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楚文化的故乡，她以丰厚的文化积淀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秉承“筚路蓝缕”的精神，将文化薪火相传。斗转星移，岁月如梭，一大批新时代的文化名人如一颗颗璀璨夺目的新星，映照楚天。“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北素有重教兴学，育才树人的优良传统。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云集，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镇”。

荆楚社科名家是湖北省委、省政府对在人文社科领域取得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所赋予的荣誉称号。是湖北省社会科学界的最高学术荣誉。2010年11月16日，湖北省社会科学工作大会首次命名表彰了首批“荆楚社科名家”，全省共评出“名家”13人，其中12人是高校教授，武大最多，有6人入选。

据了解，首批“荆楚社科名家”由湖北各高校及科研单位自行申报，经过资格审查、专家评审及无记名投票，经过多个环节最终确定。评选“社科名家”时参照五项标准进行，即：是某一学科的创立者或做出重大贡献者，在学界具有广泛影响，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其成果为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成果为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做出了贡献。

章开沅，1926年7月生，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曾任华中师大校长，现任该校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在辛亥革命史、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领域都有开创性学术贡献，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每天早上4点起床，作研究到8点……85岁的章开沅仍保持着这样的习惯。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的《百年锐于千载：辛亥革命百年反思》演讲中，他激情结语：“我很珍惜我的晚年，我要呐喊到底！”

章开沅与辛亥革命史的结缘还得从一次外事活动说起。“1954年，我正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本来，我的科研涉猎较广泛，对太平天国尤感兴趣。”章开沅介绍，那一年，前民主德国贝喜发博士专程来汉搜集辛亥革命史料。接待并陪同他时，章开沅不由想：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前来搜集辛亥革命史料，而就在首义之地从事历史教学的自己，为何对辛亥革命史漠不关心呢？从此，他走进辛亥革命历史研究领域。

1961年10月，在章开沅的倡议下，第一个全国性纪念辛亥革命的会议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汉成功举办。

上世纪70年代，国内还没有一部关于辛亥革命史的通论性大型学术专著，章开沅于是着手组织编撰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1981年，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正式出版，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极高评价，被称为经典之作。

许多熟悉章开沅的人都知道他对自己的比喻：“自己的一生好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的确，章开沅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培养了被称为“章门弟子”的一大批辛亥革命研究者，始终站在辛亥革命研究第一线……

郭道扬教授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申报书。他的新课题《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计划完成一部百万字的中国会计通史，以填补该领域的研究空白。

中国自古以来，会计一科有史无书。由于封建社会重农轻商，将计数与会计视为末等，正史鲜有记载。

写会计史一字一句，如同沙里淘金。为了找寻更多的线索和材料，他成为全国图书馆、博物馆及档案馆的常客，《中国通史》、《二十四史》等历史书籍和古代典籍是必不可少的案头资料。他还另辟蹊径，开创了一条从陶土刻记、甲骨文、金文、简牍等考古成果中寻找会计史料的新路。只要有关最新考古成果的书籍出版，他便会马上买回家研究。

30多年来，郭道扬教授把冷板凳坐热，收获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

他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会计史教科书《会计发展史纲》，并为全国30多所院系培养了会计史师资，开创国内会计史教学之先河。

他的320万字《会计史研究》已出版前3卷，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唯一能找到的一种中文版本会计书籍。

他开拓国内外会计学研究的新领域，创新研究了一系列具有前沿性意义的问题，如环境会计、人类会计思想起源、会计控制论等……

周骏，男，1928年出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我国著名金融学家，我省首届荆楚社科名家之一。长期从事金融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货币政策与金融调控研究会主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湖北省金融学会副会长等职。

曾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二次全国高等院校金融类优秀教材一等奖、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财政部优秀教材二等奖、全国高等学校金融类优秀教材二等奖、全国优秀教材奖、湖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湖北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四届中国图书二等奖、第二届全国财政系统大中专优秀教材荣誉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财政部系统优秀教师、湖北省优秀教师。 共出版个人专著4部、教材7本、发表论文60余篇，主编、参编论文集、教材等共13本。

鲁迅曾经说过，所谓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存在毁灭给人看。若用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来考察和评价经济学家张培刚漫长而坎坷的一生，则会对20世纪中国历史中，个人与时代、人性与政治之间的交错、拉扯，甚至相互磨灭，有着更加深刻的体会。这位早年就展现出非凡才华的经济学家的去世，在中国各大媒介以及互联网，引发了诸多国人无尽的哀思与反思。张门弟子、已故经济学家董辅礽的比喻常为世人引用：“张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

