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文（1916年11月28日—2008年12月30日），浙江
青田人，曾任中共皖江区委宣传部、
华东野战军纵队宣传部副部长，《渤海日记》总编辑。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处长，中共上海市委学校工作部、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上海市科委副主任、主任，上海市教卫办副主任、高教局局长，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
中共十二大代表。
人物生平
舒文，男，
浙江青田县高湖镇良川村人，
1916年11月28日生。
1931年6月23日，杭师恢复独立后首批招生153人，舒文及其终身伴侣骆慕曹（即苏星），分别是其中的普师班和幼师班的学生。
开学后4天，“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震惊。人民群众奋起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抗日。9月21日，杭师师生成立“抗日救国会”，后来学生又单独成立“杭日救国会”，组织宣传队，分头上街宣传抗日，检查日货并募捐慰问抗日将士和难民。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张道藩，不仅不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反而对学生采用高压政策。他窜到杭师，向学生训话，诬蔑学生的爱国行动为“越轨行为”，扬言要进行惩处。
舒文和同学们都十分气愤，立即参加了杭州市各校学生的罢课游行。当声势浩大的学生队伍直奔省教育厅时，张早已闻风而逃。教育厅大门紧闭，愤怒的学生越墙而人，遍寻张道藩不见。又来到里西湖张道藩住宅，岂料还是找不到张道藩。怒火中烧的舒文和同学们一起来到国民党省党部，把它团团围住，并由学生代表进门，提出坚决抗日的要求，其它学生把抗日标语和传单贴满街头巷尾。雄壮的爱国呼声响彻杭城上空。
自此，舒文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当时杭师有姚恩铨等进步学生组织了“白煤学社”（象征白煤燃烧起来发出熊熊的红光），定期出版墙报，宣传革命思想，批判国民党反动政府。白煤学社还秘密组织“读书会”，介绍许多进步书籍给同学。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高尔基的《母亲》、鲁迅的《呐喊》《彷徨》等。这些都对舒文产生很大影响。白煤学社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反动当局把学生的爱国行为视作洪水猛兽，千方百计予以镇压。终于在一天清晨，派军警偷偷包围学校，携带手枪搜捕姚思铨等人。当时，姚与舒文都睡在楼上。由于学生发觉得早，就由舒文带头，一群学生从楼上一涌而下，姚思铨跟在舒文后面，避开军警耳目，爬过墙头，从隔壁横河小学的厕所逃出。后来，姚思铨、陈凤超、励芳娥等同学仍先后不幸被捕，陈凤超以后牺牲于上饶集中营。
在现实和进步同学的启发下，舒文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并试图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来观察教育问题。在课堂里，他常常在课桌上摊一本教科书作为掩护，而埋头读马克主义著作和《东方杂志》等进步刊物。
1932年，杭师举行学生论文展览，舒文完全脱离教科书的范围写了一篇论述大众教育的文章，居然受到教育学教师钱希乃的赞赏而被展览。接着，他和骆慕曹先后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杭州社会科学者联盟”和“教育工作者联盟”，受到更多的革命教育。
1933年秋，舒文因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
但是舒文决心完成师范教育，他在杭县临平当了短时间的小学代课教师后，又经进步教师的介绍，转人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并于1935年6月毕业。由于该校于1938年下半年并入杭师，所以他仍是杭师的毕业生。
师范毕业后，舒文来到上海。他的第一个工作仍是小学教师，在上海大木桥路平民新都小学当教务主任，后当校长。还担任高年级的语文教师，在学生中进行抗日与革命的宣传教育。同时，从事进步文化工作，经常在进步杂志《读书生活》等刊物上发表文艺评论，写高尔基著作《我的童年》等书评。
1937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皖江区委宣传部、华东野战军纵队宣传部副部长，《渤海日记》
总编辑。
建国后，舒文同志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处长，中共上海市委学校工作部、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上海市科委副主任、主任，上海市教卫办副主任、上海市高教局
局长，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55年至1958年，舒文在中共上海市委负责高校和科学部门工作，主要是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根据党组织的统一布置，曾吸收一大批够党员条件的著名教授、专家入党，加强了党在科学、教育工作中的领导。
1958年至1966年，舒文负责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工作，为发展上海的新科学技术而努力。在此期间，他一直关注高等学校的新学科建设和研究，并直接协助创办了院（科学院）校（高校）结合、理工结合的上海科技大学，在这所学校设置最新发展的学科，并在全国建立专收劳动模范和技术革新能手的第一个工人班，培养出一大批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工业和科技战线的领导骨干。在舒文主持上海市科协工作期间，还推动科协所属各学会办了许多业余科技大学，进行后来被称为“继续教育”的工作。
