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剑啸，原名苏宝谦，又名宜庵，1905年1月29日出生于新疆伊犁。1938年上半年，苏剑啸投奔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驻在三原县安吴堡的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1946年4月，在苏剑啸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察哈尔盟民主政府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察哈尔分会诞生。苏剑啸当选为分会主任。1948年12月6日，苏剑啸一行27人踏上返回察哈尔盟的归途。8日晨，在沙布日台与胡图凌嘎股匪遭遇。

苏剑啸，原名苏宝谦，又名宜庵，1905年1月29日出生于新疆伊犁。祖籍蒙古苏尼特部落，后其父永格率全家迁居甘肃酒泉。应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扎萨克达西之邀，加入额济纳旗旗籍。苏剑啸弟兄四人，他排行老大。

苏剑啸的幼年和少年，时值国家政局动荡的年代，少数民族还要多受一层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歧视和压迫。其父永格在伊犁将军帐前作文书时，目睹白俄欺压伊犁人民的暴行，痛心疾首，义愤填膺。这给童年的苏剑啸上了爱国主义的启蒙课。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心里萌发了振兴民族的远大抱负。苏剑啸在兰州第一中学读书时，是学校里勤奋好学的好学生。中学毕业后，他选学了英文，考入北平中国大学英文系。这是他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第一次尝试。他以为学会英文，就可以学习英国等西欧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用于民族和祖国的振兴。

1931年，苏剑啸毕业。他怀着报效国家的宏愿走出校门，可是，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接踵而来的却是父亲瘫痪在床，妻子肺病加重，弟弟们又都在上学，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压在他一个人的肩上。他不得不为寻找工作而四处奔波，后来才在一位英籍大学教授的帮助下，在中大附中谋到了一个教师的职位。

社会的黑暗和家庭生活的沉重负担，使他原想以实业救国的愿望碰了壁。但是，他设有因此而气馁，继续执著地追求和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

30年代中期，苏剑啸毅然辞去了中大附中的工作，舍弃了城市生活，怀着为家乡的繁荣与民族的振兴干一番事业的雄心，来到地处边陲戈壁的额济纳旗。

苏剑啸到额济纳旗后，深得旗扎萨克图布升巴雅尔的信任。在这期间，他组织青壮年充实旗保安队，打击劫舍扰民的土匪；创办了额济纳旗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小学；开办了第一个诊所，从北平请来造诣较深的中西医大夫。抗战爆发后，他还担任了阿拉善、额济纳旗联防司令部参谋长。为了解决学校、诊所和旗武装力量的经费问题，额济纳旗政府成立了槽头税局，专收过往牲畜的槽头税。槽头税局的成立和槽头税的施行，为额济纳旗增加了收入，但却与驻酒泉的宁夏军阀马步康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为了索取巨额军饷，马步康将苏剑啸绑架到酒泉，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几经周折，苏剑啸才脱离了险境。

1937年秋天，周仁山奉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中央代表谢觉哉和办事处处长彭加伦派遣，以国民党兰州军事委员会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秘书的公开身份，前往额济纳旗开展工作。周仁山是苏剑啸在大学时代的旧友。他向苏剑啸介绍了国内的抗战形势和日军的侵略暴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使苏剑啸逐渐认识到：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内蒙古人民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

1938年上半年，苏剑啸投奔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驻在三原县安吴堡的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不久，又转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大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毕业后，苏剑啸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敌工部工作，1942年又调军区社会部工作。

1942年8月，苏剑啸奉党的派遣同爱人董静波一起到了张家口，寄宿在侄儿苏启华家中，以谋求生计为名，机智地周旋于蒙奸、汉奸之间，搜集敌伪情报，开展统战工作。

1944年夏，苏剑啸夫妇一同回到晋察冀军区社会部工作，并参加了晋察冀边区整风训练班。

1945年8月，抗日的胜利，使内蒙古的广大地区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内蒙古人民欢欣鼓舞，渴望早日获得民族解放和民主权利，摆脱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和贫困落后状态。此时，内蒙古的形势和全国一样，面临着两种命运和两个前途的抉择，各种势力都在积极活动。中国共产党根据内蒙古的形势和内蒙古人民的意愿，及时确立了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实行区域自治。这年冬，苏剑啸奉派到内蒙古地区工作。

同年11月26日，乌兰夫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的领导下，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会议产生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机构——内蒙古自治区运动联合会。苏剑啸以额济纳旗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当选为联合会执行委员，并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察哈尔盟分会筹备委员会主任。

同年12月，苏剑啸与陈炳宇一起赴察哈尔盟开辟工作。当时，察哈尔盟刚刚获得解放，情况十分复杂。王公贵族对我党存在疑虑；广大牧民也不了解我党的政策主张；匪患猖獗，社会秩序极不安定。

