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是指为了牟取非法经济利益，故意违反国家发票管理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国家造成损失的行为。

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可以分为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四种违法形式，其主要犯罪手段为：

一是开具“大头小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销货方开具增值税发票时，在存根联、记账联填写较小数额，在发票联、抵扣联上填写较大数额。销货方在纳税时出示记账联，数额较小，销项税额相应减少；购货方以抵扣联抵扣进项税，数额较大，抵扣税额相应增多。销货方和购货方均可通过此种方式偷逃国家税款。

二是“拆本使用”，单联填开发票。销货方把整本发票拆开使用，自己保存的发票存根联和记账联按照商品的实际交易额填写，开给购货方的发票联和抵扣联填写较大数额，从而使购货方达到多抵扣增值税税款的目的。

三是“撕联填开”发票，又称“鸳鸯票”。将增值税发票的记账联、抵扣联、发票联、存根联拆分使用，各联内容不一致。

四是“对开”。即开票方与受票方在无贸易背景的前提下，互相为对方虚开增值税发票，互为开票方和受票方。

五是“环开”。即几家关联单位或个人串通，在无贸易背景的前提下，一个接一个，成环状虚开增值税发票。

六是“代开”。即开票方应第三方要求，按其指定的受票方名称、商品品种、数量、金额等虚开增值税发票。

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核心构成要件为“虚开”，“虚开”的主体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个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有关规定，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税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或者致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实际抵扣税款或者骗取出口退税100万元以上的，属于“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造成国家税款损失50万元以上并且在侦查终结前仍无法追回的，属于“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基本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

第二百零五条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虚开发票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

第二百零五条之一　虚开本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相关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8]2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正确适用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有关规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不再参照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法发〔1996〕30号）第一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二、在新的司法解释颁行前，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0号）第三条的规定执行，即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数额较大”；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数额巨大”。

《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按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解释》限缩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适用范围。突出本罪打击的对象是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的核心功能而进行虚开的行为，将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目的而虚开的行为，排除在本罪打击范围之外，防止轻罪重判，既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也符合党中央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精神。

本罪的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从司法实践看，可分为三类：

1、开票者

此类单位和个人以赚取手续费为目的，向那些并无销售货物和提供劳务的单位或个人非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些开票者有些是依法成立，合法持有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法人单位，有些是仅为骗取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伪造事实和证明，蒙混过关而成立的皮包公司，有些是本身没有专用发票使用权但通过联营等形式成为一般纳税人的经济组织（实践中有些联营体成立的唯一利益基础就是一方拥有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权），有些是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购买了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再行虚开的犯罪分子。在上述第一种合法主体中，大部分是偶然虚开一两次增值税专用发票，有的收取一些手续费，有的是为了送人情，不收费用；而后几种则基本上是经常性的甚至是专业性的，形成惯犯或常业犯，其目的十分明确，即收取手续费，牟取暴利。

2、买票者

此类单位和个人通过以较少的费用买到高额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以抵扣销项税额，从中逃避缴纳大宗税款。这些买票者都是一般纳税人，因为只有一般纳税人才有资格抵扣税款。

3、介绍者

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活动中，买票者是购买发票来抵扣税款，开票者是虚开发票以赚取手续费，但双方并不能够随时随地见面成交以达到各自的目的。于是一些专门为买卖双方牵线搭桥的中介单位和人员也随之出现。他们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人员和地点，一方面拥有天南海北的买主渠道，另一方面又拥有卖主渠道，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犯罪网络。这些人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活动起到了润滑剂和催化剂作用，社会危害性极大。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行为。

首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指开票人为了取得非法所得或者牟取其他私利的目的，在本人没有货物销售或没有提供应税劳务的情况下而开具专用发票，或者即使有货物销售或者提供了应税劳务但开具内容不实的专用发票直接给受票方，用以骗取抵扣税款或出口退税的行为。参照相关的司法解释注，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1、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而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有货物购销或者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其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致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三）责任形式

本罪在主观上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行为人因过失而误开、错开增值税等专用发票的，不构成犯罪。

（一）纳税人通过虚增增值税进项税额逃避应缴税款是否属于本罪

纳税人通过虚增增值税进项税额逃避应缴税款，但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不属于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1、纳税人向受票方纳税人销售了货物，或者提供了增值税应税劳务、应税服务；

2、纳税人向受票方纳税人收取了所销售货物、所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的款项，或者取得了索取销售款项的凭据；

3、纳税人按规定向受票方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内容，与所销售货物、所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相符，且该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纳税人合法取得、并以自己名义开具的。

（二）本罪与骗取出口退税罪的界限

两罪同属危害税收征管秩序的犯罪，在行为的欺骗性、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方面存在共同之处，但是两罪仍有明显的不同：