巴曙松是张培刚的得意弟子，称从恩师那收益颇多。他在《阅读的历程》如此描述其学术成长之路：“撇开其他的因素，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几本专业领域的书，还都是就读学校的一些老师的著作，印象最深的当然要数张培刚教授的成名作《农业与工业化》，刚刚考上研究生的那个暑假，我把这本经典著作反复阅读，以至对于注脚都十分熟悉……这本书对我的影响之大，以至于我现在的论文写作语气都带有浓厚的《农业与工业化》的风格，刚刚开始发表文章的时候，也刻意模仿张培刚教授在书中不厌其烦的注解。沿着张培刚教授的研究脉络，我开始顺藤摸瓜去阅读那些奠定他思想基础的著作……”巴曙松在张培刚去世后的第一时间在微博连发10条讯息，并说“悲痛莫名，提笔不知所云”。传统中国注重师道尊严，所谓天地君亲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张培刚与弟子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知识的传播，而更延伸到对人生意义的探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是张培刚的弟子，跟随他攻读硕士学位。获知老师逝世的消息，李佐军推掉5个重要会议，凌晨4时起床，6时50分就在机场搭乘最早一班飞机赶去悼念自己的恩师。作为学生，李佐军坦言感受最深的是张培刚的学术精神，“老师为人正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他也面临很多诱惑，比如说一些名誉上的、行政上的安排，但是他只专心做学问，坚持自己独立的观点。而且他对待学术十分严谨，写文章时，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精雕细琢，他写的很多文章都会在重点文字下面加着重号，这已经成为了他著作的风格。”

张先生的学术精神影响所及，并不限于及门弟子，而是春风化雨嘉惠后学。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常常津津乐道于其旁听张培刚讲学的“历史情景”：“我是他讲座的旁听生。1980年张老先生在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开设的系列讲座上，为学界作外国经济学说的启蒙。讲座地点在北京大学办公楼二层礼堂，拜北大‘开放课堂’传统之福，我很容易就‘蹭’进了张培刚的讲堂。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出版张先生1949年在哈佛得奖的论文。听众中的多数人应该跟我一样，对先生大有‘来历’毫不知情。不过听他操着浓重的湖北乡音讲解外国经济学说，实在很有味道。他讲解清楚，神情生动，语言幽默。他对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的知识，知之广博，又融会贯通。尤其讲到农村经济，他在理性的叙述中透着感情，对我们有很强的吸引力。”

张培刚的学术视野与学术态度，如果要追根溯源，应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武汉大学，以及1940年代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求学岁月。在大师离去之际，世人纵览其星光璀璨而转瞬即逝的漫长一生，会发现张培刚的人生轨迹可以明显地切割为早年辉煌、中年惨淡、晚年荣耀的变奏曲。

早年出身湖北黄安寒门的张培刚自小成绩突出，1934年以全院第一的成绩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即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村经济研究工作。在随后的6年时间中，除分别应千家驹和竺可桢之邀在广西大学和因战乱迁至广西的浙江大学短期任教外，他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走遍了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数个省份的乡镇和农村，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相继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食粮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中国粮食经济》4部著作，发表了40多篇农村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张培刚的经济学从一开始就不是“权贵市场经济学”，而是立足乡土中国的接地气的经济学，不管是出身乡村，还是大学毕业后的这份与乡村经济密不可分的研究工作，都为张培刚此后在哈佛的崭露头角甚至大放光芒奠定了一份独特的平民主义的精神底色。这是贯穿张培刚学术生命的一根主线。张培刚生前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访谈时曾动情地叙述其学术生命的心灵动机：“我总是心里有他们，还是有他们。农田耕作的艰苦我亲自尝到过，怎么把它现代化、改进，那就是我心目中，总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农业后头还要加一个工业化，主要就是农业国如何工业化。”

1941年以全国第一的成绩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后，换乘了飞机、轮船、火车，张培刚辗转到达美国麻省康桥的哈佛大学求学。一开始，他所学的并不是经济学，因为最初考取的是“工商管理”学科。但张培刚的志向所在并不是仅可以使一人致富的工商管理，而是真正经世济民的经济学。“我当时心中经常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仍然是：像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工业化，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

为此，3个学期后，他转入了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经济系。在那里，有着美国经济学界盛极一时的阵容：既有熊彼特、张伯伦、布莱克这样成名已久的大家；又有着刚刚崭露头角，日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里昂惕夫、萨缪尔森。通晓5门外语的张培刚在这里写成了20万字的博士论文、发展经济学奠基之作《农业与工业化》，获得哈佛大学1946年至1947年的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这一论著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日后成为了西方很多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指定参考书。借此张培刚创造了一个华人在美国的学术传奇：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最高奖——威尔士论文奖的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亚洲国家中唯一一个获得此奖的学者。那年张培刚32岁，当年与他同获该奖的是另外一个重磅级人物萨缪尔森。

