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伟，男，汉族，1972年出生，博士，安顺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当过工人，下岗十余年，摆过小摊，蹬过人力三轮车。经过20多年的自学，成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导师为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2015年博士毕业后进入安顺学院图书馆工作。出版有《误字、衍文与用字习惯——出土简帛古书与传世古书校勘的几个专题研究》。

蔡伟1972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读小学的时候练过几年毛笔字，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抱着厚厚的字典啃，这成为他后来喜欢上研究古文字的启蒙教育。中学时代，语文一直是蔡伟最自豪的强项，甚至连语文老师遇到不认识的生僻字，也会向他请教。

上了高中之后，由于偏科导致总成绩不好，蔡伟心情低落，一有空就去锦州市图书馆如饥似渴看书，曾经在一年多的时间看完300多本书。

高考落榜后，蔡伟进入一家胶管厂当工人。三年后，因为厂子效益不好，蔡伟下岗了。之后的岁月，为了养家糊口，蔡伟先后在食堂做过一年馒头，摆过十三、四年地摊，蹬过一年三轮车。摆摊10余年，每天蔡伟推着三轮车蹲在商场门口卖雪糕、饮料和香烟，收入只够糊口，家里连续10多年没交过取暖费，锦州冬天气温低到零下10多度，屋子里和冰窖一样冷，水管常被冻住，睡觉要盖三四层厚棉被，冬夜里常常半夜被冻醒。

日子再艰难，自学一直没中断。新书动辄几百上千，蔡伟只买旧书，同时，每隔两三天，蔡伟就要去图书馆借一堆书回家看；而那些不外借的书，他就整本全部抄下来，这些简陋的手抄本，因为经常翻阅，后来变得越来越薄。摆摊间隙，蔡伟忙里偷闲读书，别人扔掉的废烟盒，他经常捡来抽出锡纸记笔记。多年以后，蔡伟的许多论文著作素材就来自于这些笔记注释。

2009年4月23日，复旦大学经过专家考试和校招生领导小组讨论，把38岁的蔡伟列入了2009年度博士生拟录取名单。导师为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

38岁读博士并不稀罕，稀罕的是蔡伟只有高中学历，下岗十余年―――8个月前，他还在辽宁锦州蹬三轮养家糊口，从未想过，人生最大的转折即将到来。

38岁高中学历，从三轮车夫到复旦大学博士生，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励志故事。足以传颂的“佳话”背后，不仅是一个年轻人对学问的执著，还有一门学科无尽的魅力，一位学者惜才的慧眼，一所大学开放的心胸……

因为“佐子”，他结识了裘锡圭先生

一个高中学历的下岗工人，曾经的三轮车夫，怎么能被复旦破格录取为博士生？他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对记者的问题，作为蔡伟读博主要推荐人的裘锡圭先生没有直接回答，却强调并不主张蔡伟曝光于媒体的聚光灯下，“对蔡伟，还有怎样培养的问题。他要是真的好，以后有学术成果出来，大家自然会知道。”

在学术圈内，裘先生的严谨务实，是出了名的，他和蔡伟的结识，算起来已有十余年。1995年蔡伟还在自学期间，就给裘先生写过信，裘先生回信赞他：“不计功利，刻苦潜修，十分钦佩。”

2008年9月，蔡伟来到上海。2009年，在裘先生的推荐下，已38岁的他，又获得了考博的机会。

2000年起，复旦大学开始实施一项制度：两院院士、杰出教授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可以自主招收博士生。考题由导师自己定，学生可以不参加统考。作为国内知名的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有自主招生的权力。

不过，按规定，报考博士必须具有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力，蔡伟只有高中学历。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最终找到教育部，裘锡圭、李家浩、吴振武3位著名学者联名写了推荐信，连同复旦大学的申请一起报送教育部。