1、所保护的法益内容不同。本罪侵犯的是发票管理的制度秩序和国家税收征收管理的制度秩序；而后者侵犯的则是国家税收征收管理的制度秩序和公共财产的所有权；

2、在客观要件方面，犯罪手段、方式不同。后者表现为行为人在商品的国内生产、销售环节实施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后罪表现为行为人在商品的出口环节实施假报出口或者其他骗取出口退税款的行为。

（三）（介绍他人型）虚开专用发票罪与教唆犯罪及传授犯罪方法罪的界限

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在拥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或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单位或者个人（即开票方）与需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单位或者个人（即受票方）之间互相介绍、牵线搭桥，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犯罪的行为得以成立。介绍人是中介人，是虚开发票的主体之一，对其应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定罪处罚。教唆虚开是指唆使他人虚开发票的行为，教唆者既不在行为人之间牵线搭桥，也不传授具体犯罪方法，对教唆犯也应认定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并且依法按其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处罚。另外，行为人只传授虚开发票的方法和技巧，而不教唆和实施虚开发票的行为的，应当以传授犯罪方法罪定罪处罚（但单位不能构成此罪）。

（一）基本条款

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二）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

其中，虚开税款数额10万元以上的，属于“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严重情节”：

1、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5万元以上的；

2、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三）虚开税款数额50万元以上的，属于“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1、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30万元以上的；

2、虚开的税款数额接近巨大并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3、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四）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实际抵扣税款或者骗取出口退税100万元以上的，属于“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造成国家税款损失50万元以上并且在侦查终结前仍无法追回的，属于“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基本内容。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分子与骗取税款犯罪分子均应当对虚开的税款数额和实际骗取的国家税款数额承担刑事责任。

犯本罪，在执行罚金、没收财产之前，应当先由税务机关追缴税款和所骗取的税款。

案例名称：孙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案例要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行为结构与数额认定

公诉机关：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孙某。

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

1、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的事实

2014年3至4月份，被告人孙某与李某（另案处理）共谋在重庆市璧山区成立公司，通过虚构公司收购中药材进行加工销售，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收取好处费的方式牟取非法利益。为逃避公安和税务的查处，二人商定借用璧山本地人陈某的名义，在璧山注册成立了重庆吴X公司（以下简称吴X公司），并在重庆璧山区丁家街道石垭九组租下房屋作公司厂房，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是陈某。公司注册成立后在重庆市璧山区税务部门办理了税务登记证，成为一般纳税人，公司经营范围为收购、加工、销售中药材产品。公司聘用熊以桧担任会计，公司实际负责人为李某和孙某。

2014年8月至2015年9月，公司在无实际生产、无实际业务发生的情况下，被告人孙某与李某将公司作为中药材初级产品收购方，利用国家对农业生产者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的税收政策，故意编造向对方第三人收购板蓝根、党参、桔梗、大黄等中药材业务的事实，共虚开重庆市收购业统一发票（2015年9月后为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326份，虚开金额3100万余元，向税务机关实际申报并认证抵扣税款405万余元。

2、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

2014年8月至2015年9月，被告人孙某与李某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以吴X公司的名义分别向山东齐X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齐X公司）、陕西大X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大X公司）、西安普X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普X公司）、四川华X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华X公司）等4家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59份，票面金额15806347.17元，税额2687078.83元，价税合计18493425.71元。其中，向山东齐X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8份，票面金额1789039.46元，税额304136.54元，价税合计2093176元；向陕西大X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90份，票面金额8947393.17元，税额1521056.83元，价税合计金额10468449.71元；向西安普X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4份，票面金额2384615.39元，税额405384.61元，价税合计金额2790000元；向四川华X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7份，票面金额2685299.15元，税额456500.85元，价税合计3141800元。之后上述所开据的15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均被4家单位在当地税务机关抵扣税款，共抵扣税款2687078.83元。案发后，上述四家单位均已将所抵扣税款全部退出。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罪名定性应当依据行为结构展开。对于虚开行为，应当将其理解为一种抽象危险犯的模式设置，并且此种抽象危险的判断标准应当附加以“经济交易流转的正当程序和一般状况”为前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中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当有别于案件的定罪标准，前者可考虑单独以造成国家应收税款的现实损失为标准。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孙某违反国家增值税发票管理规定，伙同他人共谋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从中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借用他人身份信息注册成立公司，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为自己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共虚开重庆市收购业统一发票326份，金额3100万余元，向税务机关申报并认证抵扣税款405万余元；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59份，虚开税额260万余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被告人孙某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过刑罚，对其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孙某到案后如实供述其罪行，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孙某检举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系立功，依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吴X公司缴纳了部分税款，案发后，接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四家受票单位已将抵扣的税款进行了补缴，国家损失已挽回，可对被告人孙某酌情从轻处罚，法院决定对被告人孙某减轻处罚。

