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门将军号事件是指公元1866年8月美国武装商船舍门将军号（General Sherman）入侵朝鲜平壤的历史事件。该商船要求与朝鲜贸易，甚至扣押官吏、肆意开炮，引起朝鲜人的强烈反弹。朝鲜平安道观察使朴珪寿指挥平壤军民击沉舍门将军号，因而酿成国际纠纷，并引发1871年美军入侵朝鲜的“辛未洋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这一事件作为朝鲜近代史的开端。

19世纪以后，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展，欧美列强开始新一轮的扩张，企图让世界上更多地方成为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随即打开了中国的国门；1853年黑船事件，美国紧接着迫使日本门户开放。朝鲜成为东亚地区唯一没有打开国门的“隐士王国”。美国很早就对朝鲜产生兴趣，1845年美国纽约州议员、众议院海军委员会主席普拉特（Z. Pratt）就向众议院提交过《开放朝鲜的议案》；1853年1月一艘美国船只驶入朝鲜东莱府的龙塘浦，开启了朝美之间的最早接触。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美国打开朝鲜国门的愿望更加强烈。而在当时，朝鲜一直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拒绝与西方国家通商，尤其是1864年兴宣大院君摄政以后，朝鲜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和国防力量，对外则更加坚定地实行锁国政策。直到此时为止，除了“异样船“出没于沿海外，尚未有任何欧美列强正式向朝鲜提出开国通商的要求，也没有入侵朝鲜境内的事情发生。

1866年是“异样船”出没于朝鲜半岛海域最频繁的年份。这年3月，来自德意志邦联汉堡的商人奥佩尔特（Ernst J. Oppert，又译“吴拜”）乘坐英国商船“罗纳号”（Rona）来朝鲜忠清道牙山湾，要求贸易，不久离开；6月，有一艘美国商船“惊奇号”（Surprise）失事漂流到朝鲜平安道铁山海域，朝鲜平安道观察使朴珪寿命令对其给予救助，并将船员送至中国；8月，奥佩尔特乘坐英国武装商船“皇帝号”（Emperor）重返牙山湾，又北上江华岛，提出贸易要求，但因船只燃料不足且担心触礁而被迫折返中国上海。“舍门将军号”（General Sherman）驶入朝鲜内河大同江也与此事同时。再加上当时中国向朝鲜通报法国为报复朝鲜镇压天主教（丙寅邪狱）而即将出兵朝鲜的消息，加剧了朝鲜的压力。当时的朝鲜人哀叹“四方水路所通之地皆为泊船，事机危急，迫在目下”，舍门将军号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舍门将军号”（General Sherman）是用美国内战期间以嗜杀著称的北方将领谢尔曼（W. T. Sherman）来命名的一艘蒸汽帆船。据朝鲜方面的观察，船体高约3丈（4.5米左右），覆盖铁甲，配备火炮，在当时属于最先进的舰船。此船来历不明，有人认为这原来是曾服役于美国海军的“长公主号”（USS Princess Royal），退役后被民间人士改称为“舍门将军号”。然而，“长公主号”虽然确实被改名为“舍门将军号”，但跟入侵朝鲜的“舍门将军号”只是重名而已，并非同一船只，前者在1874年沉没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恐怖角（Cape Fear）海域。另一种说法是舍门将军号是长期横行于华南与东南亚海域的海盗船，但此说没有直接出处。舍门将军号首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是在1865年。当时，曾任清朝常胜军统领、后成为太平天国“洋兄弟”的美国人白齐文在上海搭乘了舍门将军号，欲南下厦门以投奔盘踞漳州的太平军李世贤部，途经台湾打狗（今高雄）时，当地清朝官员获悉白齐文藏身于舍门将军号上的消息，企图上船搜捕，但在船主普来屯（W. B. Preston）和船长巴使（Page）的庇护下未果。舍门将军号此行的目的是收购一批蔗糖去华北或日本贩卖，他们在厦门停泊时取得了到台湾装糖的许可证，重返台湾时一度被台风吹走，所幸风力减弱而得以回到台湾，修理船只并装糖后离台北上。1866年7月，舍门将军号在天津与英国密迪士商会（Meadows & Co.）签订了一份合同，舍门将军号负责将密迪士商会提供的商品运到朝鲜交易，并由该商会的职员何喝特（George Hogarth）担任押运员。7月29日，舍门将军号行至芝罘（今山东烟台）时，又聘请了一位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崔兰轩（Robert Thomas）充当朝鲜语翻译，就此踏上了前往朝鲜的不归路。

