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The Symphony No.3 in E flat major，Op.55，又名《英雄交响曲》），是德国作曲家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作于1804年的交响曲，作品55号。

从1803年5月开始，贝多芬着手创作《降E大调交响曲》。关于这首交响曲创作的动机和由来，众说纷纭。流传甚广，但又不足全信的传闻是：贝多芬在创作此曲时，是以拿破仑为对象而创作的，因此他在总谱扉页上写有“题献给波拿巴”的字样。当他听说拿破仑称帝时，大怒而叫道：这个人也不过是个凡夫俗子罢了，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大肆蹂躏全人类的权利，把自己置于万人之上，成为了一个独裁者。然后，愤而扯破总谱的封面，以致扉页都被擦破。1804年10月此曲出版时，改名为“为纪念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写的交响曲”。

该曲的总谱1804年春誊写好后，立即经维也纳的法国使馆办理呈献给拿破仑的手续，但不久又作罢。至于以上的故事只是为这次赠献增添了传奇的色彩。另外，为这首乐曲四个乐章加设标题一时也蔚为风尚。如将第一乐章加上“一位英雄的死”；第二乐章为“葬礼”；第三乐章为“墓前的休战”；第四乐章为“葬礼的宴会和赞歌”。甚至有人认为第一乐章表现了拿破仑的骑马奔驰以及在埃及的征战。

但实际上，无论此曲有多少的外在动机，其内在冲动完全来自作曲家正在受伤又渴望新生的灵魂，来自作曲家对战胜命运的英雄——新的自我的企盼。从1796年开始，贝多芬的听觉出现了问题，1798年至1799年病症明显加重。到1801年，病症愈发严重起来，从而使贝多芬内心出现危机。1802年贝多芬在海利根施塔特写的遗书就是一个明证。但是他无休止的作曲欲望把他从自杀的欲望中拯救出来。“是艺术，是她留住了我。我认为，在我没有完成交给我的全部使命以前，就离开这个世界，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决不允许它毁灭我。”就在他精神最忧郁的时候，他却写出了充满欢乐情绪的《D大调第二交响曲》，这一交响曲第一乐章出现的英雄主题兆示着歌唱战胜命运的英雄、赞美战胜自我的英雄的交响曲的出现。

总之，这部作品绝非是一部描绘拿破仑形象的描述性作品，即使贝多芬在作曲时心中存有某位英雄人物的形象，他对这部作品的创作依然是纯粹和抽象的。

第一乐章，“有活力的快板”，一开始全乐队奏出两个降E大调主和弦，果断而有力，而两个和弦则构成了整部交响曲的引子。紧接着由大提琴呈示的主部主题，构成整个乐章最重要的素材。

第三乐章，诙谐曲，“活泼的快板”，用跳弓演奏。

第四乐章带“点”的跳音要演奏得轻巧、均匀，并且要控制好力度。

第一乐章

第一乐章展示了英雄丰富的灵魂世界和巨大紧张的斗争场面，规模宏伟壮观。斗争的热情、坚韧的毅力、冲破一切障碍的胆略同困惑、沉思、痛苦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达到了高度的心理冲突的戏剧性，这种紧张的戏剧效果直到乐章末尾才得以缓释。

一开始由两个雄伟而果断的和弦构成的超短引子，一下冲破了堤坝，引来无边无际、浩浩荡荡的洪水。第一主题素材简单，进行速度相当于圆舞曲，但潜藏着极为充沛的精力。从一开始低沉而从容的音调到不协和音、切分节奏，再到乐队全奏的高潮、广阔的音域，这一主题汇成一股洪流，贯穿着整个乐章的始末，支配着它庞大而复杂的发展。与之相对的第二主题由两支旋律构成，其中一个如哀怨的诉说，另一个宁静而情绪缓和。但第一主题的急流势不可当，无孔不入，第二主题似乎很难与它势均力敌，形成奏鸣曲式的主题对比。

第一乐章的发展部最为突出。在古典交响曲（包括贝多芬的其他交响曲）中，大致把发展部控制在呈示部的三分之一，至多二分之一的范围内。而贝多芬在这里将这种关系大大地颠倒，使呈示部与发展部的比例为三比五，例外地扩展了奏鸣曲式的内部结构。整个发展部是一个巨大的战场，挑战、抗衡、退却、复活的轨迹在对位和复调的世界中展开。

从复活的情绪中引出的再现部并不是简单的重复，第一主题已没有呈示部那样激越，一切都充满了胜利的凯旋之情，染上了喜悦的光泽。又一个特别的地方随后出现了：这一乐章最终的长尾声变成了第二个发展部，第一发展部中那种紧张不安的争斗消失了，一切都变得宁静、安乐、无拘无束、潇洒自如。最后音乐卷入胜利的狂欢之宴当中，充满了酒神痛饮狂舞的力量。