璧山区法院依照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孙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20万元，对违法所得18万元继续予以追缴。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也未提出抗诉，判决已生效。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人孙某犯罪行为的定性和犯罪数额认定问题。依据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的罪状设置，该罪名为选择性罪名，亦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用于骗取出口退税罪以及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既可单独适用，也可并合适用。在解决本案的定性问题之前，随之而来的首先应当是行为入罪标准的明确。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将该罪的入罪行为确立为“虚开”，对于行为入罪的评价标准而言，理清虚开增值税发票和其他发票两类发票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能够对整个案件的行为与结果发展进程的特质梳理起到提纲挈领的效果。此外，考虑到本案罪名的选择不同于单一性罪名，后者能够直接依据案件行为的特点，对接刑法文本的特定罪名评价，而后者更侧重行为的包容性和选择性评价的价值抉择问题。针对本案面临着选择性罪名的行为定性的情况，孙某虚开收购业务统一发票的行为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如何认定选择性罪名情况下的单独化罪名和并合化罪名，便成为数额认定问题解决的前提条件之一。

1、罪名的行为结构和入罪标准应当依据抽象危险理解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作为刑法典中的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危害税收征管罪，毋庸置疑，其侵害的客体必然以国家税收的征管秩序为基础。但与此同时，刑事司法必须化解国家税收征管秩序与国家税收利益的侵害危险的关系问题，亦即，危害国家税收征管秩序是否必然威胁到国家税收利益。针对这一问题，学者逐渐展开探讨。复合犯罪客体论者认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必须同时危害国家税收征管制度和国家税收利益，其才具备刑事可罚性，以便从犯罪客体的双重限制方面来对税收犯罪的扩张化进行限制。而单一犯罪客体论者认为，只要实施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的行为就构成犯罪，情节严重与否的评价仅为一种量刑结果评价，并不涉及入罪标准问题的探讨。亦即，税款的流失与被骗的结果程度并非犯罪成立的必要构成要件。对此，笔者认为，基于刑法立法的教义规范，无论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还是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都应当将该选择性罪名的犯罪客体定为一种并合客体，亦即，行为人虚开增值税发票和其他发票行为必须满足危害税收征收行为可能威胁到国家税收利益的犯罪客体。

因而，该罪名的行为结构选择应当是一种抽象危险犯，即虚开行为必须在妨害国家税收秩序的基础之上，同时具备侵犯国家应收税款利益的现实危险。同时，为更好地指引刑事司法对侵犯国家应收税款利益的危险的具体判断，笔者认为，这种抽象危险的判断标准应当附加以经济交易流转的正当程序和一般状况为基本前提。诸如，行为人在无任何实际交易目的的情况下，为对方公司虚开大量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在交易过程前就被对方公司阻断非法牟利之目的，或者发现其实际上并无任何交易能力的客观境况，此处的虚开增值税的行为应当借助市场经济管理的行政法律法规进行评断，而审慎使用刑法予以定性。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或抵扣税款发票，并非能够在正常的经济交易、流转环节进入税收缴纳环节。再如，为扩充公司年度经营业绩，增加交易能力的可信度，甲乙双方公司承诺以互相为对方虚开同等数额的增值税发票，并且在交易完成的后续阶段，双方正常按照规定缴纳税款。该种虽带有欺诈性质的扩充公司业绩的行为并不具备骗取国家税款的故意和现实危险的虚开行为，也并非是该罪名涵射的构成要件范围，虽然该虚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秩序，但发票管理秩序仅为国家税收征管秩序的一种类型，在此基础上，上述行为并无任何侵犯国家应收税款利益的现实危险或风险。

综上可知，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罪的行为结构选择定位为一种抽象危险犯，并对其入罪标准附加经济交易流转的正当程序和一般状况进行判断，不仅可增加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虚开行为的司法预判力，而且是遵循罪刑法定基本原则之司法路径抉择。

2、选择性罪名的定性标准应当依据犯罪客体关联性确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罪作为一种典型的选择性罪名，对该罪名的行为发展进行细致解剖，可以存在两种思维模式。

其一，该选择性罪名中的虚开行为具备手段与目的的并合模式，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本身就是三个不同罪名模式，刑事立法出于立法资源的简洁化考量，将其并合存在。如果结合该案进行解释，则被告人孙某虚开收购发票的目的是抵扣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缴税额，继而向对方第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从中牟取非法利益。因而，案件本身就存在两种犯罪行为：第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第二，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行为。其中，被告人孙某虚开收购发票行为是手段行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并从中牟取非法利益是目的行为。在同一非法牟取国家应收税款利益的犯罪故意下，行为人实施了两个犯罪行为，两行为均已构成犯罪，应当认定为牵连犯，应从一重罪处罚。故孙某的行为虽在不同程度上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两个罪名，但依据特殊的行为关系结构，可以择一重罪定性评价案件行为的整个发展过程。