舍门将军号由20人构成（一说24人）。其中西洋人5人，分别是船主普来屯（美国人）、船长巴使（美国人，对朝鲜声称是“但国人”即丹麦人）、航海技师威尔逊（Wilson，美国人）、押运员何噶特（英国人）、翻译崔兰轩（英国人）。此外还有赵凌奉、赵邦用等13名中国雇员以及2名“乌鬼子”（黑人）。在这些人员中，事迹最清楚的是崔兰轩（托马斯牧师）。他生于1840年，是英国圣公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1865年在芝罘接触了朝鲜人后，便对朝鲜产生兴趣，立志要做第一个把新教传入朝鲜的传教士。他学习了朝鲜语，并在当年秋乘坐中国渔船偷渡至朝鲜黄海道沿岸，在那里发放汉文《圣经》，不久即因准备不足而撤回中国。他来到北京，试图接触朝鲜来华朝贡使臣（有说法是朴珪寿就在此行并与崔兰轩谈笑风生，所以崔兰轩才决定搭乘舍门将军号去朝鲜传教，但实际上朴珪寿根本就没在那年来华）；崔兰轩又听说法国要报复丙寅邪狱而出兵朝鲜，打算参加法国的远征，然因法军司令罗兹被调去交趾支那镇压叛乱而使出兵朝鲜的计划被推迟。就在这时，他得知了舍门将军号要去朝鲜的消息，便申请当了舍门将军号的朝鲜语翻译，并夹带汉文《圣经》去朝鲜。

1866年8月9日，舍门将军号从中国芝罘出发，载满洋布、斜文布、斜文纸、玻璃器、千里镜、自鸣钟、八音盒等货物前往朝鲜，3艘中国船只引导他们去大同江口。8月16日，舍门将军号乘着涨潮，通过了号称天堑的急水门，驶入大同江，3艘中国向导船只折返。翌日，朝鲜的黄州牧使丁大植派人登舰问情，并警告他们不得驶入朝鲜内河，船上人员置若罔闻，要求朝鲜同他们交易土产。

8月21日，平壤庶尹申泰鼎派营吏金乐洙、刑吏赵元国问情于停泊在平壤府郊外的舍门将军号，崔兰轩再次要求朝鲜与之交易大米、沙金、红参、纸张、虎豹皮等土特产，又顺便说自己传播的是教人忠孝仁义的宗教，跟天主教不同，朝鲜官吏则以“交易一款，此是皇朝法禁，亦非藩邦之所敢擅许者”为由拒绝。最后崔兰轩请求朝鲜提供食物，平壤府方面基于“柔远之义”同意其请求，并提供1石大米、50斤牛肉、25只鸡、50个鸡蛋、20束柴木，崔兰轩表示感谢。平安道的最高军政长官——观察使朴珪寿听说后，也从平安监营提供给舍门将军号2石大米、50斤牛肉、1头猪、20只生鸡、50个鸡蛋、20束柴木。

8月22日，舍门将军号溯江而上，驶进平壤郊外万景台下的豆老岛，并停泊于此。平壤府的两名最高官员——负责民政的庶尹申泰鼎和负责军事的中军李玄益亲自登船，警告他们不得与朝鲜交易，只有在朝鲜政府奏请清廷并获得同意后才能允许。崔兰轩和赵凌奉虽然同意，但船主普来屯和押运员（“财主”）何噶特却坚持要交易。8月24日，崔兰轩等7人上岸，在万景台一带侦查并瞭望平壤城，在朝鲜官员的干预下回到军舰。8月26日，舍门将军号移泊于闲似亭一带，崔兰轩等再次上岸侦查。翌日，他们又坐小艇企图上岸侦查，平壤中军李玄益乘船尾随，他们反过来绑架了李玄益，将他带到舍门将军号上当人质（一说绑架于8月25日）。同日夜，平壤庶尹申泰鼎乘船至舍门将军号下，要求他们释放李玄益，但舍门将军号不为所动。李玄益被绑架使平壤地方当局与舍门将军号之间的关系陡然恶化，事态便不可避免地演变成武装冲突。

