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阁记》是北宋文学家王安石于皇祐五年（1053年）所作的一篇小品文。文章发表两点感慨：一是回顾真宗、仁宗两朝对待献灵芝的不同态度以及造成的社会影响，感叹推行教化的重大作用，实际是在讽劝天子改革政治，转变世道；二是对比同一灵芝处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遭际变化，感叹士者的进退荣辱取决于时运，实际是在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懑情绪。虽是借题发挥，但是叙事生动，感喟深沉，富于情致，善于生发。

芝阁1记

祥符2时，封泰山3，以文4天下之平，四方以芝5来告者万数。其大吏，则天子赐书以宠嘉6之；小吏若7民，辄锡8金帛。方是时，希世9有力之大臣，穷搜而远采；山农野老，攀缘10狙杙11，以上至不测之高，下至涧溪壑谷，分崩裂绝，幽穷隐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于九州12、四海13之间，盖14几15于尽矣。

至今上16即位，谦让17不德18。自大臣不敢言封禅，诏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纳。于是，神奇之产，销藏委翳19于蒿藜榛莽20之间，而山农野老不复知其为瑞也。则知因一时之好恶，而能成天下之风俗，况于行先王之治哉？

太丘21陈君，学文而好奇。芝生于庭，能识其为芝，惜其可献而莫售22也，故阁23于其居之东偏，掇取24而藏之。盖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25，或贵于天子，或贵于士，或辱26于凡民，夫岂不以时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27于贵贱，而卒所以贵贱者，何以异哉？此予之所以叹也。

皇祐五年十月日记。

大中祥符年间，真宗皇帝登泰山举行封禅仪典，以此文饰天下太平，全国各地有上万人拿着灵芝来朝廷报告。其中的高级官吏，天子便赏赐书籍以示恩宠，嘉奖他们；低级官吏和普通百姓，便赏给金银布帛。当时，迎合世俗、掌握权力的大臣，派人到远方去采摘，尽力搜寻；山区农民、乡间老农攀援山上的树桩，登上高不可测的山崖，下到山涧峡谷深处。崩裂的山峰，断裂的地层，偏僻荒凉遥远隐蔽的地方，人迹罕至之处，往往都搜寻遍了。这样，九州四海所产的灵芝，几乎都被采摘尽了。

到了当今皇上登上帝位，为人谦虚，不以德行自居，从大臣以下不敢再提封禅这件事了。皇帝命令有关官员：凡是奉献吉祥之物来报告的，一律不要接纳。于是一切神异珍奇之物，都被丢弃隐没在蒿莱野菜、树丛杂草之中，如今山区农民、乡下老农不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吉祥物了。由此可知，皇帝一时的喜好或厌恶，能够影响天下形成风气，何况是推行古代圣王的政令与教化呢？

太邱人陈君，学习文章又爱搜寻珍奇之物。灵芝在他的庭院长出来，他能认出这是灵芝。因惋惜灵芝可以献上朝廷但朝廷不接受，于是在他住宅的东边建起一座楼阁，把采摘到的灵芝收藏起来。他喜爱珍奇之物到这样的地步。唉，灵芝本来是一样的，但有的被天子所珍贵，有的被士人所珍贵，而有的却被普通百姓轻视辱没。这难道不是因为时运不同吗？具有道德修养的士人，固然不会将心思用在尊贵卑贱方面，但是最终还有尊贵和卑贱的差别，这同灵芝的遭遇有什么区别呢？这正是我要感叹的原因啊。

皇祐五年十月某日记。

《芝阁记》作于皇祐五年（1053）十月，时作者任舒州通判。宋仁宗标榜节俭，禁止进献祥瑞。作者友人陈君采得灵芝后，只得自藏于阁，并请作者撰文以记之。

第一段写灵芝被视为祥瑞之物，在天子的重视下，立即显贵的情况。这里既描写了大臣们为受到宠信嘉赏，派人到处穷搜远采之状，也描绘了山农野老攀援绝岩涧壑身遭危险之情，在大臣、山农的两相对照中，使读者看到灵芝给不同的人们带来的悲喜苦乐是绝不相同的，从而含蓄地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疾苦的同情。

第二段写仁宗即位后，谨慎谦让，不以封泰山来文饰太平。从此大臣不敢再说封禅祭天地之事。皇上还下诏书说凡是报祥瑞的人都不要接纳。于是像灵芝这样的神奇之物，就隐蔽在野草丛木之中了，此后山农野老也就不再知道灵芝是祥瑞之物。作者在对比叙述之后，议论道：“则知因一时之好恶，而能成天下之风俗”可见皇上好恶影响之大。文章通过对比水到渠成地提出：“况于行先王之治哉？”指出皇上对于行先王之治当然会起更大的影响。这一句看似不经意，实则是作者议论的中心。

第三段写太丘陈君“芝生于庭”，甚为爱惜，遂建阁于居室东侧， “掇取而藏之”。行文至此，才回应文题“芝阁记”。并且与前二段文字相呼应。随之就此展开议论，说： “芝一也，或贵于天子，或贵于士，或辱于凡夫，夫岂不以时乎哉”，再一次论到灵芝的或贵或贱与时尚的关系。那也就是说贵与贱是难有客观标准的。故文末写道：“士之有道，固不役志于贵贱，而卒所以贵贱，何以异哉？”提出有道之士，不应驱使自己志向在贵贱之中，也就是在时尚中间升沉起伏；而且最终贵贱的原因区别又是很大的啊。这里，作者从济世出发，希望有道之士能坚守仁人之志。

“芝”是行文的线索，全篇围绕灵芝的贵贱变化而展开议论，生发开来论证出天子对时尚的引导作用，因此应“行先王之治”；有道之士亦应“不役志于贵贱”，与君一起“行先王之治”。文章表现出作者思想深刻的特点，在写法上，一波三折，起伏跌宕，围绕芝草层层生发，又处处转折，时而叙事，时而感慨，属于小品文中的佳作。

明·孙琮《山晓阁选本宋大家王临川全集》卷一：题意只是说陈君好奇，为阁以藏芝。却先说贵于天子一段，以庆芝之遇；又说辱于凡民一段，以悲芝之厄。一庆一悲，其间无数感慨，无数曲折，已有士之贵贱在内，特至结尾才点出耳。前面是说芝，看来却不像说芝。结处不说芝，看来却只是说芝。文心之巧，文笔之妙，真使读者目眩神摇。

清·王文濡《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五十七：借芝阿上，芝为之尽，真堪发噱。后幅因芝及士，时之遇不遇又各判焉，寥寥数语，无限感慨。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抚州临川（今属江西抚州）人。庆历进士。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曾上万言书，主张改革政治。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即位，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被任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1070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积极推行新法。熙宁九年（1076年）罢相后，退居江宁。封荆国公，世称荆公，卒谥“文”，又称王文公。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临川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