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丽瑛（1910年-1939年12月15日），浙江杭州人。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中共党员。

出生于穷苦家庭。6岁时丧父，母女相依为命。母亲在上海启秀女中当勤杂工，她在启秀女中半工半读，课余兼幼稚园教师，各科成绩优秀。1931年毕业后，考入苏州东吴大学法学院，只读半年就因付不起学费而辍学。1931年考入上海海关工作，当英文打字员。1935年参加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会，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海关乐文社。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她参加了战时服务团的支援抗战的活动。当国民党军撤退，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她毅然决定参加海关华人组织的“救亡长征团”，奔赴广州、香港等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后因计划改变，从广州回上海启秀女中（现十二中学）任教，继续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领导妇女界抗日救亡活动，与各救亡团体一起，发起“劝募寒衣联合大公演”和组织“物品慈善义卖会”，以救济难民名义，为新四军添制军衣，筹集经费。她们借“大陆电台”举行平剧大会唱。引起日伪特务机关的注意，给电台投寄附有一颗子弹的恐吓信进行威胁。茅丽瑛当即表示：“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平剧大会唱照计划进行。以后又组织了一次粤剧大会唱。两次会唱，推销了大批代价券，征集了大批义卖品。日伪特务威胁未成，就策划破坏义卖会。许多单位接到特务的恐吓信，不敢提供会场。她表示：不惜为义卖牺牲一切，决不动摇！最后决定以南京路福利公司二楼为义卖会场。会员们彻夜布置，如期开幕。当天下午，突然闯进多名暴徒，大打出手，她和会员们奋起还击。打退特务后，整理好商场，继续营业，直至胜利闭幕。1939年12月12日晚，正当她步出会所时，突然遭到日伪特务的枪击，身中三弹，于12月15日身亡。上海解放后，陈毅亲笔写了挽词：“为人民利益而牺牲是光荣的，人民永远纪念她！”

茅丽瑛，1910年8月生于浙江省杭州市一个破落的小官吏家庭。6岁那年，父亲因债台高筑投河自尽，茅丽瑛跟随母亲背井离乡来到上海，投奔启秀女中任教务主任的亲戚陈招悦。母女俩寄居在启秀女中，母亲在该校当勤杂工。茅丽瑛生性豁达，不以自己出身贫寒而自卑，常自勉人穷志不穷，穷人也能读好书。她7岁随从陈招悦在音乐室，便能识谱弹琴；8岁就读启秀女中小学部时就能熟练弹奏钢琴名曲；初中阶段，学习成绩优异，英语成绩出众，还担任本校幼稚园音乐课小先生；高中阶段能操一口流利英语，并担任小学部英语课小教师，勤工俭学，为今后上大学积攒学费。高中毕业后茅丽瑛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她仅读一学年，因不能支付昂贵学费被迫辍学。第二年她应考上海江海关英文打字员被录取，英文速记和口语成绩名列考生之冠。工作之余，她努力阅读中外文学名著，接受进步思想，同时参加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会(‘职妇’前身)，乐于社会工作，参加江海关地下党组织的“东文社”，成为积极分子，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海关地下党支部以“东文社”骨干为基础，迅速成立起“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茅丽瑛担任慰劳组负责人。她不知疲倦地终日奔走，几乎跑遍了江海关每一个部门，进行捐募。她逢人便说：“我们在悲愤中忍受了六年，这一次我们不能再退让了。抗日烽火已经燃起，战士们在火线上与敌人浴血奋战，我们也理应作贡献。在国家危难的当口，我们要勤俭，以物力支援抗战。”钱捐到了，还得买布缝制衣服。8月23日中午刚过，日寇飞机又窜至南京路上空，扫射市中心街区。行人纷纷逃避，商店家家关门。茅丽瑛刚刚赶到南京路，准备采购些缝制战士内衣的布匹，哪知敌机已飞至几家大公司的屋顶上方，扔下一枚重磅炸弹，南京路顿时血肉横飞。她顾不了那么多，只得挨家去敲商店的门，边敲门边大声叫喊。她好不容易才叩开一家布店的门，里面的伙计探出头说：“买布?你看看这是什么时候?打仗了，形势这么急。”茅丽瑛急切地说：“老板，发发善心吧，前方战士在流血，我买布做衣服给前方，为的是支援战士早日打败东洋人。”店伙计终于被感动了，虚掩着门，请茅丽瑛进去谈，帮着她挑选大量布匹。等她拿了这几匹布走出店门时，南京路上已空无一人，哪里还雇得到黄包车。她只好双手抱着，走走停停地把几匹布独自抱了回来。这时，她汗流浃背，两腿发软，瘫倒在团部的地板上。

