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筑英为了追随他敬慕的王大珩教授，从杭州来到长春。他刻苦学习，才华横溢，掌握了五门外语，成为我国著名的中年光学专家。他为人正直，工作勤勤恳恳，出国时他带回了精密仪器，亲自押运，搬运。对于国内各地来向他请教的人，他有求必应。他一直想加入党组织，但是由于15岁那年父亲被打成了“反革命”，他一次次被党组织拒之门外。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蒋筑英患上了多种疾病，在他43岁到成都出差时，不幸病逝。他的妻子路长琴带着一双儿女来到成都，送他最后一程。而他被关了28年冤狱的父亲再见到儿子时，却只见到一坛骨灰。人们点起了一根根红烛，送别蒋筑英。
1986年，编剧王兴东看了《光明日报》上介绍长春光机研究所副研究员蒋筑英事迹的文章后，感动得潸然泪下，产生了把这个人物搬上银幕的创作冲动，但当时报告文学、电视剧、广播剧的作者蜂拥而上，他一时未能涉足。8年后，正当蒋筑英的事迹渐渐沉寂之时，改革开放对科技人才的需求却越来越突出。这时的王兴东对于中年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苦恼也有了更多感受和理解，他重读蒋筑英的故事，又一次燃起创作激情。他的想法得到了长影、长春光机所、吉林省领导的支持。
为了创作剧本，王东兴到蒋筑英生前的工作过的光机所深入生活，却发现自己对于蒋筑英从事的科研工作一窍不通。于是，他决定从挖掘人物的性格入手，在长春、北京、杭州、成都等地采访了60多位和蒋筑英生活和工作过的人。
通过蒋筑英的老师、同事、亲人的描述，王兴东再度感受到了蒋筑英的人格魅力。在收集了二十余万字的材料后，他发现自己又面临着一个难题：蒋筑英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动人的故事很多，却难以找到一个能构成影片的核心事件。经过再次深入生活、反复采访，王东兴终于找到了剧本的主线——以路长琴赴成都“护理蒋筑英”的悬念为线，以蒋筑英的夫妻情、父子情、师生情、同志情、儿女性为点构筑全片。在创作剧本前，他先把蒋筑英的一段段故事讲给普通群众听，从听众的反应中摸准“情结”，然后制成卡片，整理成提纲，写出初稿，再征求意见，推翻重写，经几次反复修改，才最后定型。
该片没有从仰视的角度去拍一个“典型式”人物，也没有刻意去捕捉蒋筑英的感人事迹、高风亮节。在通常意义上应该激跃出火花，应该高潮叠起，应该酣畅淋漓浓墨泻染的时候，导演却采用了平缓的节奏处理，使观众的感情舒张应合着画面的律动，而思想却放飞到一个更广褒的空间。（《电影评介》评）
该片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调动电影艺术手段，集中全力、浓墨重彩地塑造了蒋筑英这样一个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英雄形象，因而拨动了广大观众的心弦，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原《求是》杂志副总编荀春荣评）
该片之所以如此动人，因为它的镜头主要对准银幕主人公的感情生活，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一代知识分子崇高而美好的精神世界。它从宽慰悲哀入手反而把悲哀推到了极致，对于悲情契机及总体把握是成功的。奚美娟在片中把女主人公集柔弱与刚强于一体的人格力量表达得真实准确、撼人心魄。（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编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首届理事
陈适存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