1978年10月，舒文在恢复工作任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副主任后不久，就开始关注当时在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实施的一项少年理科班实验。经历十年动乱后，我国人才奇缺，中央提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要求，舒文对这项前瞻性实验予以肯定与支持，并于1981年夏天，将该项实验交给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范大学）教科室来研究实施。
1983年在《人民日报》著文，提出高等学校除教学、科研两项职能以外，应增加为社会服务（技术服务）为第三职能，并支持在高教局成立高校技术中心。
1986年9月，成立了上海市实验学校。舒文亲自为实验学校挑选了在徐汇区田林新村的校址，并联系了浙江青田同乡旅日爱国华侨林三渔先生，为实验学校捐资兴建了教学实验楼“三渔楼”。
舒文自1983年以后，担任过教育部门的顾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8年离职休养后，又受聘参加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咨询工作。还担任着上海市实验学校的名誉校长。他始终关注上海和全国的教育事业，不断进行一些专题调查研究。党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和他的工作经历，使他可以从更广阔的背景和宏观的角度思考问题。他写了不少论文，提过不少意见，也从实践中进行过一些改革与试验。
1996年9月，上海市实验学校扩大办学规模，东进浦东。那时舒文虽年事已高，但依然牵挂实验学校的发展，多次来校视察，为实验学校的发展多方呼吁，并担任了实验学校理事会名誉理事长，多次出席理事会，对办学予以指导。
2004年12月12日，上海市实验学校新校举行开工典礼，当时已经88岁高龄的舒老，出席了开工典礼，并亲自为开工剪彩，随后，又步履蹒跚的巡视了新校工地，这让全体实验人无比感动。
舒文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上海市科技教育战线老领导，2008年12月30日21时52分，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3岁。
人物观点
舒文认为，第一，教育必须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舒文于1981年曾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上海教育，认为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数量都不能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在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只考虑到大中学校、大机关、工厂、科研单位的需要，而忽略了对众多的中小企业、广大的农村（包括乡镇企业）、分散的第三产业，以及县区以下基层政权人才的需求，人才到不了基层的农村。二是国家包办学校教育，财力有限，不能多办学校等。舒文认为，尽管上海适龄青年的高校入学率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数，但高校毕业生仍远远满足不了新兴产业、第三产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需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发展教育的关键，是在计划调节下引进市场机制，给学校以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办学权。
第二，学校要办活动，使学生的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全面而自由地发展。现在整齐划一的教育制度束缚了人的个性和特长的发展，使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应让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更多地注重个性、特长的发挥，使人才得到最优化的发展，应当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给青少年以更多的上学机会，不要多加限制。给学生以选择学校的权利。改革机械的学年制，实行比较灵活的学分制和选修制：改革统一的只重书本知识的会考和高考入学制度，使有实践经验的人得以入校学习。在统一的教育和教育目标之下，应允许各校办出不同的特色。舒文和同志们一起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实验学校，取得了成效。实验班的学生，通过10年时间的教学，完成了12年的小学至高中的教育。而且在德、智、体几方面，在个性和特长方面得到健康全面的发展。
第三，学校要向社会开放，在与社会相结合中培养学生。舒文多年来提倡要大批招收有实践经验的人入学，并在入学考试办法、学籍制度和学生待遇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学校教师还应与其他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实行互相兼职，交换工作。此外，学校除垂直的教育系统领导关系以外，还应有社会各方人士参加校董会或校委会组织，帮助并监督学校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