乃是死亡的判决书。（可是，心脏不好，一个有病的老太太……）

瓦伦第：（警察巡逻队，快躲起来……门开了，机枪口，令人窒息的黑血涌到口腔）讲下去，你为什么不讲了？

从上面的这一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括号内的这一部分系人物的内心活动，也就是说，他们一边讲故事，一边还在各想各的心事（莫利纳在想他患有心脏病的者母亲，瓦伦第则在回忆警察捕人的场面），极富立体感。

小说用相当大的篇幅（有时占书页的下半页，有时使用整页）精心选注了国际上颇有名望的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专家（如弗洛伊德）有关同性恋的种种论述。这种注释与小说的正文同步进行，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这一方面体现了作者提出问题的严肃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读者从科学的角度去了解同性恋问题。

小说的后面几章运用了公文佐证法，即部分地或全文摘引了莫利纳与处长的谈话纪要和安全委员会的特务跟踪监视假释后的莫利纳时所写的情况汇报，这不仅使小说的表现手法多样化，而且，使叙述的事情更具真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