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慧(1918年～1979年2月24日)，原名董奉然，祖籍广东，出生于香港。父亲董仲伟是道亨银行创办人，爱国银行家，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贡献。董慧于香港中学毕业后考进北京大学，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8年到延安入读马列主义学院，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派到中央社会部工作，当时潘汉年任副部长。1939年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到香港工作，其稍后也调到香港。组织上考虑到其父亲是银行家，其可取得合法身份周旋于香港上流社会，把电台秘密设置其家中。1943年调回解放区工作。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后，与潘汉年同调到东北，随后奉命辗转北京、南京、香港、南洋、上海等地，仍负责机关电台的情报工作。

董慧，原名董奉然，祖籍广东，1918年出生于香港一个爱国的实业家家庭，父亲董仲维是香港总商会会长、道亨银行董事长。她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千金小姐。如果不是成长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特殊时期，董慧应该过着养尊处优、荣华富贵的生活，顺风顺水地度过令人羡慕的青春岁月。

但是，董慧恰恰成长在民族危难的特殊年代，她选择了舍弃优渥生活，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道路。这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董家在香港是望门大族，生活条件富庶优越，自不待言。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家族怀有深厚的家国情怀，注重中华传统文化对子女的教育熏陶和传承发扬，尤其注重爱国向上，这种情怀直接表现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

董仲维认为，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教育制度有明显的殖民教育痕迹，不利于子女学习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于是，董慧从小就被送去广州求学，中学阶段进入了受中共地下党组织影响的广州培道中学。求学期间，董慧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追求进步，向往革命。

1937年初夏，董慧在父母的支持下，从香港北上北平报考大学。此时，恰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七七事变”爆发后，董慧随流亡学生一起到了西安，并考上了西北联合大学。该校由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等大学合并而成。

在西安，董慧在抗日爱国热情的激励下，主动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要求报考延安的革命学校。经考核录取后，毅然转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于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又转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在延安，她系统接受了革命理论的教育熏陶，更坚定了献身革命的理想信念。

1939年夏天，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社会部，统一领导国统区的隐蔽战线工作，扩大党的隐蔽战线力量，更好地开展对敌斗争。为此，中央社会部举办了隐蔽战线干部训练班，专门培训派往国统区的干部。董慧因特殊的家庭背景，也被入选其中。从此，董慧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这时，她遇到了影响她一生的人：潘汉年。

1938年10月，潘汉年应邀到延安干部训练班作报告，讲授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历史。在黄土高坡上简陋的教室里，董慧第一次见到了潘汉年。当时，潘汉年才三十出头，但俨然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战士，因丰富的阅历而显得格外成熟稳重。短短几天讲课，董慧了解了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历史，那么曲折艰难、惊心动魄，对潘汉年的敬慕崇拜之情油然而生。董慧还了解到潘汉年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在上海的革命生涯：

学生时代的潘汉年，深受五四进步思潮影响，17岁便离开家乡，到上海投身进步文化运动。1924年，潘汉年进入中华书局工作，这是中共地下党活动的重要场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经介绍，潘汉年加入了由郭沫若、成仿吾领导的进步文化团体“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如他自己所说，当时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非常辛苦，但想“为我们的后起者谋一点幸福”。在此期间，潘汉年和他人一起创办了《A11》《幻洲》《战线》等进步杂志，揭露社会黑暗，鼓励广大读者“跟着时代前进”，活跃在上海的文化战线。1929年6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年仅23岁的潘汉年被任命为第一任书记，在周恩来、李立三和李富春等领导下，直接参与上海各进步文化团体的组建工作。 1930年3月，中国第一个左翼文化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潘汉年为此殚精竭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左联”成立后，他担任第一任党团书记。更重要的是，他和文化战线的党员一起做了大量卓有成效工作，努力消除和鲁迅的思想隔阂，建立革命友谊，得到鲁迅的鼎力相助，高擎起左翼文化大旗，对实现左翼进步文化力量的大团结，推动进步文化运动从上海向全国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31年夏天，因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党中央和许多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危在旦夕。这时，潘汉年临危受命，被周恩来召唤到党的隐蔽战线，参与中央特科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此后，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大无畏的精神，与国民党特务机构斗智斗勇，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出生入死，屡建功勋。陈云曾高度评价说，当时，潘汉年在中央特科不是一般的干部，是实际负责人。1933年5月，潘汉年在极其恶劣艰难的政治环境下，以惊人的毅力和胆魄，细致周全地安排护送许多党中央领导同志，从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潘汉年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南北转战，特别是在上海、香港等地，与国民党反动政权、汪伪集团，乃至日本在华特务机构机智勇敢斗争，屡建奇功。