哈佛时期的张培刚并非是只会读书的书呆子。晚年在夕阳西下时窝在华中科大招待所的沙发里，面对来访者张培刚这样追忆自己在康桥的青春岁月：“每逢星期日，我花2角钱坐地铁，到波士顿城市音乐厅，买得5角钱的学生优待票，坐进音乐厅的楼上听巴赫、贝多芬等古典音乐。”有时候他会“花几角钱吃一顿简易快餐”。直到他90多岁高龄，仍然喜欢每周到麦当劳吃一个麦香鱼汉堡。

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谭崇台对哈佛时期的张培刚有过一段颇为传奇的描述：他1944年冬天到了哈佛，遇到一位风度翩翩的胡博士，得知谭崇台来自武汉大学，胡博士立马问：“那你们可知道张培刚？他在这里很有名气。”事后谭崇台得知，胡博士就是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谭崇台比张培刚小7岁，后来他的妹妹谭慧成为张培刚的妻子。

1946年，张培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时，老师张伯伦邀请他在哈佛任教。一心想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张培刚，还是决定回国，应武汉大学邀请担任武大经济系主任。1948年，张培刚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担任顾问，是委员会中位居第四的高级官员，但他却认为这份美差只是个闲职。为迎接新中国诞生，在解放前夕，张培刚舍弃了每月600美元的高薪，从曼谷再次回到武大。他两次接到哈佛大学来信，要他速到哈佛执教。他一一回信，婉言谢绝。对于张培刚这一代留学生来说，中国的富强、独立和现代化是人生追求的首要目标，而个体的人生价值只有放置在这一个大目标之内才能获得意义的证明。

然而，正当他准备施展自己的抱负时，历史却无情地和他开了个玩笑。张培刚的人生从一个高点，被时代大潮猝不及防地卷入低谷。1952年院系调整，中南行政委员会决定在武汉建立华中工学院(后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而武汉大学经济系等文科专业则停止了招生，张培刚被任命为华中工学院第三校建设规划办公室主任。在此后长达数年的时间内，作为发展经济学之父的张培刚完全脱离了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干着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关的校园规划设计和基建工作，整天与沙石砖瓦打交道，几乎一天到晚都在工地上，也因此劳累成疾得了肺病，还出现肝硬化。1953年，张培刚与小他17岁的谭慧在工地工棚里结了婚。他们两人是在刚解放时认识的，正是张培刚对新中国的热情、执著吸引了谭慧。

谭慧至今仍记得与张培刚初次相逢并为之动情的情境：“第一次见到他，那时刚刚解放，感觉这个人思想很进步，他总是告诉我们共产党是好的，我们国家是非常有希望的，你看这个形势怎么怎么好，当时成天都是一片歌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扭秧歌、打腰鼓，大家都是跳集体舞，都是热火朝天的，也感觉到这个国家是生气蓬勃很有希望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执著的人，而且回国了他应该干一些工作的，但是始终他就没有这个机会，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应该支持他。”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时，张培刚在自我反省中说自己搞基建是不务正业，希望回到教学研究岗位上去，学校于是让他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自此以后当了近10年的政治课老师。实际上，这段时间他还经常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在湖北省红安县建苏公社，村里的老人至今仍记得，这位戴着眼镜有点知识的农民常常推着400斤左右的粪车，白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则在水塘边的大枫树下教农民识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张培刚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受大肆批斗、抄家，他在哈佛大学当排字工赚钱买来的大量外文书籍和重要的文献资料也因此被毁了。

“文革”时期，因为在博士论文中的一句话——“战争是促进经济的一项原因”，张培刚被罗织了战争贩子的罪名，受到迫害。1970年代，与张培刚同获威尔士奖的萨缪尔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随后，刘易斯在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基础之上写下的论文，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此时的张培刚，履历上只有短短的10个字：“在劳动中是积极肯干的。”往事哪堪回首？！张培刚在他最具有学术创造力的30年，却被强制在一个最不需要知识原创性的岗位上劳动，甚至还得经受不断的怀疑、审讯与羞辱，甚至身体暴力。在这样颠沛流离四顾茫然的生命历程中，张培刚只能以一种隐忍的人生哲学维系着生命。

