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是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前约一个月，由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等青年经济工作者组织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会议在湖州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简称”莫干山会议“。

1984年9月3日－9月1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前约一个月），在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了由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等青年经济工作者组织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简称”莫干山会议“。

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城市改革，而改革一进入城市，分歧和矛盾就出现了，高度的改革共识也就终结了，莫干山会议赶上了改革氛围最好的时代的尾巴。

莫干山会议主要是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十二届三中全会提供智力支持。

《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

浙江经济研究中心

朱嘉明，33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经济师。

黄江南，34岁，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助理研究员。他们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第一届硕士，此时，刚参加完社科院举办的第一次博士招生考试。

张钢，35岁，《经济学周报》负责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联络人。

刘佑成，34岁，浙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正式代表：124人

正式代表是由会议筹备组根据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挑选出来的；除通过论文入选的代表以外，还有一部分是发起、组织、筹备会议的中青年学者和少数当时已经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囊括了高校、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政府所属事业性研究机构、党政机关干部、企业界和新闻界等。

非正式代表

经济圈内专家、会务组和记者组等，实际上共有183人（徐景安回忆是170人）

领导小组，由各发起单位的领导人组成，不负责会议的运作，基本也不参与会议任何决定；

大会秘书组，负责会议的组织、议题、讨论、简报，最后报告及各项决定等，张钢任秘书长，成员有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王岐山、王小鲁、周其仁、刘佑成。后来秘书组会议又增加李湘鲁、金观涛，以及各会议分组的部分组长如杨沐、高梁等人。

新闻组，由发起新闻单位各出一人组成，中青报经济部主任陆薇薇任组长；

会务组，由《经济学周报》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负责，组长是张连城和蒋晓玲；

学术组，组长和副组长是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成员为各会议分组组长。

政界：马宾、王岐山、马凯、周小川、郭树清、楼继伟、李剑阁、中宣部理论局局长贾春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娄建、外经贸部研究室田力维，计委经济研究所赵明；

学界：张维迎、周其仁、华生、高梁等。

报界：《经济日报》副总编辑丁望、《世界经济导报》副总编辑朱杏清、《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辑崔维德、《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社长白若冰、《红旗》杂志编辑陈晓梅

其他：孔丹、陈一咨、陈元、肖捷、吴晓灵、刘克崮、陈锡文、许善达、鲁昕、阎卡林、李罗力、常修泽等

部分名单待补充

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

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

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

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

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

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

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发表了一条新闻，标题为《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

经过两个月的认真审阅和选拔，至1984年8月中旬会议敲定正式代表名单。正式代表共计124人。其中囊括了高校、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政府所属事业性研究机构、党政机关干部、企业界和新闻界等。

开会前，张钢和刘佑成在浙江省委的会议室向省委省政府领导报告了会议的目的及准备情况，获得支持，确定了会议的时间与地点。为保障会议顺利进行，实行了一级保卫、食品检验等各项安全措施。会后，秘书组又向浙江省常委做了汇报。

价格改革双轨制的讨论

一派主张小步快调（代表人物有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一派主张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代表人物是当时还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的张维迎），还有一派在综合前两种观点的基础上主张放调结合（代表人物有华生、高梁等）。

会议期间，省长薛驹及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上山看望了与会代表，并看望因劳累过度胃出血卧床的张钢。

会后，与会者照了一张合影，一共183人。除了前排中间20个座位留给出席会议的领导和会议的主要人员外，其余座位没有做特别安排。

另有一张很多人在山路台阶上的合影，因为天凉和生病，许多人纷纷套上炊事员的白制服，形象颇为滑稽。

会议选了几位代表向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做了汇报。

1984年9月20日，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

1984年10月10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以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

挖掘人才

总理赵紫阳见‘四君子’（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是第一次老青对话 （那次嘉明去安徽开改革会要做报告，没有参加会见）。这次会后，有了第二次老青对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也找了他们。会后，很多人进入了政府体改部门，比如田源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从西北来的年纪最小的参会者张维迎只有24岁，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最后半年，这年12月，他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会后，还有一批人去江西参加价格改革试点工作。

解放思想

茅于轼：莫干山会议的标志是想解放

影响决策层

体改委组织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随后成立的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各地青年经济学会，都是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各省“中青年”对于体制改革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介入。

各地政府开始愿意吸纳青年学者的意见，鼓励年轻人冒头。河南省政府组织河南省经济咨询团，省长刘杰任团长，副省长何竹康任副团长，邀请莫干山会议中的一些骨干人员成为他们的咨询顾问，于1985年4月在政协礼堂举行聘请仪式，近百位青年经济学家济济一堂，开创了省一级领导和青年经济学家直接沟通对话、直接形成地区发展战略的先河。

政策研究

经济研究和政策研究结合起来，确立了青年是政策研究的主力军。过去，其实没有政策研究，所谓政策研究室是大秘书班子，没有独立研究，负责给领导写文件和发言稿。从这次会上可以看到，青年人根据实际情况研究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从那时起，政府开始注重政策研究了。”

报告及论文

莫干山会议结束，由徐景安、朱嘉明、黄江南组织，蒋跃、刘瑜等参与撰写了七份专题报告上报：

之一：《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徐景安执笔）

之二：《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

之三：《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

之四：《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

之五：《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之六：《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

之七：《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

2014年9月下旬《经济日报》辟专版《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刊登了会议的部分论文，比如：

《自负盈亏与企业扩权》（天津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郭振英）

《谈谈技术的梯度推移规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研室郭凡生）

《计划管理中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吴克）

《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常修泽）

《沿海开放地带的战略地位》（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夏禹龙、谭大骏、陈平、蔡乃中）

《引进外资引力何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陆丁、《世界经济导报》张一宁）

《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清华大学周小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楼继伟、李剑阁）

《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西北大学经济系张维迎）

《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陈德尊）

莫干山会议是经济改革思想史上的开创性事件，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脱颖而出，“中青年”成为社会广泛认可的改革时代的新名词。

新鲜会风

会上没有宣读论文、交换资料、泛泛议论，而是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分若干专题，把探讨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

会议开得热火朝天，有时火药味儿十足。从白天到夜里，讨论、争论不休。人们精神亢奋，专注，高强度，不休息，会议结束时，竟有一大半人都生了病。

中青年

莫干山会议之后，“中青年”成为了被社会广泛承认的改革时代新名词。在《经济研究》编辑部工作也是参会者的乔桐封说：“‘中青年’很快就成了气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经济研究》就是从那以后开始刊登青年人的文章。”

第七届

2024年9月18日至20日，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的第七届莫干山会议在湖州市德清县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会议期间，有关专家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主题作主旨演讲，浙江省、市、县、镇、村五级有关单位作交流发言，现场举行了“博爱牵手·百名专家联百企”签约仪式，总投资102亿元的20个项目集中签约。与会人员还前往湖州部分区县考察乡村振兴实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