潘汉年传奇经历，深深地印刻在董慧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1939年，党的隐蔽战线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党中央根据当时形势发展需要，决定进一步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在上海和香港地区的隐蔽战线领导工作。鉴于潘汉年在这方面的卓越领导才能，决定派他返回上海，统筹领导南方地区的隐蔽战线工作。考虑到潘汉年肩负的重要使命，党组织决定给他配备一名机要工作者，董慧成了最佳人选。董慧有配合潘汉年的天时地利：她显赫的家庭背景，可以提供特别的安全保障，她父亲开办的银行，是最佳的职业掩护；她信仰坚定、工作细致，是忠诚可靠的地下党员。

这一机缘巧合，使董慧与潘汉年自然走近，在共同的革命事业中萌发真挚情感。 对董慧而言，潘汉年是思想上的引领者，工作上的领导者，生活中的良师益友，情感上的依赖者。而在潘汉年看来，董慧是政治上的追随者，工作上的得力助手，生活中的红颜知己。董慧的清新脱俗、美丽优雅也深深吸引着潘汉年。

在上海、香港地区工作期间，董慧工作的道亨银行，成为地下党的联络点。党组织的重要情报，经董慧上情下达、下情上报；潘汉年与其他党内同志、社会各界人士的交往，大都由董慧周全安排；党组织所需要的经费，由董慧经办处理，连董慧的家，也成为潘汉年开展工作的重要场所。共同的理想，把董慧和潘汉年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俩的感情也因此逐渐增温。斗转星移，日积月累。董慧与潘汉年，历经八年风雨岁月，从相知到相恋，情感与日俱增。后来，潘汉年解除了由父母包办、名存实亡的婚姻，在1947年与董慧喜结连理，成为一对情投意合的红色情侣。

志同道合、互敬互爱，常人难以企及，董慧与潘汉年却堪称圆满。他们的情感，萌发建立在白色恐怖时期，又在人生的壮年和暮年延续升华。潘汉年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智慧和杰出贡献，受到党中央的赏识。1949年，党中央曾内定，请他出任中国第一任驻英国大使，后因接管上海的重任更为迫切，让他改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为建设新上海再立新功。董慧也随潘汉年到上海，在市委统战部任职。

1955年春夏，潘汉年陷入一场政治风暴，从此蒙冤长达27年。患难见真情。在漫长的困境中，董慧无怨无悔，跟随潘汉年辗转北京秦城监狱，团河劳改农场，直至湖南洣江茶场。潘汉年病故后，董慧谢绝亲友们让她回港生活的邀请，坚持留在大陆，直到去世。炽情挚爱，感人至深。潘汉年对董慧一往情深，曾赋诗多首，其中“患难相遇共相倚，恩爱情深亦太痴”两句最为真切，浓缩了这对红色情侣的情感密码，给他们自己，也给后人留下美好的遐想。

“文化大革命”期间，潘汉年加判无期徒刑转到秦城监狱关押，其再度随夫生活，一次上厕所时摔一胶，骨折没条件医治成跛脚。1975年潘汉年出狱，其回过上海一次。不久潘汉年被投到湖南沫江农场劳动改造，其随后而至。1977年元旦前后，潘汉年病情急剧恶化，4月不治去世。其仍留在沫江农场，1979年2月24日因高血压脑出血在农场去世。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对潘汉年的一生作出高度评价。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其夫妇的骨灰移送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廖承志等人到北京火车站迎接骨灰并在贵宾室内为其夫妇举行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