晚年张培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起这一段被强迫荒废的大好时光，仍旧在半坡斜阳满目苍凉中唏嘘不已：“我回国的时候抱着一切好的我都不要，抱着回来受苦的（想法），那时候心里不快活，国家这个样子，将来怎么样，前途茫茫，我以为那个时候正当受苦，中国穷、国家有难，我回来共赴国难，没有想到让我单独去搞建校。让建校一方面是觉得我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是马列主义，没有用。另外呢，觉得我这个人还比较老实可靠，不会贪污。”经济学家张五常听说了这段历史大发感慨：大才何止小用，浪费了一个顶级人才。

“文革”结束后，张培刚在乱世危局中得以保存的学术生命，才开出一朵迟来的奇葩。20世纪80年代初，他把在抽屉下面藏了30年的博士论文英文手稿译成了中文，埋没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与工业化》终于开始得到国人的认识。经济学家胡鞍钢定期要给政府部门编写国情报告，在文章中就经常引用张培刚的理论。他评价说，张培刚的理论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了铺垫。

那时已将近70岁的张培刚又重新回到在哈佛求学时的状态。没有星期天，没有寒暑假，每天仅睡四五个小时，凌晨两三点才上床。他说：“我现在深深地感到时间不够用，只有拼命干，把一天当两天用。”这也是当时一大批幸存下来的老一辈学者的共同心志，他们总想在有限的晚年将被荒废了的青春找回来，将学术之薪火重新延续起来。他们的赤子之心，虽然在共和国的“冲天红焰”中屡遭焚烧，他们的爱国之情，也备受嘲弄，可对祖国的深情浓意却从未完全断灭。

重返阔别了近30年的经济学界，张培刚不顾年迈体弱，在华工这所工科院校开始了艰难的拓荒之旅，先后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位，并总结出版了《新发展经济学》。1998年，张培刚申请了20年的博士点终于批了下来，他以85岁高龄成为中国最年长的博导。在他的门下早年成长起一大批知名的经济学者，如董辅礽、李京文、何炼成、曾启贤、万典武等；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又有徐滇庆、张燕生、张军扩、巴曙松、李佐军等著名学者。

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钱纳里来华讲学时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张培刚也是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系统传播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他是第一批给国家领导人主讲“外国经济学”的专家，并与厉以宁合写了《宏观与微观经济学》，最早把西方经济学介绍到中国。

张培刚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2006年以他名字命名的首届张培刚奖颁奖论坛，何炼成、林毅夫、史晋川等名家获奖，在华中科技大学一号楼学术报告厅内，许多扬名已久的经济学家自发起立以长达一分钟的掌声向张培刚表达敬意。

“这就是他，一个做事特别认真执著的人，同时也是个朴质的人。”与张培刚相携相守57年的谭慧总结说，要概括张老为人的话，那就是——“一个执著、奋进、坦然而又乐观诙谐的知识分子”。而张培刚自己总结的人生观似乎也在告诉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要像孔子所言，成为一个有所为亦有所不为的君子：“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以全看透，须有所作为。”

祖延教授生前编纂了一批重要辞书。1975年，他担任《汉语大字典》副主编时，已有53岁。1994年，他已是古稀老人，出任《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的主编。近30年间，他一直在与癌症和多种疾病抗争，但直到耄耋之年，仍在为祖国的辞书事业倾注心血。

然而，朱祖延教授已无法亲眼看到《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的出版。

担任《语言文字典》执行主编的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宗福邦告诉记者，其中的《音韵分典》已经完工，正在付排，即将出版；《文字分典》亦在排校，将在《音韵分典》出版不久后面世；《训诂分典》部分内容还在编写之中。“从1994年至今，《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编纂工作已进行17年。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学风浮躁现象时有出现。要坐下来、静下心，十几年从事一项工作，需要有理想、有抱负，经得住诱惑。”宗福邦教授说，朱先生一直是大家的一面旗帜。《语言文字典》行将完成，他生前贯注了大量心血，我们应该永远记住。

8月底，记者曾到湖北大学朱祖延教授家中拜访。老先生行动已经很不方便，仍热情地接待了记者，谈兴甚浓。

当时，朱老还牵挂着《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的编纂工作。他忧心地对记者说：“我们那代人把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当做不朽事业来做。古籍整理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需要长期积累。如果没有奉献和投入的精神，指望搞些‘短期速成’的项目，就做不了这样的事业。”

湖北是成为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山间盆地”，还是形成四极辐射的腹地经济中心？早在1987年，时任省社科院院长的著名经济学家夏振坤便提出了“中部崛起”的构想。

24年后谈及此事，84岁的夏老笑声朗朗：“不要把花环挂在我头上。我主要研究城市化、现代化和农业问题，并没有对中部崛起战略做什么贡献。”