李家浩、吴振武两位教授并不任职于复旦大学，没见过蔡伟本人，但在学术网站上，他们都曾读过蔡伟的文章。

因为被破格录取，蔡伟曾被写进新闻里，后来，他拒绝再接触媒体，为此特意换过手机号。

入学考试是摆在面前的一场大考。蔡伟的英语不过关，还丢了10多年，学校就将英语改为日语。可蔡伟的日语也是零基础，他突击了一段时间，终于过线。

因为自学，蔡伟的知识体系并不系统，他跟着博士班上课，按学校的要求，还要补基础的通识课，修些本科、硕士课程。后来，他的学分修满了，但博士论文迟迟不过关。他要学着去适应学术表达的范式，来来回回地改。他读了6年才博士毕业，算是班上最久的。

读博士，他也是班里最大的，比同学年长近10岁，但档案最薄，资料最少。毕业后，他本想回东北，投了好几所当地的院校，简历都没过——频繁地卡在年龄、第一学历、发表文章里。

半年里，蔡伟一共投出二三十份简历，多在第一环就被淘汰。直到安顺学院招聘，他才定下工作，这是他找的所有工作里离家最远的一个，彼时安顺尚未开通高铁，他从锦州赶来用了两天两夜。

他被安排在学校图书馆的古籍特藏部，编写馆藏古籍书志。在图书馆里，他是学历最高的，也是研究出土文献的。他还教三门课，古代汉语、文字学和书法。

蔡伟研究的领域是“小学”，这是中国古代对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统称。

古代汉语、文字学和书法

1997年1月，裘先生在《文物》上发表文章《〈神乌赋〉初探》，文中提及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篇目《神乌赋》，其中的“佐子”不明其意。蔡伟写信告知“佐子”应读为“嗟子”，亦即“嗟”，是叹词。后来裘先生就在1998年第三期《文物》上，发表了《“佐子”应读为“嗟子”》，称蔡伟“其言甚为有理”。

2003年之后，蔡伟在国学网上陆续发了一些文章，“他写东西不多，很谨慎，难得的是，能把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看。”裘先生说，蔡伟一些想法很有见地，“比如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中有一句‘莫之其亘’，‘亘’通常认作‘恒’，从词义上讲不太好理解，蔡伟提出，楚简中常把‘极’写成‘亘’，有终极的意思。对我很有启发。”

“我曾建议蔡伟考研究生，他说，英语基础太差，怕是考不取。大概2006年后，我感觉蔡伟有些沉寂，后来听说他为了生计，蹬三轮去了，读书时间少很多。我当时就想，如果蔡伟因为环境不好，就这么放弃了，实在太可惜。老实说，现在搞古文字的，很多名义上是教授了，实际上没有他这个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裘先生告诉记者。

“古文字这门学问，没十几二十年坐冷板凳的功夫是不行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说，蔡伟没有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很多最新出土的文献也没机会读到，但自学了大量传世典籍，许多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蔡伟心无旁骛，对古书的文字、句法及古人用语习惯都烂熟于心，甚至比许多专业研究者更熟悉，他较常人更容易融入到古代的语言环境中，对于古人的行为和想法更能够感同身受，时间久了，对古书有了触类旁通的能力。”

国学网上，他的网名叫“抱小”

能力是一方面，也许更打动裘先生的，是蔡伟对古代典籍和古文字学的真心热爱。

蔡伟在国学网上的网名叫“抱小”，有“志向小学”之意。“小学”，为中国古代对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统称，后来章太炎将其易名为“语言文字之学”。“小学”作为专门的学问，可以追溯到秦汉之际，只是当代大多数人可能对其很陌生。裘先生告诉记者：“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大多从古书中来，但古书有流传下来的，也有散佚的，还有被后世篡改的。要了解历史的全部，还需要不断地发现和修正，比如近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里边有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读懂这些文献，搞清楚真正的古代是怎样的，我们的思想、习惯和生活根源又在哪里，古文字研究是基础。”

此层意义蔡伟并未深思，他出身普通，父母都是工人，对古代典籍的热爱，出于天生的兴趣。他自幼热爱书法，学生时代迷上了唐诗宋词，高二时在《文史》上偶然看到裘先生的一篇论文，从此被传统“小学”吸引。

