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姬》是
郭沫若先生在1959年为北京人艺创作的五幕历史剧,剧情主要描写了距今两千多年前东汉才女蔡文姬的坎坷际遇。郭沫若以磅礴的气势和浪漫的情调在剧中成功地塑造了蔡文姬的形象,同时也重新对曹操给予全新的解释。
郭沫若,1892年生,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现代历史学家、文学家、新诗人。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自此开启了他的新文人生涯,《蔡文姬》是郭沫若创作的最后一出历史话剧,在新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所谓翻案戏不是为曹操翻案的问题,是怎样把蔡文姬,这么一个中国家喻户晓的才女的生平故事装进郭老的灵魂。所以郭老说:‘我就是蔡文姬’。郭老把自己
抗日战争前夕舍去了在日本的妻子和孩子,只身一人跑回祖国参加抗战的经历,和蔡文姬回到汉朝续写《汉书》的两件事情合二为一。所以他就是蔡文姬,蔡文姬就是照着他写的。当时,郭老写这个剧本时是老泪横流,投入了极大的感情。我们今天的演员能够演上郭老当年投入这么大的感情创作的戏真是非常幸福的。
这部剧的(首排)导演焦菊隐先生是北京人艺的总导演。在他的领导下,剧院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形成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独特的话剧实现民族化道路的理想境界。能够做出这样的成绩在国内剧团中是少有的。话剧《蔡文姬》和《茶馆》就是他的两部杰出的代表作品。
《茶馆》已经是闻名世界的作品了,而《蔡文姬》还没有。的确《蔡文姬》出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就郭老的剧本翻译成外文,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把郭老文白杂柔的语言放在舞台上,当作今天的普通话来说,还要说的有文化,这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说演员遇到这样好的剧本和导演是幸福的,希望他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为剧院保留一个好的剧目。为观众贡献一个好的剧目。而自己则通过这部好戏来进一步提高自己舞台表演的艺术水平。
1959年郭沫若创作《蔡文姬》,在
历史唯物主义创作观念的指导下,作者重新思考、认识和评价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从而赋予了“文姬归汉”故事以全新的诠释。全剧的舞台面貌大磅礴、生动感人。
作者在《蔡文姬》序中声明:“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着重歌颂曹操的爱惜人才。”同时,作者在蔡文姬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自己对祖国的深厚感情,把自己的体验融化在剧作中,曾说:蔡文姬“抛儿别女,一心以国事为重”,与他1937年回国时的“别妇抛雏断藕丝”的感情是相通的。1959年5月21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蔡文姬》,导演焦菊隐,
朱琳饰蔡文姬,刁光覃饰曹操,
蓝天野饰董祀,
朱旭饰左贤王。
话剧《蔡文姬》不论从舞台演出的流畅、和谐、完整所体现出来的诗意化和人物的鲜明个性,还是从
舞台美术设计的恢弘场面以及精致漂亮的服装制作中,都可以看到导演焦菊隐先生的“创新”精神,即他为实现话剧民族化而吸收传统戏曲的艺术手法,恰到好处地融入到话剧创作中去的艺术美学追求。
上世纪50、60年代掀起的学习戏曲的热潮,它所面对的仍是“中国话剧要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的课题。戏剧家从理论上认识到话剧学习戏曲不是让话剧像戏曲,而是为了丰富和发展话剧的观念和手法以使其更具民族色彩;认识到话剧学习戏曲不能照搬其外在形式,而应着重把握其美学精神和创造原则;认识到话剧学习戏曲要从表现生活和话剧的特点出发,使戏曲“化”为话剧的东西以加强话剧的艺术表现力。焦菊隐导演的《蔡文姬》和《茶馆》、金山导演的《红色风暴》、
蔡松龄导演的《
红旗谱》等话剧都是成功的创造。焦菊隐在进行话剧民族化的探索中,主张“一戏一格”,每出戏各具特色。在《蔡文姬》中,他将戏曲的程式用来塑造话剧人物,避免了生搬硬套,对戏曲美学的运用,也显得得心应手,使这出戏荡气回肠,诗意盎然。
然而这次探索中也出现了“戏曲化”等偏差,尤其是因为受左倾思潮影响而缺乏对现实表现的现代化意识,因为
闭关锁国而缺少对世界戏剧的广泛借鉴,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又造成这时期话剧艺术创造力的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