尽管如此谦虚，夏老认为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还是有几件值得欣慰的事，如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在发展经济学领域，较早提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发展；几次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强调要重视农业问题。

夏老曾担任省委财经领导小组顾问，卸任后也密切关注着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每有谈及，如数家珍。他笑言：“湖北的这本账我还是很清楚的。”

夏老家里到处都是书籍，书房里还有20多个分门别类的文件夹：中国发展、三峡问题、中部崛起、改革、收入分配、后工业社会……即使年事已高，他也一直没有停止追求学术的脚步，70岁时还学会了电脑打字。2005年出版新著《时代潮流中的中国现代化》，全书25万字都是自己在电脑上一字一句敲出来的。

夏老又在研究一个“大问题”：改革开放怎样走出一番新天地。将来取得成果后，他并不想出版。他说：“名和利都是身外之物。我只打算印一二十本，送给能传承自己学术思想的弟子。”

华中师范大学邢福义教授是活跃在语言学前沿领域50余载、硕果累累的开拓者和耕耘者，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语言学研究领域的一面旗帜。他治学严谨，重视学风建设，倡导并恪守“人品第一，学问第二；文品第一，文章第二”的为人和治学理念，对于年轻人来说，堪称楷模。

将西方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位学者，撰写的《发展经济学》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此学科的专著，首次提出“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他就是被称为中国发展经济学鼻祖的谭崇台。

这位在中国经济学领域的标志性人物，那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渊博学识，精湛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淡泊名利、虚怀若谷的道德人格，诲人不倦、奖掖后学的大家风范，令人敬仰、崇敬和爱戴。专访中，记者深深感受到他经济思想之精湛深厚、治学之认真严谨、为人之谦和风趣。老人一再说：“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做得很不够，深感不安。”

从四川乐山到武汉珞珈山

“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1947年底，谭崇台满怀报国激情，谢绝师友们的挽留，毅然自美国启程回国。在途中，他陷入了回忆之中……

1939年，谭崇台考取了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时值抗日战争正酣，武大被搬到四川乐山。在那里，谭崇台总听到高年级的同学回忆武大校园的美景，美丽的珞珈山、俊秀的东湖。当时的他对珞珈山始终有一种向往之情，曾在诗中写道：“东湖碧波梦，珞珈翠微心。国破山河在，何年到汉荆。”当时，谭崇台的国文老师叶圣陶先生在诗后批了这样一句话：“爱国爱校之心深也。”

谭崇台说，那时候，自己本可以被保送至西南联合大学的，可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因素未能如愿。于是，后来考试时就直接选择了武汉大学。他戏称自己是怀着一种报复心理走进武汉大学的。“当时武大内迁到四川乐山，教学条件相当艰苦。我们的宿舍就是一个当铺的库房，又黑又暗，而且非常潮湿。一天三顿全靠‘八宝饭’来维持生活，这‘八宝饭’就是掺有杂粮、沙子的米饭。”谭崇台仿佛又回到了那段艰难的求学岁月。

谭崇台清楚地记得叶圣陶先生“每两周都会给我们布置一篇作文，我们把作文上交之后，他都会一篇一篇仔细地阅读，每个学生上交的作文本都会留下他用红笔修改过的痕迹。叶圣陶先生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在我以后的从教生涯中时常会想起他在灯下为我们批改作文的情形，不断地激励我保持一种认真的治学态度”。

毕业时，学校把他们一批没有着落的学生统派到资源委员会。不久，谭崇台被派到湖南一个厂当会计，随后又被介绍到直接税局工作。谭崇台对这样的安排毫无兴趣，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渴望，使他感到十分困惑。

正在彷徨之际，得悉教育部将举行公开的留学考试，要从数千名大学毕业生中选取320多人，其中财经类约招50人，谭崇台暗下决心，搏一搏。经过短暂时间的准备和沉着从容的应试，他以第5名的成绩而如愿以偿。谭崇台的第一选择是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经济系。

1944年底，谭崇台实现了走出四川盆地、到外地去求学的愿望，和陈观烈、陈文蔚等中国留学生踏上了赴美求学的旅程。他们先从重庆飞抵昆明，傍晚乘美军运输机在夜色的掩护下，经过“驼峰航线”到达印度，再乘船经澳大利亚、新西兰抵达美国西海岸，历时42天。据谭崇台回忆，每一个路段都有生命危险。用他的话来说，那时候就是命悬一线。