8月28日，舍门将军号驶入羊角岛，并向江岸乱放枪炮。平壤百姓也聚集江岸，呼吁舍门将军号归还中军，舍门将军号则扬言以1000石白米、大量金银和人参作为条件，百姓则向他们丢石头。当时舍门将军号为避免受到朝鲜军的攻击，把李玄益押在船头作为人盾，到了这天下午，退伍军人朴春权奋不顾身，登上船头，救出了李玄益。

8月29日，舍门将军号移泊于平壤防水城前矶，却因触礁而动弹不得。8月31日，舍门将军号再次乱放枪炮，导致朝鲜方面7人死亡、5人受伤。朴珪寿决定不等中央指示，就展开对舍门将军号的歼灭作战，于是在这天下午来到大同江边，指挥将士炮击舍门将军号，又试图火攻，但舍门将军号方面用绳子编成网，有效阻止了火船的靠近，因此火攻收效甚微，不过有1名船员被朝鲜兵打死。次日又打了一天的仗，仍无进展。其后，舍门将军号有了点略微的退移，停泊在羊角岛和艾岛之间。虽然其武装力量先进，但是经过两天作战已筋疲力尽，再加上触礁而使船体受损，其被击沉只是时间问题。

9月2日（农历七月二十四日）中午，朴珪寿再次展开了对舍门将军号的火攻作战，平壤军民“齐声发喊，尽力攻击”，他们将数百艘装满干柴和硫磺、浇足了油的渔船放入大同江中，每三条船连成一组，然后用火箭射入渔船，趁着风势游向舍门将军号。这次火攻取得了成功，火船引爆了舍门将军号的火药库，使舍门将军号顿时黑烟弥漫、化为火海。崔兰轩、赵凌奉跳出船头，请求饶命，被愤怒的军民斩杀。其后又有13人跳船逃生，均被朝鲜士兵用火绳枪击毙，剩下4人被烧死在船中，加上8月31日被击毙的船员，舍门将军号上的20人全部死亡，但朝鲜也有1人阵亡，加上8月31日冲突的伤亡，共付出了8人死亡、5人受伤的代价。

舍门将军号驶入大同江之际，朝鲜中央政府正为奥佩尔特的皇帝号驶入江华岛而头疼，并不太重视舍门将军号事件，因此舍门将军号事件是朴珪寿在没有得到中央指令的情况下自行处断的（有说法是在兴宣大院君的指令下进行的，但没有任何直接史料依据）。朴珪寿在8月31日决定击沉舍门将军号并请示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批准其计划则是在舍门将军号被击沉第二天的9月3日。到了9月5日，舍门将军号被击沉的消息传入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朝鲜朝廷大喜过望，将朴珪寿的官阶升为正宪大夫，并对有功人员赏赐有差，同时让朴珪寿长期镇守西北，以备不虞。以舍门将军号事件为契机，朝鲜朝廷在1866年9月11日颁布“斥邪纶音”，号召“人诵洛（二程）、闽（朱熹）之书，士服邹（孟子）、鲁（孔子）之训”，以抵制西方的渗透，这意味着锁国政策的强化。在军事上，朝鲜朝廷则接受朴珪寿的建议，于大同江急水门两岸设东津镇与铁岛镇，互为犄角，以防备欧美船舰的再次入侵。