军队的英勇抗战，鼓舞了人民群众，上海市民的爱国热情，又激励了前方战士的斗志。医院和许多学校住满了伤员。茅丽瑛带领一支慰劳队，带去苹果、桔子、罐头等慰问品，冒着酷热，步行到红十字医院、太和医院、小沙渡培成女校等，慰问伤兵。她向战士讲述各地抗战形势，和慰劳队员一起唱抗战歌曲，受到伤员的欢迎。

11月，中国军队撤离，日军占领上海。上海被占后，两块租界便处于日军占领区的四面包围之中，人们称之为“孤岛”。

上海沦陷后，一大批热血青年寻找出路。他们不愿待在沉闷的孤岛，走向内地，奔赴延安。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工作已不适应当时环境，经过反复商议，得到组织的支持，决定组织“江海关同人救亡长征团”，辞职长征，到广州等地海关去宣传抗日。在自愿报名参加的原则下，茅丽瑛认为爱国职责义不容辞，也决心参加。她当即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告诉了母亲。母亲对女儿这突如其来的计划简直不敢相信，说：“什么?辞职?去广州?离开家?”20多年来，茅丽瑛从来没有离开过母亲身边。茅丽瑛抑制了自己的情绪，又把话仔细重复一遍。“你不能走，妈妈年老了，不能离开你。你不能走，不能走啊!……”母亲反复恳求，声音在颤抖。茅丽瑛定睛望着母亲，见母亲枯皱的脸上布满了泪水，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自古忠孝两全难，她犹豫了。母亲唯恐女儿任性离她而去，又请人来劝阻她：“搞抗日，也并非一定要丢掉金饭碗，再过几个月，你服务满七年，就可拿相当一年薪水的酬劳金，你算算每月78元，一年不就是近千元。母亲养育你费了多少心血，做女儿的可要懂得孝顺啊……。茅丽瑛左思右想，十分矛盾，为了抗日救国，抛弃这近千元的酬劳金是在所不惜的，可是年迈的母亲孤身一人的确需要人照顾啊。两天后，茅丽瑛参加了战时服务团为“长征团”举行的盛大欢送会，深受鼓舞。当晚茅丽瑛终于向母亲和盘托出了想去内地的道理，对母亲说：“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我决定走了。等赶走东洋鬼子，我们就可以过上安宁的日子”。“妈妈，宽恕我吧，请你原谅女儿的这一行动吧。”母女俩只是无声的流泪。母亲了解女儿，她一旦决定，就不会回头。

11月27日下午，“长征团”一行19人乘一艘法国邮轮，随着汽笛响起，准备启航了，这时茅丽瑛行色匆匆地赶到了码头。同事们望着她那双哭红了的眼睛，看看她提着行李都惊呆了，“还是欢送一群青年走向内地的一个，而你自己倒成为长征团成员，这是怎么回事?”茅丽瑛脸上露出微笑：“奇怪吗?我突然决定走，欢送长征团回去后，想了一夜，也难过了一夜，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决心，我太感动了。”“但是，你母亲……?”“是的，我爱我母亲!但我也爱我祖国，危难中的祖国，是更需要我们年青人的热血去挽救啊!”“我母亲老了，她只有我一个女儿，她爱我，我爱她。我们平时是相依为命的，但这时不同了，我要为祖国尽最大的力，就得离开她，否则，就不可能投身进祖国的怀抱。我母亲的哭声几乎动摇了我的决心，但我想到侵略者加于我们祖国、我们人民的损害与屠杀，我又坚定了下来。”说着，泪珠又从她眼角滚落下来。茅丽瑛扶栏眺望，她的思绪，她的呼吸，随着海潮而起落。既已选择了这条路，就要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延安是革命者的摇篮。当时全国成千上万的青年向往延安，跋山涉水奔赴延安寻求救国道路。茅丽瑛敬仰延安，想到延安去寻找共产党，她觉得这是为自己展现一个新的世界。长征团一部分人也打算去延安，然而，茅丽瑛却因接“母病重速回”的电报而未能与长征团一起成行。她拜访了当时在广州主持《救亡日报》工作的夏衍，夏衍鼓励她回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说那里同样也有很多工作可做，并让她回沪后去找于伶。

1938年春回大地时，茅丽瑛回到了上海。她下轮船后见到码头上迎接她的好友蒋学杰，第一句话就说：“假如我有兄妹的话，我决计不回来了。”

