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Coming of Age in Samoa: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Primitive Youth for Western Civilisation》）是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创作的文化人类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28年。在该书中，米德应用跨文化比较方法，对当时社会心理学界关于青春期的流行看法提出批评，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为选择目的而实行的教育。

米德研究了50位生活于萨摩亚的少女的生活和心理状态，通过与美国的青春期少女的比较之后发现，萨摩亚少女并没有出现美国少女所存在的心理上的动荡和不安，而是轻松愉快地度过了青春期，她认为导致两地青春期少女不同适应效果的原因是这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米德进一步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萨摩亚社会的随和性，与美国社会相比，萨摩亚社会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社会，不会提供太多的选择，因此也就不会面临太多的心理和社会压力。

米德在巴纳德学院读书时，就开始与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一起做研究。博厄斯极力反对种族决定论，米德对此很感兴趣，认为对其他社会的全面研究可以有助于人们了解自己的文化。在博厄斯的指导下，米德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1924年，米德在参加完一个国际人类学会后，决定一写完博士论文就去东波利尼西亚的土木土群岛调查那里的文化变迁。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博厄斯希望她去美国印第安部落中研究青春期问题。师徒俩商议的结果是双方都作了妥协，博厄斯同意米德去波利尼西亚，但必须选择一个至少每月有船往返的岛；而米德也放弃了研究文化变迁的初衷，同意去研究青春期问题。这就促成了米德的萨摩亚之旅。

1925年，24岁的玛格丽特·米德带着照相机、打字机，只身远赴南太平洋上的美属萨摩亚小岛，展开田野调查。在那里她染上了疟疾，而且还要面对没有医生、遭遇危险也不能被救助的可能。为了观察萨摩亚青春期的孩子，米德开始学习多种当地的语言。在与萨摩亚村民共同生活数月后，她有了一个重大发现：萨摩亚的年轻人能够毫无困难地从孩童阶段过渡到成人阶段，并未经历过美国青少年的青春逆反期。由此她出版了《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一书。

米德发现，萨摩亚人对任何事都采取一种随意的态度，而且对任何事物都不带有很高的期望，因此也就没有太大的心理压力。米德认为，萨摩亚社会和美国社会相比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社会，这个社会并不会提供太多的选择，而美国社会的选择包括宗教、道德、群体、婚姻、职业等方面内容，每一种选择又面临着多种答案，而且这些答案可能还是互相矛盾的，因此，美国的青少年在不同的选择面前就会面临太多的心理和社会压力。例如，美国儿童上学期间就可能会想自己以后从事何种职业，而进入青春期的姑娘可能还要考虑选择对象。所以，进入青春期的少女在心理上出现焦虑之情是很正常的。但萨摩亚少女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通常不用考虑这么多的问题，所以不会出现太大的心理波动。米德指出，美国少女青春期的心理问题是美国社会所特有的，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生理性问题，因此不具有普遍性。米德没有直接地去研究变幻不定的文化和生物学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着意于将萨摩亚社会当做一个反面例子向世人展示。

米德认为，在萨摩亚的土著居民中，基督教的作用不大。社会对宗教信仰很不重视，基督教只是作为复杂而受喜爱的萨摩亚传统文化中“一种愉快的令人满意的社会礼仪”而被接受的。她还在报告中说，“两性间的爱恋是一种轻松愉快的舞蹈。”米德认为萨摩亚女孩由于“没有宗教信仰的忧虑”，“没有与父母的冲突”，“没有因性困惑”而产生的郁郁不乐，她们的心灵的发展是“顺利的，毫无麻烦的，毫无困难的”，她们“毫无痛苦地……几乎不知不觉地”便慢慢长大了。青春期的危机和困难不是由先天因素而是由后天因素决定的。

米德指出，教育是为选择的目的而进行的，必须把所有的教育努力用于培养孩子以适应他们所面临的选择。家庭里的教育比学校中的甚至更加重要。教育不是为某一社会制度做特殊辩护，不是为形成一种抵挡所有外来影响的特殊心灵习性而作的孤注一掷的努力，必须是为应付那些真正的影响而做的准备。这样的教育必须比以前更多地关心心理和体质上的卫生。能够睿智地选择的孩子们必须在心理和身体方面都是健康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孩子将来需要一个开放的头脑，家庭必须停止以伦理或宗教信仰为理由表示爱憎。必须教孩子们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由于旧的错误消失很慢，所以应该培养他们学会容忍。在未被偏见所牵制，未太早为某伦理准则所困扰时，他们必须在面临的选择之前目光敏锐。现在正处于变迁的时代，拥有许多准则，而且人们认为只有一种准则才是正确的。每个群体都深信其事业的正义，并用这种正义武装自己，而同时又对下一代造成损害。然而，当人们认识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类都采用许许多多方式来解决生活问题时，终有一天对单一的准则就会发生怀疑。当没有一个团体为它的习俗寻找伦理上的认可，每一个团体仅欢迎那些在气质上适合其成员的习俗时，人们才会实现个人选择和一个多元文化普遍宽容的最高目的。米德认为，萨摩亚人仅知道一种生活方式，并将其教付于子孙，而拥有多种生活方式知识的美国人，更应该让子孙在众多的方式中自由选择。

《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一书的出版在文化人类学界引起了轰动，被人类学界认为是人类学著作中的一颗明珠。该书的贡献有两个，第一个是继续了文化人类学领域中的“文化与人格”的研究，并把这种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第二个是开创了人类学的另一种研究方式，即以问题为导向的人类学研究模式。这种研究方法在当代人类学界中被广泛地应用。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美国女文化人类学家。心理分析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年学习心理学，后转为人类学。曾师从博厄斯。192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美国人类学会会长、应用人类学协会会长、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哥伦比亚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会主任等。长期从事以野蛮社会为对象的野外调查，主要研究区域为南太平洋地区。米德把心理学观点引入人类学，侧重研究了幼儿期育儿方式、青春期、社会文化与个性、性别与气质等问题。她在研究中习惯于把心理因素与文化因素相联系，对“文化与人格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曾积极参与“国民性研究”计划。主要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1928）、《在新几内亚成长》（1930）、《三个野蛮社会的性与气质》（1935）、《男性与女性》（1949）、《老年人的新生活》（1956）、《代沟》（197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