当时，朝鲜打捞出了大量战利品，包括“大碗口、小碗口各二坐、大碗口丸三个、铁碇二个、大小铁连环索一百六十二把、西洋铁一千三百斤、长铁二千二百五十斤、杂铁二千一百四十五斤”。兴宣大院君为了加强国防，还曾以舍门将军号为模型制造了一艘木炭蒸汽的铁甲舰。舍门将军号舰船上的两门大炮今天分别陈列于朝鲜国立中央历史博物馆和民族解放斗争博物馆中。朝鲜还将1968年俘获的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通用环境研究舰从元山拖到平壤大同江舍门将军号事件发生地，以炫耀朝鲜历史上对美胜利的“战果”。

舍门将军号事件后，朝鲜政府将此事咨报宗主国清朝，美国政府也获悉此事，高度重视。当时传言舍门将军号有24名船员，而且有4人生还并被朝鲜扣押，所以美国政府在1867年和1868年先后派军舰“沃楚西特号”（USS Wachusett）和“谢南多厄号”（USS Shenandoah）赴朝调查，并照会清政府称还有4人存活，要求朝鲜设法救护，但都无果而终，使美国在1871年直接出兵朝鲜，史称辛未洋扰。所以舍门将军号事件可以说是辛未洋扰的契机。

讽刺的是，在崔兰轩被处死之前，扔下一本汉文《圣经》，处死他的人正是在舍门将军号事件中立下大功的朴春权，而他捡起《圣经》，仔细研读，竟然皈依了基督教。朴春权因功被起用为五卫将，1868年称病辞官。1899年，他向美国传教士马布三悦（Samuel Austin Moffett）请求赎罪，并受其洗礼，此后成为平安道地区基督教的领袖。平壤也成为20世纪上半期朝鲜半岛基督教的中心，有“东方的耶路撒冷”之称。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金日成自称其曾祖父金膺禹曾率领平壤人民击退舍门将军号，并于1986年将这一事迹刻在大同江边的石碑上，在朝鲜广为人知。但在朴珪寿所上报的有功军民27人的名单中，并不包括金膺禹。

一些基督教人士将死于此次事件的崔兰轩视为殉教者并予以追崇，但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则将他视为侵略者，很多韩国学者也不认可崔兰轩“殉教”之说，他们认为崔兰轩即使怀有传教的目的，也并非因传教而死，而是因在朝鲜的非法活动而死，所以谈不上是“殉教”。

在当时的朝鲜，击沉舍门将军号作为攘夷的胜利而被广泛宣传，朝廷对朴珪寿的谕书中称赞他“掌写八人，智谋略同；头缚两炬，声势是张”（分别引用中国古代诸葛亮与周瑜在手掌上写“火”字以及廉范破匈奴之典故），时人赵冕镐亦赋诗称赞朴珪寿说“幸有关西一方伯，达识经纬需世姿；雍容镇抚制胜算，烧荡腥秽浿城陲”。而欧美国家则认为这是朝鲜野蛮、未开化的体现。

到了现代，各国学者对舍门将军号事件重新作了评价。有韩国学者认为这是一次“企图强行向平壤人民出售其商品和传播基督福音”的异域冒险事件，更多学者支持格里菲斯的论断：“由于作和平的贸易航海而过分地装备重型武器，人们从一开始就怀疑其航行的性质。当时，中国相信平壤有历代王陵，其中埋藏有贵重的金砖。因此，一般推测他们在这个地区航行无疑怀有某种不可告人的计划。”即将这次事件不看做单纯的冒险，而是对朝鲜的入侵行为。

由于舍门将军号事件发生在平壤以及有金日成的曾祖父参与，现在的朝鲜政府十分重视这一事件。朝鲜历史学家李清源所著的《朝鲜近代史》一书中这样评价道：“朝鲜人民愤怒到了极点，大洋彼岸的强盗的野蛮行动和无耻，迫使朝鲜人民坚决起来捍卫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边疆和自己的荣誉。……美国海盗在朝鲜的掠夺行动并不是没有受到惩罚。美国人得到了应得的报复。朝鲜人民的行动是绝对正义的。”舍门将军号事件也被朝鲜史学界作为朝鲜近代史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