茅丽瑛回沪后，谢绝了上海江海关的聘请，回到母校启秀女子中学担任初二年级英语教师。

由于孤岛斗争的需要，经党组织安排，茅丽瑛与董琼南、郑玉颜、蒋学杰等人共同主持了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以下简称“职妇”)的筹建工作。5月，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正式成立，会所设在南京路120号3楼。会上推选茅丽瑛、蒋学杰等人为负责人。该年初夏，由海关老党员、后调中共江苏省委职员运动委员会工作的胡实声介绍，茅丽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经全体“职妇”会员选举，茅丽瑛当选为“职妇”俱乐部主席，蒋学杰为副主席。在党内茅丽瑛任“职妇”支部委员，分管党团工作。

茅丽瑛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性格又爽朗，她到哪里，哪里就会活跃起来，因而把活动搞得红红火火。茅丽瑛也善于联系群众，不仅关心会员的工作问题，也关心大家的职业、婚姻、家庭、生活各个方面。经常抽时间上门拜访，看看会员遇到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她还与老同志谈心，劝说她走出家庭小圈子。通过长期的深入的思想工作，茅丽瑛忠实地执行党的“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任务，与群众结成了鱼水般的关系。

1939年春节，上海慰问皖南新四军的各界代表团回沪向各救亡协会代表作报告，茅丽瑛和支部书记董琼南都去听报告。当茅丽瑛听到前方战士在受苦，不仅缺衣缺药，而且时届严冬，身上还没有寒衣穿的情况时，她竟感动得难以自抑，霍地站起来插话：“兄弟姐妹们，救国救民如救火，我们马上行动起来，支援新四军，变敌人后方为前线，欢迎新四军打到上海来!”这慷慨激昂带有鼓动性的讲话，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赞同，大家一致表示，要用实际行动援助新四军。

党组织作出指示，利用上海“孤岛”特殊条件，以茅丽瑛为首的妇女团体打头阵，为新四军筹募寒衣和款项，同时也为难民募集救济金。茅丽瑛高兴地对董琼南说：“这个工作很重要，这样，不就是变敌人后方为前线了吗。回去以后我们好好研究一下。”

“职妇”俱乐部党支部作了专门研究，决定举办一次物品慈善义卖会。茅丽瑛组织了义卖筹备委员会，亲自主持会议，决定具体事项。采取方法是：发动会员向社会广泛募集物品，同时会员自己也生产手工艺品，然后通过广播电台、报纸去推销。推销的方法是买主认购代价券，于约定的时间与地点举行义卖，以代价券购物。

义卖会原定7月14日在宁波同乡会开幕。临期之前，宁波同乡会突然通知：请另觅地方，我们有难处。“难处?准又是敌人搞了名堂。”茅丽瑛让大家沉住气，想想办法再说。她们又联系了新新公司、美国妇女总会、逸园跑狗场等，联系时都满口答应，可是仅仅过去一天，都一一拒绝租借。时间已经是2月13日下午，职妇会所内一件件的物品整整齐齐地堆放着，万事具备，只欠场地。下午，支部书记紧急召开支委会，传达党组织指示：这次义卖，我们打的是头阵，类似这样的活动，还有许多团体要举行，所以我们的义卖事关全局啊!茅丽瑛接着说：“无论如何，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接着又说：“今晚召开筹备人员会议，会议决定后，用我们的联络网通知各位。”筹备会上，十几位筹备人员表现出不同的情绪。茅丽瑛饿着肚子，胃病又发了，头上沁出了汗珠。她听着想着，心里却是从未有过的忐忑不安。时间一秒秒过去，还有一夜就是14日，时间紧迫，紧迫到了极点。这时她蓦地站立起来，大声说：“环境越是艰难，我们越动摇不得!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商场就在此地!”短短数语，感人肺腑。于是大家紧张地忙碌起来，抢在天亮之前布置好义卖会场。

经过一整夜紧张工作，小小职妇会所已陈列得琳琅满目，竟然像个百货商场。茅丽瑛怕场地太小不够用，又临时借了隔壁的海关用房，作第二商场。第一商场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这里陈列的物品全是职妇会员自己手工做的，枕套、靠垫、服装、绒线衣等。中午刚过，茅丽瑛接待前来采访的记者。茅丽瑛特别关照记者要通过报纸表示这样的意愿：“希望沪上的公司、商号能本着爱人即是爱己、救难亦即救国之心，踊跃的来举办义卖，那末，我们这次举动就算是有了抛砖引玉的效果了。”话音刚落，只闻会所秩序大乱，“乒乒乓乓”的声响随之而来，售货柜被推翻了。两个穿西装的男子步入第二商场，气势汹汹地捣烂桌上陈列的物品，还大声喊叫：“叫茅丽瑛出来!”一边叫一边撕下义卖的标语，脚往地上的物品中踩。“请大家不要慌张，暴徒的捣乱有什么用?我们赶快收拾好物品，继续义卖。”茅丽瑛站在人群里大声说。这时，被会员追逐的两名暴徒已在楼下被扭获，押送工部局巡捕房。不一会，会所义卖又恢复了原先的平静。暴徒被扭送工部局后，巡捕房通知“职妇”要派负责人出庭。茅丽瑛挺身而出：“我去”。“不行，敌人已经注意你了，有危险。”会员们担心。“工部局洋人多，我那点英语便于应付，不必为我担心。”法庭开庭，茅丽瑛作为“职妇”代表到庭作证。她义正词严陈述了两个暴徒的肆虐行径，并把先准备好的被暴徒毁坏的物品当庭出示。暴徒在物证面前哑口无言，只得招认所作所为完全是奉“76号”汪伪特工总部)之命前来捣乱破坏。法庭判决两暴徒各数月徒刑。茅丽瑛清楚地感受到敌伪恶势力和环境的艰验。

