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秋斯（1899.7-1969.12），原名董绍明，早期用笔名求是、求实等。河北静海人。曾就读与南开大学，后转燕京大学哲学系。1926年毕业后任教于广州协和大学。北伐战争时主编《血路》月刊宣传北伐。北伐失败后去上海。在沪期间，曾为鲁迅和史沫特莱充当翻译。参加“左联”工作，主编《世界月刊》、《国际》评论月刊，介绍马列主义，翻译了列宁的《卡尔·马克思》、拉法格的《忆马克思》等重要文章。后收入《卡尔·马克思——人·思想家·革命者》一书。还翻译出版了苏联小说《士敏土》。上海“孤岛”时期翻译了一些西方短篇小说，发表在《中国周报》等报刊上。抗战后任职于《民主》周刊，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宣传和平主张。全国解放后历任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席、“民进”中央宣传部长等职。曾主编《翻译》月刊、《翻译通报》、《译文》等杂志。他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战争与和平》出版多次，影响很大。

董秋斯是静海刘祥庄人，生于1899年6月14日。原名董绍明，号景天，字秋士。1920年毕业于南开中学，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是静海自有新式学堂以来第一位大学毕业生。

在燕大期间，曾一度和革命烈士刘谦初合编《燕大周刊》，发表过不少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先于文理科半工半读，后就读于哲学系。董秋斯读燕京大学时，对革命文学感兴趣，在鲁迅先生的影响下，走上翻译道路。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董秋斯和刘谦初已成为燕大学生运动的负责人。转年，董秋斯参加了三·一八爱国运动，随同燕大学生队伍一起去政府请愿，遭到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压。

1926年，董秋斯和同班同学且为富商女儿的蔡咏裳结婚。暑期，董秋斯应聘到广州协和神学院教书，夫妻俩一同离开北平南下。当时的广州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已成为全国革命的策源地，正到处弥漫着革命气氛。这年10月，刘谦初等约董秋斯夫妇共同发起成立了文学团体——倾盖社，创办《倾盖》周刊。同年12月，董秋斯夫妇辞去教职，并约刘谦初等一起离穗，到武汉加入北伐军第十一军政治部做宣传工作。

1927年2月，十一军政治部决定创办理论刊物《血路》周刊，董秋斯任主编，刘谦初兼任副主编。同时创办了专为战士阅读的《壁报》，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同年，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董秋斯透过这一场场血雨腥风更加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之路。

于是，董秋斯不顾身染肺病且已吐血的危重病况，仍旧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他拼命阅读当时所能见到的国外文学作品，从中汲取继续革命的力量，以便用另一种方式为党为革命做贡献。他秉承真挚、朴实、全心全意做人的品格与翻译态度，本着“拿来主义”“洋为中用”的原则，选择和译介外国优秀文学作品，为革命输送“精神食粮”。

董秋斯翻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苏联作家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这部书生动地反映了苏联从内战结束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时期的许多重要问题。自1928年起，他在妻子蔡咏裳的协助下，历时两年完成译著。鲁迅给予这部译著很高评价，认为马列主义的书籍和苏联文学作品的介绍与翻译，好比偷运军火给起义的奴隶或像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类那么重要。董秋斯不仅与鲁迅先生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他之后的许多革命行为也得到了鲁迅从物质到精神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1930年，董秋斯参加了“左联”和“社联”的发起工作。在白色恐怖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他通过当时在上海的挚友张采真的推荐，带病主编了《世界月刊》《大道》《国际》三种刊物，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其中，《世界月刊》刊登的《田中奏折》，是董秋斯最先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公布于中国读者的。后来，董秋斯与美国记者、作家、社会活动家史沫特莱相识，并陪同她拜见鲁迅先生，进而三人间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谊。转年，经史沫特莱介绍，并征得中共地下组织同意，董秋斯夫妇参加了第三国际东方局的工作，被派往广东执行任务。任务完成后，董秋斯肺病进一步恶化，便被调往上海边工作、边治疗。

1934年，董秋斯在北平协和医院接受了德国医生实验性胸廓成型术，被截去八根肋骨。手术后，他一面强忍着妻子蔡咏裳另有新欢的心痛，一面拖着右肺完全压缩、肺活量不到正常人一半的病体，继续用笔做刀枪，不断追求真理，辛勤耕耘。

1935年至1937年在北京香山疗养时期，董秋斯的体力只要稍一恢复，就开始拼命地读书、学习，还为病友们主编定期刊物，由病友们撰稿，护士们传递，大家相互学习切磋、宣传革命真理。从1938年起，他开始着手翻译被列宁誉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的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对这部130万字的巨著，董秋斯逐字逐句地进行咀嚼、消化，以其扎实的功底和顽强的毅力，全部依据英文转译成汉语。1949年出版了上半部，到1958年才全部完成这项宏伟工程。其间，董秋斯还翻译了苏联作家列昂诺夫的长篇小说《索溪》。当年，这部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影响和鼓舞了无数热血青年越过敌人的道道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

1939年，董秋斯完成了在香港的任务，考虑其身体状况，组织同意其正式退出东方局。同年秋，他只身重返上海后，立即投入到宣传马列主义的工作中。1940年，董秋斯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出于职业掩护和解决重组家庭生计的需要，他在上海广泛参与译介世界名著、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等重要文学活动。在上海的十一年间，他带病翻译了列宁的《卡尔.马克思》、拉马格的《忆马克思》、李卜克内西的《星期日在荒原上的遨游》和《马克思与孩子》；翻译了英国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美国爱尔文·斯通的《马背上的水手》、美国斯坦培克的《相持》和《红马驱》，以及美国加德维尔的《烟草路》和《跪在上升的太阳下》等名著。为此，他和他的家人遭到日本宪兵的严密搜查和拷问。面对凶恶的敌人，董秋斯咬紧牙关，始终没有吐露党组织的点滴秘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党决定创办《翻译》月刊，董秋斯任主编。随后，在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他被推选为主席。

1950年春夏之交，董秋斯奉调进京。4月，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央理事兼宣传部部长。之后，他在出版总署翻译局主编《翻译通报》，并先后参与了由茅盾主编的《译文》(后改名《世界文学》)的编审工作。工作之余，他还翻译了英国多丽丝·莱辛的《高原的牛》、波兰亨利克·显克微支的《灯塔看守人》等一些中短篇佳作。

1953 年初，董秋斯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创办的月刊《译文》（1959 年更名为《世界文学》）的副主编。

1964 年，《世界文学》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董秋斯随之入社科院工作。

董秋斯生来秉性耿直，刚正不阿，对党、对同志始终如一，毫无怨言。他坚决支持许广平为保护鲁迅书信手稿而作的斗争，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捍卫真理。即使在身不由己的境遇下也要履行承诺，不忘烈士临终重托，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照顾烈士的遗属.....1969年12月31日，董秋斯辞世。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为董秋斯平反昭雪。4月12日，组织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高度评价其一生，“董秋斯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民主革命时期，他始终坚持革命，积极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努力做好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他立场坚定，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他的一生保持了坚韧不拔的学习精神和实事求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党的好党员、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