其二，该选择性罪名中的犯罪各个行为构成要件的并列模式。照此理解，则可以将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解释为一种分列罪名设置。亦即，虽然该罪名为选择性罪名，但该罪名是在同一款法律条文中表述（罪名第一款），这三个选择性罪名在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都相同，唯一不同的仅是犯罪对象有所差异。依据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刑法有关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规定的解释》，刑法规定的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除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具有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的收付款凭证或者完税凭证。因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同为危害税收征管秩序以及侵犯同一国家应收税款利益的行为。在案件行为定性过程中，法官应当依据犯罪客体关联性，以其侵犯的不同对象来选择适用罪名。并且在罪名行为并列模式下，该法条实际上仅存在一个犯罪构成，而非多个犯罪构成。因而，选择性罪名的最终确立，应当结合案件行为的关联性进行确立。该条文中罗列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和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行为以及抵扣税款发票行为，但其并非只能依据法条固定的罪名表述进行案件的罪名定性。针对本案中孙某的虚开行为，案件中与罪名相关联的行为有两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以及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的行为。最终案件依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完成整个案件的定性过程。

相对于第一种并合行为的罪名模式理解，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并列行为的罪名模式解释。主要理由在于：（1）适用牵连犯手段和目的理解过于抽象。何为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需要通过法官的具体实践经验和事实判断进行理解，在这一前提下，对法官对不同事物的精确性理解要求，便成为准确定罪量刑的关键性问题。但是现实情境是：由于缺乏商业经营模式的实践考察，法官较难理解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行为的发展脉络和真正的目的和需求。（2）违背刑事立法的形式和实质逻辑。选择性罪名的逻辑之美在于契合案件行为的实质关联性，依据犯罪客体的关联性来正确选择相应的契合立法行为的形式罪名。（3）最大程度上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采取选择性罪名的并列模式理解，也并不排除只要行为人是针对不同对象实施的多种（个）行为，亦可认定为数罪的基本原理，以此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3、选择性罪名的数额认定应当遵从禁止重复性评价原则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是一种典型的财产犯罪，犯罪数额和犯罪情节两者同为量刑标准。如何理解并确定罪名的犯罪数额，不仅在案件行为的定性问题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在行为程度性的量刑结果评价上起着关键性作用。

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中，犯罪金额指的是虚开税款金额。对于虚开的税款金额，应当避免将同一种类的金额或是同一类法益指向性、关联性的对象进行多次评价，进而背离重复性评价原则。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的行为本身直指国家应收税款利益，因此，案件审理过程中，在虚开税款金额的理解上，必然会存在着虚开的发票形式税款金额与虚开的发票申报并认证抵扣的实质税款金额两种理解。简言之，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其他发票的行为是否实现了抵扣、骗取的现实目的。因而，采取何种犯罪数额标准进行精准量刑，便成为实务界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如果入罪标准达到了犯罪金额，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适用法发〔1996〕30号司法解释数额标准问题的电话回复》中“在新的司法解释制定前，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定罪量刑标准，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规定执行的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标准的50万元、250万元”，仍应当按照第一档法定刑进行定罪量刑或者在法定刑以下对情节轻微的案件进行定罪免刑。

笔者认为，在理清定罪标准和量刑标准之前，有必要细致解读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26条的解释，“虚开的税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或者致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这便意味着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必须采取现实危险进行判断，其中的1万元应当结合国家税款的被骗可能进行实质评价。而对于量刑标准，有异于定罪标准，其应当“采取虚开的税款数额结合国家税款的现实损失”进行适用。因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程度性评价在于受票方为实现逃税目的，将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其应向国家缴纳的增值税，而造成国家应收税款利益的流失。如果在定罪阶段将虚开的发票税款进行评价，在量刑阶段再次进行犯罪数额的结果评价，则明显违背了禁止重复性评价的路径选择。综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的犯罪数额的司法确定，应当以造成国家应收税款的现实损失为正式标准。

结合本案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数额认定，孙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被骗的数额，是四家增值税专用发票受票公司按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59份后实际抵扣的税款2687077.98元来计算的。而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的数额部分认定，孙某以吴X公司名义申报并认证抵扣进项税款4058257.61元，因无真实的货物交易，孙某无纳税义务，未给国家造成损失。孙某在虚开收购发票中，吴X公司共缴纳增值税536435.29元，应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中扣除这笔税款。另外，四家受票单位在侦查终结前已将抵扣的税款2687077.98元补缴到税务部门。

骗税、偷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