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6年《葡萄牙民法典》采纳总则以及五编制的体例可见，在20世纪中后期推动该国民法更新换代的主要动力是德国民法学的广泛传播。然而，民法典表面上的德国化却没有彻底地洗涤在葡萄牙具有数百年根基的理性自然法基因，也无法使葡萄牙法律人拒绝向语言和习惯上更为接近的“拉丁兄弟”靠拢，更无法抹去卢济塔尼亚人对自身身份和法律文化的认同。因此，在总则与“物债区分”的外表下，《葡萄牙民法典》的实质内容更接近于法国民法或意大利民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其意思主义的所有权转移制度、源自法国和意大利民法的预约合同制度、传承自《塞亚布拉法典》甚至更远古的《律令》的占有制度、风格保守且极具南欧色彩的亲属和继承制度，等等。
总括而言，1966年的《葡萄牙民法典》可以被视为德意志法系与拉丁法系结合的一次大胆的尝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认为是当时立法者踌躇于创新与传统之间的一个折中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葡萄牙民法典》的影响不仅仅限于葡萄牙本土，还波及世界各地的一些葡语国家以及我国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现行的《澳门民法典》就是继受1966年的《葡萄牙民法典》而来的。
唐晓晴，澳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澳门大学法学院高级法律研究所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