到马萨诸塞州查里河边的哈佛大学后，谭崇台和陈观烈、陈文蔚等专业相同、经历相似、性情相投的中国留学生同吃、同住、同行，形影不离，一时间被誉为“哈佛三剑客”(此前，韩德培、吴于廑、张培刚也有此说法)。谭崇台至今还记得他们当年在查理河边芳草地上月夜漫步、谈古论今、切磋砥砺的情景。“多情查理河边月，年年犹忆三人行”的诗句，就是他对当年友谊的追忆。

1947年初，受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列昂惕夫、汉森的指导和教诲，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正处于鼎盛时期完成学业并取得硕士学位的谭崇台，到华盛顿远东委员会任专门助理，作战后日本经济和赔偿问题的研究工作。在这里，他得心应手，先后撰写了《“论日本赔偿问题”》、《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等论文，待遇也很优厚。然而，谭崇台深切地感受到，“江山信美非吾土”，作为华夏子孙，不如归国倾全力。谭崇台坦言：他1948年回国自然而然，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正像中小学生放学必须回家一样，作为异域求知的学子回到祖国的怀抱，天经地义。

为此，年仅27岁的谭崇台谢绝了众多师友的挽留，回到了风雨飘摇的祖国，后受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回到“从未谋面”的地处珞珈山的母校武汉大学执教。“我清楚地记得是在1948年3月1日回到母校，之后就担任起副教授的职务。”

此时的国统区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谭崇台月薪是9000多万法币，但在市场上只能买到6瓶酱油，这使只带了两个铺盖卷的谭崇台夫妇陷入了困境。就在这时候，儿子谭力文呱呱坠地，这让他们又喜又忧——他们拮据得连孩子出生的费用也支付不起。幸好得到复旦大学陈观烈教授的汇款，他们才得以解除困境。

让谭崇台高兴的是：“当时的武汉大学是非常辉煌的，师资队伍异常壮大，有货币银行学专家杨端六先生、财政学专家刘炳麟先生、会计学专家戴铭巽先生等，周鲠生先生又招纳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张培刚先生、韩德培先生、吴于廑先生、吴纪先先生等学术界的精英。在这一批人的带领之下，学校的学术氛围和学习风气特别浓厚。”从此，他扎根珞珈山。

1980年，谭崇台再度赴美访问，一家电台的记者采访时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了解你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离美返国，当时你下这一决心时感到困难吗？几十年后的今天你有何想法？”谭崇台回答说：“我对美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情感。但是，我是中国人，应该回去给中国做点事情。当年我就是这样下了决心的，现在我也毫不感到遗憾。”

1989年1月至7月，谭崇台又应邀去美国讲学，他的妻子也同行。

迎来迟到的学术青春

在1958年“反右”运动中，谭崇台被迫离开武汉大学经济系到外语系教英语。随着“文化大革命”等开始，谭崇台一教英语就是20年。

谭崇台内敛和“与世无争”的禀性，使他在10年内乱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潜心于教学，这实乃整个经济学界的幸运。他常说：“我痛心的是经济学的停滞和倒退。”不过，他在20多年中还是不断写作，尽管也不能发表，文稿不少在“文革”中散失了，从而形成一段学术履历“空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谭崇台重新回到经济系。待他能够重操旧业的时候，已经是年近花甲之人了，但是学术青春才刚刚开始。他不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教学和科研，而且还担负起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委员和武汉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行政和业务领导工作，为武汉大学及其经济管理学院(后名商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来，谭崇台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的引进、推进、教学和研究工作，认为发展经济学这一门新兴的学科所研究论证的问题，是一切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所必须通盘考虑的问题，也是中国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做出很大努力去解决而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他深入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984年，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评述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专著。1989年，他又主编出版了被列为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高校重点教材的《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该书被国家教委授予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并被推荐为全国研究生通用教材。1993年，他主编的《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武汉大学出版社)，被誉为国内外第一部以经济发展思想为脉络的西方经济学说史，后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名字同发展经济学紧紧连在一起

长期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谭崇台，被认为是将西方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发展经济学对我国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政策，少走弯路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可以说，谭崇台的名字同发展经济学紧紧连在一起。他强调，要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以经济增长的速度代替经济发展的效果。谭崇台说，经济增长指社会财富或总产出的增长。衡量经济增长通用尺度是GDP(国内生产总值)或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经济发展指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的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变化，如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一般生活水平和分配状况的变化，卫生健康状况的变化，文化教育状况的变化以及自然环境和生态的变化。可见，经济增长内涵较狭，经济发展内涵较广。他说，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经济发展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量化，但更偏于是一个质量概念。“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和目的。没有经济增长，不可能有发展。”