蔡伟给记者看他抄写的《方言》和《尔雅》这两本典籍。发黄的纸页，褪了色的钢笔字迹，扉页上的时间显示是1993年，那时蔡伟已经高中毕业两年。他高中时严重偏科，除了语文，其它科目的成绩一塌糊涂，最终没能考上大学，而是进了一家胶管厂当工人。“在锦州，这些书只有图书馆有，复印费对我来说太贵了，只能抄下来。”蔡伟说。

1994年，胶管厂效益不好，蔡伟下岗了，在一家商场门口摆了个小摊。对物质生活，蔡伟没有野心，挣的钱只图个温饱，他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看书。“家里人不懂我在读什么，也不干涉，反正不花钱。”蔡伟说，父母和妻子都是普通人，没求他飞黄腾达，“只是偶尔觉得很孤独，周围没人能跟你交流。”

《误字、衍文与用字习惯——出土简帛古书与传世古书校勘的几个专题研究》，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9年。

2018年7月14至15日，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办的先秦两汉讹字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近春园宾馆举行。蔡伟老师受邀参加，并提交了题为《先秦秦汉古书校字九则》的会议论文。

“2009年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荣获2009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2021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读书人物”，2022年荣获全国“十大阅读影响力人物”特别奖。2021年度“贵州十大阅读影响力人物”特别奖。

蔡伟不讲究外表，唯独执着于买书，每年购入的新书差不多几百本。离开复旦大学前往安顺学院时，他打包运出80多箱藏书，花了4000多元——快赶上后来1个月的工资。

书柜里那套《四部丛刊》一共21本，购于上海。那一回，他花了500多元，骑着自行车驮回学校，还引来一群人围观。有同学打趣他买贵了，他却觉得值——这套书陪了他10年。

蔡伟仍不富裕。他把家里一整面墙打成书柜，买来能两面放书的书架，再加张一米长的书桌。

学术之外，他的生活很简单，逛市场、刷短视频，或是练练毛笔字。自行车骑久了，他会腿疼，这是之前蹬车落下的老毛病。

裘锡圭在1997年第1期的《文物》上发表过《〈神乌赋〉初探》，提及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篇目《神乌赋》，其中的“佐子”不明其意。蔡伟写信表示，“佐子”疑读为“嗟子”，即“嗟”，是叹词。后来，裘锡圭同意了他的看法，还在1998年第三期《文物》上发表了文章。

2007年，妻子生病，为挣更多的钱，蔡伟开始蹬三轮，“多的时候一天能挣30来块，比摆摊强，看书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他写信给北大的年轻学者董珊说。董珊把这事告诉了自己的老师刘钊教授，恰好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要与中华书局、湖南省博物馆联合编纂《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在和裘先生商量后，中心决定临时聘请蔡伟。这是一份根据前人观点进行修正、完善的工作。蔡伟一张张翻阅竹简照片，写下注释。古文字本就难认，多数还模模糊糊，平均下来，一列的30个字里，要重新解释的将近一半，一天才能完成一支竹简。进组一年，他的能力有目共睹，几位教授想让蔡伟读博。

“只有对学术产生影响，在古文字学界能有深入的研究并发表独立客观观点的人，才是最神圣的。”蔡伟曾这样表示，“做学问，不就是要经得住长时间的埋头嘛，名利是致命伤。”

2019年，蔡伟的专著《误字、衍文与用字习惯》出版，有网友评价，“作者未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在学理和论证上的精密性自是不可奢求”“整体系统性欠佳”，但也有很多夸奖：“有切实贡献和具体文献解读，且颇具启发性”“真正的善读古书者，那些只靠剪刀和浆糊搞古书校读汇编的先生看完可能会手心出汗吧”。

裘锡圭：“不计功利，刻苦潜修，十分钦佩。”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董珊：“在学术界，不缺擅于总结方法的人，但蔡伟能实打实地做研究。”蔡伟是那种利落干脆的人，一两句话解决一个问题，不用多说，一看就对，“这种本事差不多是对古书了如指掌的老先生才能做到”。

“古代典籍本来就冷僻偏窄，既然不为大众熟知，也没必要总是让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