第二乐章

第二乐章贝多芬称之为“葬礼进行曲”。此乐章采用三段体，前后两段可谓英雄的挽歌，沉郁缓慢而庄重，充满悲剧的气氛。特别是后一段构成了全乐章的高潮。它的规模特别宏大，旋律紧张，其中的赋格段极具表现力。随着所有音区音响的逐渐增强，贝多芬创造出强烈的戏剧性效果。尾声部乐队的声响渐渐低微下去，好像送葬的队伍远远而去，人们沉浸在英雄与人民永别的悲凉气氛中。三段中部的色调作为对比，比较明朗，犹如一首英雄的赞美诗，脱尽了悲悼压抑的情绪。

第三乐章

第三乐章为谐谑曲，直接把听众从悲怆的气氛之中带入充满朝气和激昂的氛围里，主题犹如山谷中的激流奔泻而下，把人引入更为壮阔有力的高潮中。

第四乐章

第四乐章是规模巨大、戏剧性强烈的变奏曲，只有二十年后创作的第九交响曲的终乐章方能与之媲美。这个乐章的变奏主题是贝多芬在1795年间写成的一首乡村舞曲，这支旋律后在其芭蕾舞剧《普罗米修斯的生民》和《钢琴变奏曲》中使用过。这一乐章以古老的固定低音与变奏的形式写成。在声势浩大的快速乐句构成的引子后，弦乐器以拨奏的方式把固定低音的主题一个音接着一个音呈示出来。这支固定低音旋律在以后的变奏中经历了真正的交响发展，每一次变奏都具有崭新的形象，每一次变奏都奔向这首交响曲辉煌的顶端，每一次变奏都汇聚着更多的英雄力量、更狂热的激情、更强烈的生命冲动。同时，在第三变奏中，贝多芬加进了一支新的明亮光辉的旋律，这支旋律同固定低音旋律一道经历了以后的变奏，变得愈发宽广，犹如一支庄严的颂歌。

1805年4月7日，在贝多芬亲自指挥之下，维也纳大剧院举行了《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首演。

“历来对《英雄》一曲的普遍看法——它是开启交响曲的浪漫主义时代、与传统分道扬镳的革命之作——只有一部分正确；在很多方面，这首曲子把18世纪交响曲的理想带入其理论的最高境界，与其说是革命之作，不如说是传统之登峰造极。在《英雄》中，贝多芬仍然遵循古典主义的形式规范，例如整体铺陈、配置、四个乐章的均匀分量、在乐曲的片断发展中完成和声目标并充分表达思想。虽然此曲奏鸣曲形式的第一乐章，要比莫扎特或海顿任何一首交响曲的快板乐章都来得庞大、雄浑，但它实在可以看做是古典乐派的最高体现。”（美国音乐学者泰德·利比评）

《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是交响曲史上的里程碑。通过这部作品，贝多芬突破了其创作第一、二交响曲时延用的维也纳交响曲创作模式。在体裁上革故鼎新，大幅度地消减以前交响曲中常见的嬉戏性、娱乐性，并以探讨人生哲理、描摹社会发展、体现时代特征而代之，个性更为鲜明。而与以往的创作显著区别的是音乐形象所独具的史诗般英雄性格。从此以后，跟其他音乐体裁相比，不论是规模还是内容，交响曲都成为最适合表现重大题材和富有哲理性内容的器乐门类。

《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的出现，标志着欧洲音乐历史中具有重要社会政治意义的题材第一次进入交响乐这个音乐体裁的领域。这是贝多芬的重要贡献。贝多芬不仅使代表中心形象的主题成为奏鸣曲式的第一乐章的核心，而且使它贯穿交响曲的各个乐章，形成整个交响曲内部的有机统一，这种贯穿发展把乐曲一步步推向最后的高潮。与此同时，贝多芬还把革命的法国经常为牺牲者们举行群众性葬礼采用的音乐体裁引进这部交响曲作为慢乐章；用充满清新活力的、泼辣的谐谑曲代替了通常作为交响曲第三乐章的宫廷典雅风格的小步舞曲。这样，整个交响乐套曲的面貌焕然一新。

从作曲技术上讲，它是一部革命性的作品，长度和复杂度前所未有。在两个序奏和弦之后，它以一个简单得难以设想的、建立在降E大调三和弦上的主题开始，但是又忽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升C，在整个乐章进程中带来了没完没了的变奏和展开。除了常用的第二主题和结尾主题外，还有许多过渡性的动机，在整个乐章中十分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