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13日，在蛇口招商大厦9层一个普通会议室里举行的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便是这样一起事件。座谈的双方，包括座谈会的组织者事先都没有料到，这个甚至没有太多“正式”意味的座谈会在事后会引起如此巨大反响，通过媒体传播，它在全国掀起一场有关新时期青年思想工作的大讨论，讨论的实质甚至触及意识形态改革层面。海外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和评论，评述着这个座谈会的是与非，并将之视为中国的开放改革律动在思想领域的某种信号。这场座谈会后来被媒体称之为“蛇口风波”。

一个座谈会影响全国 1988年1月13日晚上，在蛇口招商大厦举行了“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与会的李燕杰、曲啸、彭清一等3位专家均为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报告员，会上，蛇口青年就人生价值观念等问题，与专家展开了激烈论战。

座谈会上多次交锋

一位专家在发言中提到，有个别人来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别人创造的财富中捞一把，这就是极少数淘金者，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而蛇口青年认为，“淘金者”赚钱，没有触犯法律，无所谓过错，“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淘金者”并没有什么不好。

有专家认为，“有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这种精神与做法应大力提倡。而蛇口青年则认为在“左”的阴影徘徊下的嬗变不应赞扬，在当时，一些个体户这种举动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示。个体户在赚钱的同时，已经为国家作了贡献。个体户只有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一位蛇口青年还在会上尖锐地提出：“3位老师的思想在蛇口是没有市场的。”这位青年认为，对祖国爱的表达，应当实事求是，而不应当讲虚的、假的、空头的。“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表达对祖国的爱。我们自己劳动了，劳动成果自己享受。”

接着，双方又对如何看待青年人的自主意识发生了争执。彭清一介绍自己的女儿时说：“我的孩子毕业以后考大学，我没有找过门路。她没考上，目前干什么呢？在××招待所当服务员……”一位青年发言说：这是使女儿选择职业的权利受到了父亲的限制。应当让青年发挥主动性，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包括选择自己的职业。

座谈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又围绕着进口小汽车和体制改革问题争论了一番。曲啸在发言中提到，我们国土上跑着那么多外国车，他看着难受。有青年认为，在目前开放的主题下，在全球经济、贸易逐渐趋于一体的形势下，没有一些外国的东西倒是落后的表现。

1988年1月14日，座谈会第二天，李燕杰任所长的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出了一份材料，给人形成该座谈会从头至尾充满了“明显的错误言论”、蛇口青年已经上“邪路”的印象。

2月1日，《蛇口通讯报》以《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为题对这次座谈会作了报道，随后又连发数篇文章，批评3名报告者思想意识僵化。2月12日，《羊城晚报》报道了此事，“蛇口风波”的影响开始由南及北。

1988年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7000字长文《“蛇口风波”答问录》，并就此开辟专栏展开议论。从8月8日起到9月14日该专栏结束，1531件信稿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涌到人民日报社，其中只有17.4%倾向或赞同3位专家观点。自8月中旬到11月中旬，全国几百家报刊纷纷就此发表文章，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改进。

时隔20年，人们仍然乐意在对这起事件的回忆中，咀嚼着它所散发出的变革与发展的意味。邹启明认为，事件蕴含了两方面的意义。单从这个事件的本身来说，它透露出的信息犹如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3位老师当时是青年思想教育方面的权威，他们全国巡回报告，听讲者完全是一种受教育的身份。但在蛇口，他们却受到了青年人挑战。蛇口青年敢于提出意见，与3位权威进行思想碰撞，甚至发生辩论，这在当时甚至现在看来都是非常大胆的。因为当时蛇口青年不像内地青年那样在国营企业或者体制内的单位做事，他们提出质疑，不怕被扣上“落后青年”的帽子，也不怕因此被当成帮教、批判的对象，更不怕因此丢了饭碗。他们的举动有体制上的深层原因。现在想起来，那几个起来与专家们顶撞的青年，从思想谱系上讲，延续了某种“五四”传统，价值重估，勇于敢于挑战陈规戒律。

从更深一层来说，蛇口青年与3位思想教育家的争论，说明双方对生活的理解、对事物的看法乃至人生观、价值观上都有很大的不同，说明以前说教的那一套，在当时已经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冲突。这种矛盾其实在当时的社会里普遍存在，但“蛇口风波”将这一矛盾事件激化了。它引发人们新的思考：在新形势下，青年思想教育工作应该怎么做才更有效，怎样才能让新一代青年听进去？怎样的人生观、价值观才算正确？从某种程度上讲，从那个时代走来的青年们，他们确实需要某种契机，让他们冲破旧的思想藩篱，为未来的生活开辟新的价值支点，事实上，都是在这种背景下的思想突破的触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