在确定经济增长的速度时，要考虑经济发展究竟取得什么样的效果，社会目标究竟会不会完美实现，谭崇台的话语重心长。他说，决不能把经济增长指标等同于经济发展战略，或者把经济发展战略简单化为经济增长指标。“在开发项目时，不要只着眼于它本身经济效益，而要关注它的社会经济效果和影响。对每项投资项目，都要进行科学的项目评估，作出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分析和论证。对一切经济工作的考察都应当把视角从经济增长扩大到经济发展。只从经济增长的观点看经济工作，看见的往往只是眼前的、自身的价值，而忽视的往往是长远的、外部的害处，以致不可能权衡取舍，作出正确的决策。从经济发展的观点看经济工作，可以看见长远的、全局的利害得失，从而有利于权衡取舍，作出正确的决策。一言以蔽之，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他认为，当前以民为本、统筹兼顾、促进经济平衡快速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发展问题认识的一个飞跃，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称职的教书匠”那独特的人格魅力

寄望尽早解开发展中大国最复杂、最艰深的经济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的谭崇台，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与他交谈时，他往往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与其杰出的理论成就相媲美的是他淡泊名利、虚怀若谷的崇高道德人格。他经常提醒学生和自己：“做学问之前要先学会做人，七分做人，三分做学问；要始终保持谦虚学习的心态。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你们可以随进进行批评。”

几十年来，谭崇台不仅桃李馨香远播，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实践人才，还以担任社会职务、研究报告等方式，积极为国家经济建设献计献策。直到今天，已耄耋之年的谭崇台仍然奋战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依然保持着学术上的朝气、敏锐与激情。他严谨的学术品格、高尚的思想情操，深深影响了一茬一茬的学子。至于他自己，他以为不过是一名“称职的教书匠”。

尽管头发斑白，但是谭崇台精神矍铄、步履稳健、耳聪目明。谭崇台笑着说，“现在家里的人说悄悄话我都能听到，耳朵一点也不聋”。说到养生，他这样总结：“我有3条经验。一是有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一辈子生活都很有规律，从来都不‘开夜车’，每天都在11点以前休息。二是保持心态平稳，一辈子心淡如水，上升时不得意，失意时不沮丧。另外，还需要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老人慈祥随和，思路清晰。

采访结束后，谭崇台赠记者一部43万字许的《谭崇台选集》。细细翻阅这部凝聚他学术成就的著作，品味到他经济思想的博大精深，一个个富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观点让人大开眼界。翻到后记，记者感动了：“只要一篇文章还有正确的方面，错误的东西就让它保持原样，使读者可以看出我曾经何等浅薄而现在是何等需要不断探索，从而对我的一生有较全面的了解。”透过这些文字，记者读到了老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难怪他年已高龄仍然坚持给博士生上课，并从不迟到一分钟，讲稿也是经过仔细推敲并不断更新。他说：“如果我还是沿袭老一套的思想和观点去随便应付一下，这样做不仅对不起学生，更愧对自己。”

博学、严谨、谦虚、淡泊，这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独特的人格魅力。这一切，在谭崇台身上得到体现。他不愧是中国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一面旗帜！

马克昌

马克昌(1926年——2011年)，著名法学教授、博导，河南西华县红花集镇人，法学家。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后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师从前苏联刑法学家贝斯特洛娃教授专门从事刑法学研究。1952年返回武汉大学任教。参加过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订工作。曾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与人大高铭暄教授合称为我国刑法学界的“北高南马”。2011年6月22日在武汉去世，享年85岁。

彭斐章

彭斐章，男，1930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汨罗市。1953年毕业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1961年3月毕业于莫斯科图书馆学院（今莫斯科文化大学）研究生部，获教育学副博士学位，曾于1972年5月至1984年9月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副主任，1984年10月至1992年12月任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

陶德麟

著名哲学家陶德麟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58年，被同行专家评价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最前沿、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而陶老将外界给予的荣誉当成是对自己的鼓励，谦称：“我只不过是做些探索工作，比我贡献大的人还有很多。”

谈起几十年的学术人生，陶老笑说：“感谢你们年轻人来听我讲老故事。”但他几次提到，自己口述涉及的时间可能有出入。老先生担心影响记录的真实，可见几十年治学严谨的作风。

陶德麟少年时代的兴趣在于自然科学，进武汉大学后读的是经济学。时任武大校长的李达觉得他文章写得不错，便让他做学术助手。从此，他走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参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撰写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等重要文章，被理论界称为“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领路人”。

80岁的陶老如今仍活跃在学术前沿，主持重点项目，还带着7个博士生，定期开学习讨论会。他鼓励学生要有反对老师观点的勇气，当然得有理有据。他笑言：“古人说‘不知老之将至’，我是明知‘老之已至’，但有生之年不敢懈怠。跟着大军，敲敲边鼓吧。我是越老越感觉自己不足，寄希望于年轻人。”“哲学家应有‘为万世开太平’的襟怀。”陶老寄语青年学者：搞哲学研究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追求真善美。