为了尽快打开局面，苏剑啸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他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他以诚恳的态度去接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内蒙古自治区运动联合会的性质、任务，了解他们对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态度。在原则问题上，他立场坚定，从不让步，引导他们摒弃封建的旧观念，接受革命的新思想。过去，贫苦牧民没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一举一动都要受旗总管的辖制。苏剑啸坚持把“人民有居住、迁徙自由”列入施政纲领，对反对革除这一封建遗俗的王公贵族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他赢得了大多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支持。

他还深入农村牧区，发动贫苦农牧民群众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在牧区，每到一个蒙古包，他都细心地询问牧民的经济状况。有多少羊，有几头奶牛，有没有乘马，都要问到。他善于用极其浅显的语言和群众探讨贫困的原因，讲述革命的道理，宣传我党民族自治的主张。他如一团火，温暖着贫苦牧民的心。凡是跟他接触过的群众，都把他当做可信赖的人，很受人们尊敬。

苏剑啸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能够正确对待来自下级的批评意见。一次，他与一位同志交代工作时不够冷静，受到这位同志的顶撞。但他觉得对方言之有理，当即表示歉意：“你说得对，我不该发火。”他与同志们情同手足，关系十分融洽。大家畅所欲言，发挥集体智慧，保证了工作的顺利开展。

苏剑啸的生活十分俭朴。他的眼睛高度近视，但却舍不得花钱配一副合适的眼镜，读书写字非常吃力。他患胃病，却不让同志们照顾。总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1946年4月，在苏剑啸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察哈尔盟民主政府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察哈尔分会诞生。苏剑啸当选为分会主任。

当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10月初，我军主动离开张家口，战火蔓延到察哈尔草原。察哈尔盟分会及政府机关从阿巴嘎撤退到浑善达克沙漠。

1947年，是察哈尔盟解放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岁月。驻多伦的国民党部队不断袭扰我方，抢劫物资和马匹，杀害我地方干部，袭击我小股部队，布利亚制、胡图凌嘎股匪与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无恶不作；内蒙古王公上层出现了波动，有人投靠了国民党；基层革命政权多数被敌人摧毁。

这一年，关起义代盟长牺牲之后，苏剑啸担任了察哈尔盟盟长。他与行政处长方星五率领一部分干部和警卫战士组成的武工队，配合我骑兵第十六师，在察盟坚持斗争。这支50多人的队伍，常常出其不意地袭击敌军小股部队和伪乡公所，镇压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打击劫舍扰民的土匪。所到之处，召开各种类型的群众会议，宣讲全国解放战争形势，重建革命政权，是一支深受群众赞誉的地方武装。这支队伍的活动，对于坚持察哈尔草原的斗争，保卫锡林郭勒后方，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苏剑啸在领导武装克敌制胜的斗争中，表现了一位老地下工作者的机智果敢。

1947年初，国民党军进逼察哈尔盟时，原正白旗参领、曾任我民政科长的德王舅父宝音陶克陶纠集一些反动上层人士，阴谋组织全旗叛乱，先后十几次向侵占察北地区的国民党第十一兵团递送情报，策应蒋军进犯我正白旗解放区。

2月，具有丰富隐蔽斗争经验的苏剑啸综合各方面的情报，采取山头了望、外围放哨、短促突击等方法，抓住了宝音陶克陶派往宝昌同国民党勾结的信使，搜出了国民党的信件和委任状。苏剑啸亲自审讯，并加以控制利用，让其为我服务，从而掌握了敌人行动的确切情况，粉碎了国民党机械化部队妄图以突然袭击方式一举歼灭我察盟分会和正白旗革命力量的阴谋。同时，使通敌叛变集团得以彻底暴露。8月，在我骑兵第十六师的配合下，宝音陶克陶一伙被一网打尽。

1948年，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察哈尔盟的形势也有所好转。3月，察哈尔盟工委组成工作团，深入牧区开展牧改运动。运动中出现了偏差。对此，苏剑啸认真地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进一步总结教训。

同年10月，苏剑啸与中共察哈尔盟工委代书记肖诚等一起到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市)，向中共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巴彦塔拉盟、乌兰察布盟工委汇报工作，参加工委召集的会议。12月6日，苏剑啸一行27人踏上返回察哈尔盟的归途。8日晨，在沙布日台与胡图凌嘎股匪遭遇。草原上，白雪皑皑，硝烟弥漫，人喊马嘶，枪声不断。两小时后，匪徒增至70人，形势险恶。此时此刻的苏剑啸和战友们一边从容应战，一边焚毁身上携带的机要密码和党的文件。

战斗进行到下午，26位战友已伤亡过半，而匪徒越聚越多，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马桩遭到胡图凌嘎匪徒的炮击，战马奔散，护送部队又未能及时赶到，情况十分危急。在这生死关头，他和战友们发出誓言：“与阵地共存亡，冲不出去就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下午4时，200多名匪徒又一次向他们发起疯狂的进攻。在这最后的时刻，苏剑啸和战友们壮烈地实践了自己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