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继森（1917年9月19日～1968年3月1日），钢琴演奏家。江苏南京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肄业。曾任上海实验管弦乐团演奏员、育才学校教员、重庆音乐院分院副教授。建国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

范继森教授是我国老一辈著名钢琴演奏家和钢琴教育家。他不但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年轻一代钢琴演奏家，而且在钢琴教学理论与方法上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

范继森先生1917年9月19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他早年家境贫困，故开始学习音乐的时间较晚。十七岁前在南京自修钢琴，常要在夜晚去教堂中练琴。他曾与当时在南京的郑律成有音乐上的交往，为他弹过钢琴伴奏。1934年9月他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著名俄籍钢琴教授查哈罗夫，专修钢琴四年。尽管起步晚，范继森却以其惊人的勤奋、智慧与毅力，克服了成年人学琴的难以想象的困难，成就了钢琴演奏及教育领域内的许多大事业。

范继森抗战期间先后在汉口中国电影制片厂怒潮乐队（1938年3～6月）、汉口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争干部团（1938年6～8月）、“励志社”乐队（1938年8月～1940年5月）等音乐团体中工作。1940年5月至1943年1月，他在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中任钢琴教官。

范继森在抗战期间虽然一直在国民党的音乐机构中工作，但他一直保持着中国知识分子刚直不阿、富有正义感的优良品质。在重庆励志社时，他拒绝为蒋介石演奏，曾被广泛传为佳话。

应重庆育才学校音乐组组长贺绿汀的邀请，1940年1月起范继森应聘在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这所学校兼职义务教学多年，直至该校迁到上海，1952年改名为行知艺术学校为止。著名音乐家杜鸣心、杨秉荪、陈贻鑫等人都曾经受教于他。

在这一期间，范继森常以钢琴独奏、合唱或独唱伴奏的身份活跃于汉口、重庆的舞台上。他是当时十分著名的钢琴伴奏家，与在大后方工作的斯义桂、戴粹伦等许多歌唱家、演奏家合作演出过。经常参加室内乐演出、旅行演出，有时他也出演钢琴独奏节目。

抗日战争后期，范继森开始将主要精力由演奏转向教学。1943年1月至1945年8月，他担任重庆国立音乐院分院的讲师、副教授。

1945年8月至1949年8月任国立上海音专的副教授。在这期间，他还先后被聘为重庆国立音乐院教授（1945年8月～1946年8月）、重庆北碚歌剧学校导师（1944年3月～1945年7月）等。

1946年10月范继森随国立上海音专“复员”迁回上海。这期间他积极支持“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参加进步学生的组织活动和游行示威，写过反内战的歌曲，为抗议反动政府当局的专制统治而屡次罢演，表现出鲜明的爱国民主思想与精神。

解放后，范继森从1949年5月起担任上海音乐学院（曾称上海国立音专、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钢琴系副教授、教授，并出任钢琴系副主任。1955年起任系主任，直至1968年去世。

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范继森先生为培养中国新一代钢琴演奏人才，为繁荣我国的钢琴演奏事业，兢兢业业，艰苦奋斗，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与精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范先生是一位刻苦钻研业务、富有创造精神的钢琴教育家。他曾努力使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的教学工作走上科学化的轨道。他的教学思想及方法，突出表现在以下六方面：

发现天才，因材施教

范继森认为，学好音乐，才能是十分重要的。要培养一个出色的钢琴家，则尤其需要培养对象具有突出的不同于众的基本素质。通过常规入学考试固然可以从考生中挑选出优秀的人才，但这样做显然很不够，还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发现天才。范继森亲自从福建省鼓浪屿发现的许斐平，就是这样一位神童。范先生将许斐平从鼓浪屿带来上海，进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学习钢琴，并以“开小灶”的方式对他进行特殊培养。为把许斐平培养成为具有世界水准的出色钢琴家，他付出了全部心血和巨大努力。在生活上，范先生如爱子女一般爱学生，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为他们订牛奶，增加营养；在专业学习上，范先生采用“助教制”，由他的高年资学生充任助教，对学生进行日常训练的辅导。许斐平十一岁时即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后在美国朱丽亚音乐学院多次获国际比赛奖项。可惜这一教学过程后来被迫中断，否则许斐平必会有更大发展。陆三庆也是范先生挑选进行特殊培养的学生。“因材施教，对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进行重点的特殊培养”，重视发挥学生的天赋条件，确实是我国目前条件下培养优秀钢琴家的重要方法。在这一方面，范继森所取得的经验值得进一步发扬。

“大、中、小”一条龙

范继森所倡导的教学体制的第二个重要原则是“大学、中学、小学一条龙”。我国的音乐学院在50年代按照苏联模式，采取了“音乐学院附设附中及附小”的体制。通常附小、附中及大学的教研室（组）是分设的。学生在由小学进入中学、由中学进入大学时，都必须更换老师。范继森针对这一状况，提出了“大、中、小一条龙”的原则，即在教、学双方默契合作一致的条件下，从附小到大学贯彻一致，以保证教学的连贯性。这一措施的优点是，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发展潜力制订长期的战略性规划，有利于艺术的成熟与人才的培养。范继森教授班的学生包括小学、中学与大学几个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保证了当时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全方位人才培养。

