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是一个汉语成语，意思是形容应该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和批评或教育人们要勇于接受批评。良药多数是带苦味的，却有利于治病；而教人从善的语言多数是不太动听的，但有利于人们改正缺点。这句贤文是在教育人们要勇于接受批评，常用来说明应该正确地对待别人的意见和批评。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出自《史记·留侯世家》沛公刘邦十万义军攻破峣关，在蓝田大败秦朝关中守军，领先天下义军，顺利地进入咸阳。进入秦朝的咸阳宫后，沛公刘邦被宫中的美色珍玩吸引，忘乎所以，准备留在秦宫里玩个尽兴不出来了。他的连襟兄弟樊哙劝他他也听不进去。这个时候，张良入宫直谏，很严厉地数落了刘邦一顿，说明了他这样做的错误，并且说了这么一句：“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请沛公听樊哙言。”沛公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秦宫，宣布军队开出城市，到咸阳郊外的霸上乖乖驻扎，不许扰民。

《孔子家语·六本》：“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孔子家语》一书最早著录于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凡二十七卷，孔子门人所撰，其书早佚。唐颜师古注《汉书》时《汉书》时，曾指出二十七卷本“非今所有家语”。颜师古所云今本，乃三国时魏王肃收集并撰写的十卷本。王肃，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曾遍注儒家经典，是郑玄之后著名的经学大师。

2022年有记录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最早出自《史记·留侯世家》。《孔子家语》为三国时魏王肃收集并撰写。西汉末年中山怀王刘修陪葬的一部书籍《儒家者言》内容，与现今所流传的《孔子家语》十分相近，甚至二者之间多有雷同之处。所以《孔子家语》原本是否有该原句有待考证。

第一种的意思是，药虽然是苦的，但有利于疾病的治疗。忠实的劝告往往都是不喜欢听的，但对行动有好处。

第二种的意思是，好药大多是苦的，却有利于治病；而教人从善的语言多数是不太动听的，但有利于人们改正自身的缺点。这句话在教育人们要勇于接受批评。 因为一个人有了过错并不可怕，只要能够及时地改正就无大碍，可怕的是讳疾忌医，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以致于由小错到大错，由大错到不可救药。苦口的药虽然很难让人吞咽，却有利于自己痊愈；逆耳的话虽然有点伤人，但能帮助我们的一言一行，使我们更快地进步，起到激励的作用。

一个人活在世上，能够得到智者的批评和指导是一件幸事。要知道，说难听的话得罪人，所以，批评一个人是需要很大勇气，冒很大风险的。谁都知道“多栽花，少栽刺”的道理。

中肯的劝告或批评，就如同苦口的良药，虽然听起来难受，实际上对自己的行为大有裨益。现多用于说明应该正确对待别人的意见和批评。

烧心，但只要是中肯有益的，也不应该挑剔提意见者的话是否顺耳、方法是否得体。这句贤文旨在教育人们要勇于接受批评的意见。强调良药多数是带苦味的，却有利于治病；而教人从善的语言多数是不太动听的，但有利于人们改正缺点。这二者说出的从治病到治身，从治身到治国的道理，是非常正确的，并且通过前后语言上的对比和哲理上的互补把主题表达得一清二楚。

纵观中国历史，凡是成就突出的人，大都勇于接受批评意见。他们能够从善如流，所以能够吸取众人的智慧，避免自己的失误，从而成就自己的事业。

生活是需要忠言的，但是，是不是就一直都需要忠言呢？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传了上千年了，基本的思路没有错，就是要人接受别人难听的劝告。道理并不难懂，其根据是因为人无完人，人人都有不足，而且，容易故步自封，自以为是，别人的劝告总是没有那么顺耳，所以，要求听者摆正心态，要虚怀若谷，集思广益，兼听则明，耐心听得进去。

但是，细细想来，这话里还是有很多值得推敲的问题的，同样也需要接受点逆耳的“忠言”的质疑。

首先，就是该如何定义“忠言”。是不是逆耳的都是忠言？如果“忠言逆耳”是必然的、注定的、唯一的，那么，就可以说，“逆耳”是忠言的判断标准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了。这样，就有问题了。“忠言”一定就要逆耳吗？既然是“忠言”，本来就是好的，为什么就不可以淡定从容点，讲究点说话艺术，注意一下时间、场合呢？毕竟现代又不像古代那么需要当众死谏了。人与人之间的很多沟通还是可以私聊的。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私下里，温和地说，或者先表扬，关注一下对方心态，换位思考，预感一下对方的接受能力，然后再巧妙地、分步骤地表达自己一厢情愿的“忠言”，这样岂不更好？而古训中“忠言逆耳”的提法显然不符合这种做法。“忠言逆耳”的原意，似乎是说，既然是忠言，就不大可能说得更让人接受点，不能讲分寸了，一定是逆耳的。结果，历史告诉我们，说忠言的，用心良苦，语重深长，人家可能就不买账了，甚至很多开明的君王也不例外，不是仅仅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的问题，可能就是抵触，抗争，甚至反唇相讥，恶语回应，甚至对“忠言”规谏者报复了。

应该明白，真理是相对的，所以“忠言”也是有条件的。而且，是不是忠言，往往是说话方自己认定的，是一厢情愿的。正因为说话方经常自己认为对对方有益，自认为是忠言，就不考虑对方的心理承受能力了，也不看场合，就说“为了你好”，更不管讲话口气了，这当然很成问题。更何况这“利于行”的“行”就一定需要忠言吗？有些“行”，做的人心中知道怎么回事，清楚困难所在，这里多说什么言语都是多余的。有些“行”是习惯，有些“行”是性格，有些“行”则是受种种条件限制了的，所以，“忠言”并不是一直管用的。说多了，反而影响做事人的情绪，不仅逆耳，还影响做事人的心情，影响做事效果。所以，“忠言”并不一定是必须的，也未必就管用；而没有分寸、不讲艺术的“逆耳忠言”就更可能是于事无补，反添乱象的。

事实上，说“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多半是教训别人的一方。听者这方认可这句话的，而且能经常挂在嘴上的并不多。有些人受了这话的影响，骨子里就有这个文化的遗传基因，好为人师，整天没什么事做似的，只会琢磨给别人忠言善言的。似乎就他一个人最懂得人生，最懂得做事，也不管别人要不要，烦不烦，一味地提意见。这些人似乎没事尽找茬，尽说些“逆耳”的话，而且，没完没了。从这点看来，病根就在于受古人这含糊的话潜移默化所驱使了。古人这话本身是朗朗上口，容易记忆，更容易传播，但是，越是这样的话，也因为其简练而含糊，我们越是要实事求是，越是要深究，要细细分析。时间、场合不一样了，观点就应该更明朗更进步些，要与时俱进，灵活变通。行动未必都要忠言，说多了无益；忠言未必要逆耳，逆耳了容易产生误解，形成敌意。而且，苦口未必是良药，苦不苦口也不是治病服药的判断依据。因此，还不如改为“良药对症利于病，忠言有效利于行。”对症才是标准，有效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