一个多月后，11月17日，日伪汉奸的《新申报》在一篇题为《上海共党企图再举在文化界积极活跃，日方已加严密监视中》的报道中说：“上海中国共产党之地下活动，日渐活泼，开始显露独特之动向，尤其共产党最重视之文化部门之活跃，显著表面化，乃应重视对象。据最近之情报，……实际以第二史良之中国共产党激烈分子茅丽瑛为中心，集合陈章英、朱立波等中坚分子，为新编新四军文化工作班，担任重大任务，此事既以判明，深遭重视。”显然，汪伪“76”号已伸出魔爪，显露杀机。党组织已觉察茅丽瑛的工作遭到敌人注意，要求她立即隐蔽，待机转移。茅丽瑛很感动，她说：“要我行动小心，这是对的，但我决不因此而逃避责任，除了革命工作，我生命中没有更可留恋的东西!”茅丽瑛提出要先把“职妇”积极分子工作做好，巩固群众的情绪后再离开。组织上批准了这一请求。然而敌人的罪恶之网早已张开。因为“职妇”要于1939年12月19日召开音乐义卖会，“沉寂”了20天的茅丽瑛，觉得有必要去会所商议一些事情，鼓鼓大家的劲。12月12日天一黑，茅丽瑛和两位会员一起提前离开会场，行至楼梯转角，被潜伏在那里的特务连击三枪，腹部和腿部中弹，送入医院后，延续至第三天即12月15日，茅丽瑛永远离开了她热爱的组织和姐妹们，时年29岁。弥留之际，她留下了最后的遗言：“吩咐一切的人别为我悲伤!我死，没有什么关系，我是时刻准备着牺牲的，希望大家要继续地努力，加倍地努力!”

茅丽瑛烈士教育基地坐落在烈士生前就读和任教过的上海市启秀实验中学内。1990年12月12日，茅丽瑛烈士塑像建成。茅丽瑛烈士革命业绩展览；茅丽瑛烈士塑像揭幕仪式录像；举行纪念茅丽瑛烈士仪式（备有专门程序磁带，仪式约6分钟，也可根据参观单位要求安排）。基地对青少年参观免费（须事先与学校政教处预约），对青少年举行仪式等活动免费提供场地和帮助。

茅丽瑛：“大众的牛”

1939年12月17日，上海万国殡仪馆里哀乐回响，上海人民继鲁迅逝世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追悼和公祭活动正在这里进行。上海各界爱国人士满怀悲愤的心情向静卧在鲜花丛中的女共产党员茅丽瑛做最后的告别。

茅丽瑛，1910年8月出生，浙江杭州人。1931年考入上海海关任英文打字员。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积极参加慰问伤兵、救济难民等活动。上海沦为“孤岛”后，曾奔赴华南、广州等地宣传抗日，后返回上海继续投身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5月5日“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成立，被推选为主席。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为人热情、诚恳、乐于助人，自称是“大众的牛”，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把“职妇”办得生气勃勃。为了支援浴血奋战的新四军，她积极推动“职妇”和各救亡团体在春节期间发起“劝募寒衣联合大公演”和组织“物品慈善义卖会”。在义卖活动筹备和进行中，面对日伪势力的恐吓、威胁甚至公开打砸，茅丽瑛抱着“愿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的决心，以极大的勇气使义卖最终获得成功。义卖会的成功使敌人对“职妇”、对茅丽瑛的仇视进一步加深，他们称茅丽瑛为“第二史良之中共激烈分子”。1939年12月12日晚，汪伪特工总部的特务在职妇会所外行刺茅丽瑛，茅丽瑛身中三弹，于15日在医院牺牲。牺牲前她告诉大家：“吩咐一切的人别为我悲伤！我死，没有什么关系，我是时刻准备牺牲的，希望大家要继续努力，加倍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