以教授为中心的教研室制

范继森的胸襟豁达，学术上毫无保守，而且善于团结具有不同学术观点的同事。解放初期，他力主邀请当时留学海外的我国钢琴家返国任教。他本人虽未留过洋，但他力邀留英的李翠贞教授来上音担任钢琴系主任。范继森十分重视业务带头人的作用，逐渐在上音钢琴系形成以“四大教授”为中心的教研室制：范继森教研组、李翠贞（留英）教研组、李嘉禄（留美）教研组、吴乐懿（留法）教研组。每个教研组都以教授为中心，以他们最得意的门生留校任助教，建立起教学核心。英、美、法等不同学术流派的并存，加上五六十年代苏联学派的巨大影响，互相交融，互相切磋，真正“百花齐放”，形成了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历史上最强大的集团性实力。

狠抓基本功训练

范继森教学成果突出的基础工作，是狠抓学生的基本功训练，严格要求，这是范先生对中国钢琴教育事业的重大贡献。范继森埋头钻研，刻苦工作，很早就开始从车尔尼、柯托、约翰·菲力浦以及历史上对钢琴技术发展作出贡献的教育家们所总结的技术训练中，总结出一整套完整的、精练的、行之有效的钢琴演奏基本功训练程序。他把基本功训练从手指、音阶、琶音、双音、八度、和弦等基本范畴内合理归类，去繁就简，去芜存精，挑选出最有针对性、最有训练价值的部分进行合理组织，大大缩短了学生掌握钢琴演奏基本技术的时间，大大提高了演奏的基本质量，使他的学生大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演奏水平。

以独奏会节目为中心组织教学

范继森在教学中始终贯彻以独奏会节目为中心组织教学的原则。他以培养成熟的钢琴家这一战略目标出发，让学生一套一套地掌握独奏会曲目，逐步扩大战果。一般说，每一套节目单中都要包括：巴洛克时期复调音乐、古典主义奏鸣曲（或协奏曲）、浪漫主义颇具难度的中、大型乐曲、中国乐曲、音乐会练习曲等等。这些曲目还常常与国际钢琴比赛的要求相结合，以便在合适的时间让学生参加国际比赛。这种以音乐会节目单为中心组织教学的方式，既体现了“大运动量”的训练方式，全面的风格掌握、长远的战略安排；也有利于学生的正常发展，提高艺术境界，扩大演奏曲目，早出、快出人才。

以“音乐表现”贯彻始终

范继森十分重视基本功训练，但他从未抱有任何纯技术的偏见。在他的教学中，音乐，只有音乐，始终处于最重要的中心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能力，坚持艺术表演要力求质朴、自然、含蓄和深刻。范继森非常钻研音乐表现，他反复聆听、比较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演奏，从中确定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对学生的要求。正因为如此，每堂课上他对学生总是以最明确的语言、最明澈的分析对学生提出要求，使学生在学习一首乐曲的开始即对音乐有正确的、明了的认识与目标，避免学生走弯路，使他们能够最快地、最直接地到达“目的地”。

范继森多年来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钢琴家和钢琴教育家。他的许多学生正在各音乐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主要有：王羽（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附中前校长）、廖乃雄（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音乐研究所前所长）、洪腾（上海音乐学院著名钢琴家、1961年罗马尼亚第二届乔治·埃乃斯库国际音乐比赛第三名）、李其芳（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系副主任）、许斐平（1983年第四届鲁宾斯坦国际钢琴比赛获金质奖章，1984年第八届洛马·奥赛亚国际钢琴比赛第四名）、尤大淳（上海交响乐团独奏演员）、赵晓生（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顾其华（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陆三庆（1982年全美钢琴比赛成人组第一名）、杨立青（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等。

范继森的长子兼学生范大雷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钢琴科任教中成绩斐然，先后培养出孔祥东（1987年西班牙第九届帕罗玛·奥塞亚国际钢琴比赛第四名，1988年美国第九届吉娜·巴乔尔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周挺（先后在日本、美国钢琴比赛中获奖）等优秀学生，继承着范先生未竟的事业。

其子范大雷不仅承继了范继森教授的事业，也继承了其父可贵的思想、精湛的技艺与高尚的品德。他也把全身心都奉献给了中国的钢琴教育事业，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范大雷教授因辛勤工作，久劳成疾，终至肾功能衰竭，1993年3月16日病逝于上海，年仅四十七岁。

除钢琴演奏、教学之外，范继森先生还从事创作。传世的有：古典歌曲《满江红》的钢琴伴奏曲，为田汉的词谱写的歌曲《安眠吧，勇士》，为影片《文天祥》写作的主题歌《正气歌》等。“文化大革命”初期，范继森即以多种“罪名”被打入“牛棚”。在身患癌症极度痛苦的困境中，他屡遭毒打，被强迫劳动，不幸于1968年3月1日病重去世，终年五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