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之世是古代思想家所推崇的一种理想社会。庄子最早提出“至德之世”并予典型描述。在庄子所推崇的“至德之世”里，人们“居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美恶”，“财有余而不知所自来，饮食取足而不知其所从”，社会富庶，生活安乐，人们无私无欲，不慕荣利;“不拘一世之利为已利分，不以王天下为己处显”(《庄子·天地》)，人们友好相处，无意追求以自己的行为去适合道德规范，都具有“忘怀于物”、“清淡寡欲”、“不计生死”和“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人们的生活非常美好，“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 (同上书，《马蹄》) 虽然仍存在君臣、官民关系，但却“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同上书，《天地》)，即帝王就象生长在一棵树杪之枝一样，地位虽高，却无所作为，人民毫无利己之心，象野鹿一样自由自在到处游荡。庄子指出这样的社会“天地虽大，其化均也; 万物虽多，其治一也。”(同上)“其化均”即处理一切事情都均平而无私心，“一”即“道”，庄子要求以“道”治天下，以“道”来体现一切，衡量一切，这个“道”就是自然无为和放任。汉初陆贾接受先秦道家的无为思想，也描绘了“至德之世”。在他推崇的“至德”社会里，虽也有君臣、上下，尊卑之分，而且“上下有差”、“尊卑相承”，但这里的君只是虚君，“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新语·无为》)，官府也空若无人。

纵然有政府法律和军队，但并不“恃坚甲利兵，深刑刻法” (同上书，《至德》) 来维持统治。在至德社会里，一切都顺其自然，自由和谐，“老者息于室，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 (同上)，人们相互关怀照顾，里巷无争讼，社会生活宁静得“犬不夜吠，乌不夜鸣” (同上)。陆贾认为将“至德”社会的美好理想变成现实的关键，在于“据土子民，治国治众者”能否做到“闭利门”，存“道德”，行“仁义”。他认为君子应“笃于义而薄于利”，“先道而后利，近德而远色”，对于“不义而富且贵”，应该有“于我如浮云” (同上书，《本行》) 的态度。若人君果能做到存道义，行仁义，寡欲无为，顺应自然，让人民自由生息，则“至德之世”就可以实现。陆贾的社会思想对汉初制定无为而治的政策有一定影响，并为《淮南子》所继承发展。汉以后推崇“至德之世”的思想家仍不乏其人。魏晋时嵇康“托好老庄”(《嵇康集·忧愤诗》)，也描绘了他所理想的“至德之世”。在他理想的“至德”社会里，也实行无为而治，没有剥削压迫，不存在“积学明经，以代稼穑” (同上书，《难自然好学论》) 的不劳而获者，人们在精神上也不受礼律等各种社会规范的约束，依自然之情自由自在地生活。与这种美好社会相适应，嵇康还为“至德之世”塑造了一个“至人”形象——“宏达先生” (同上书，《卜疑》)，作为与魏晋之际的现实社会的对立物。后宋元之际思想家邓牧于元灭南宋后隐居于浙江余杭大涤山，著《伯牙琴》，书中也表达了他对古初“至德之世”的向往。邓牧认为“至德之世”存在于“生民之初”的远古时代，在“至德”社会里，不存在阶级剥削压迫，人人自食其力，各司其职。担任公职的“君”“吏”与普通人民一样过着简朴的生活，没有任何特权，他们“饭粝粱，啜藜蕾，饮食未侈也;夏葛衣，冬鹿裘，衣服未备也;土阶三尺，茆茨不剪，宫室未美也”(《伯牙琴·君道》);其所以成为君主和官吏，完全是因为自身才干出众，被大家公推出来的。邓牧在赞美古初“至德”理想社会的同时，对他所处的时代予以激烈的批判。他痛斥秦汉以后的历代君主和大小官吏为“夺民食”、“竭民力”的盗贼虎狼，指出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都是君主、官吏的残酷剥削所造成的：“彼所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 壮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今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欲长治久安，得乎?” (同上)“夫夺其食，不得不怒。人之乱也，由夺其食; 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 (同上书，《吏道》)邓牧及他以前的思想家所推崇的“至德”理想社会当然只是一种空想，但邓牧以“至德之世”与其所批判的现实剥削制度相对立，把批判矛头直指封建朝廷的君主和官吏，的确是很可贵的。后明末黄宗羲著 《原君》、《原臣》，一定程度上受到邓牧《君道》、《吏道》的思想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