冯天瑜 1942-2023

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门史中国文化史方向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被国家科委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2年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颁发“世界著名知识分子”证书。2010年11月16日，中共湖北省委命名表彰首批“荆楚社科名家”，冯先生名列其中。

刘纲纪

“我好像是这次庆祝活动中唯一的老外。”17日，武汉大学庆祝著名美学家刘纲纪教授八十华诞。德国特里尔大学著名汉学家卜松山教授说着一口流利汉语，风趣的言语逗笑了全场学者。

卜松山回忆，他1993年来汉访问时，第一个目的就是拜访刘纲纪教授，因为自己研究美学，对其著作很熟悉。他们建立了深厚友情，至今已交往近20年。这位德国学者说：“我很高兴成为你的学生、朋友。”

刘纲纪是首届荆楚社科名家之一、武大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在美学原理、艺术哲学、中国美学史、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中国书画史论等领域，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对中国美学界影响深远。

刘纲纪教授满头银发，精神矍铄。谈起自己的成长和求学经历、学术生涯，老先生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他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能生搬硬套，而要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来自省内外高校的学者们，对中国当代美学进行了回顾和展望

李龙

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享受院士待遇。曾任湖北师范学院政教系主任，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1997年作为中国法学会代表团团长出访阿根廷、智利和法国，2001年以大陆法学家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赴台湾参加学术会议。2005年赴美国访问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5所大学法学院。2012年获中国法学会“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顾问；教育部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高校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顾问；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法学组主要成员；全国法理学研究会顾问；全国法学教育研究会顾问；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21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

胡德坤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曾任武汉大学副校长、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院长、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会长等职。现任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首席专家。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教育部社科委综合学部委员。长期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日战争史和大国海洋史、中国海疆史研究。先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各类课题40余项，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日战争史（1931—1945）》《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九卷本，主编)《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等著作15部，发表《中国战场与日本的北进、南进政策》《论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战后初期日本的领土政策：对盟国的抵制与索取(1945-1951)》《南海仲裁案没有尊重领土归属的历史事实》、《“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对世界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等学术论文120余篇，提交咨询报告30余篇。

马费成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国家教学名师、博士生导师，曾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主任。1975年开始从事科技情报研究工作，1988年晋升为副教授，1990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0年至1991年在德国国家信息中心从事合作研究工作，同时到英国、法国、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国十多所著名大学访问讲学，期间访问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科技情报系统，就世界综合情报发展计划与该系统总干事进行了会谈，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并被采纳。1994年至1995年及2004年在美国多所著名大学访问讲学并从事合作研究工作，被这些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或研究员。近30年来，出版专著和教材10余部，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200多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家国际合作重点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等各级各类科研项目20余项，获得各类奖励20余项。

宗福邦

曾任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现任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典籍整理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文化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音韵、训诂研究和辞书编纂工作。1975至1987年参加《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工作，任编委，兼《汉语大字典》武汉大学编写组组长。1985年开始主持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七·五”及“八·五”规划重点项目《故训汇纂》的编纂工作。经历了十八个春秋，完成这项重要的文化工程，2003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称之为“利今传世的巨制”，把它与《辞海》《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并列为汉语辞书五部代表作。目前担任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执行主编兼《音韵分典》主编，同时主持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九·五”规划重点项目《古音汇纂》的编纂工作。

马 敏

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第八届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主要社会兼职有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国务院中国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等。曾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担任客座研究员、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中国近现代博览会史、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史、辛亥革命史。出版和主编学术专著2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学术成果多次获奖。

徐 勇

现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学部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北省优秀教师、荆楚社科名家等荣誉称号。长期从事农村问题与中国政治研究，是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的开拓者之一，2000年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2004至2012年5月任政治学研究院院长。2011年至2016年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曾担任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政治学会会长（2007—2017年）。

吴汉东

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研究基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校法学学科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常务理事、最高人民法院特约咨询专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赵德馨

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南财大经济史研究所所长，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经济史专家，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经济史同行重视，有两本被译成英、日文，在美国、加拿大、日本问世，著作被很多国家图书馆收藏。第一次比较系统论述了什么是经济史学和怎样研究经济史学，创立了经济史学概论体系。带领国内多个同行学者做了多项为中国经济史学科打基础的工作，成为经济史学科的领军人物。1986年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时，是最年轻的常务理事，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70岁以后至今，被推选为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