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军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组织的武装，是康有为“保皇派”与孙中山革命派合作的产物。

自立军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组织的武装，是康有为“保皇派”与孙中山革命派合作的产物。戊戌政变后，唐才常辗转到日本，和康有为、梁启超商讨，决定组织武装“勤王”，以实现君主立宪的目的，唐才常也得到孙中山的支持，留日学生林圭、秦力山、沈翔云等先后参与其事。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冬，唐才常、林圭等回国。次年在上海发起成立正气会，旋改名自立会，对外称“东文译社”，以教授日文为掩护，而秘密筹组自立军。1900年中国北方掀起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南方政局动荡。7月底或8月初，唐才常到汉口建立自立军总机关，在长江沿岸联络会党，运动清军，组成自立军七军。秦力山统前军，驻大通；田邦璇（王睿）统后军，驻安庆；陈犹龙统左军，驻常德；沈荩统右军，驻新堤；林圭统中军，驻汉口；另置总会亲军及先锋军。唐才常任诸军督办。并委任孙武为岳州司令。计划于8月9日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同时起兵。但因康有为、梁启超未能按时接济款项，只好延期举事。大通的秦力山未接到延期通知，如期起兵，失败。唐才常闻报，决定23日起兵。消息泄露，湖广总督张之洞遂勾结英国领事，于21日破获设在汉口英租界的自立军总机关，唐才常等死难，全军瓦解，自立军起义失败。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唐才常领导自立军在长江沿岸地区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唐才常（1867―1900），字黻丞、佛尘，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维新期间，在湖南参加变法运动，广泛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及君主立宪制度，是年八月应谭嗣同之邀赴京，准备参与新政，行至汉口即得到慈禧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的噩耗。他悲愤至极，决心推翻以慈禧为首的清朝封建顽固派政权，拥立光绪帝复辟，恢复变法新政。为此赶赴上海，后辗转至香港、新加坡和日本，在日本谒晤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广泛联络流亡海外的志士，以图匡救祖国。二十五年初回国，在上海主编《亚东时报》，以开拓民智、激发忠君爱国之志为己任。夏天再赴日本，与康有为、孙中山取得联系。

当时康有为正大力提倡保皇，鼓动起兵勤王。孙中山也密谋发动反清武装起义。保皇党和革命派都把唐才常看作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的倚重人物。康有为给他3万元活动经费，并表示愿以募集到的30万元继续支持。同年四月（5月），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在日本横滨成立自立会，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并在《清议报》上发表《自立会序》，宣布维新保皇的政治宗旨。孙中山也主动与康、梁联络，倡议合作，在长江地区发动起义，派吴禄贞（1880―1911）、傅慈祥、毕永年、戢元丞等兴中会员直接参与其事。康有为一心保皇，拒绝与革命派合作，唐才常因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欣然表示愿与革命派联合起事，决心回国发难，并与梁启超、吴禄贞、林圭、秦力山等商讨起义的具体部署。唐才常回国后，支持丁惠康、汪康年等人在上海英租界新马路梅福里东文译社创办正气会。由于唐才常与保皇派和革命派都保持密切联系，受到双方的影响，思想上经常呈现自相矛盾的状态。他所领导的正气会既有反满倾向，却又主张保皇；既对义和团运动持否定态度，又认为机不可失，试图利用义和团造成的动荡局面发动武装起义。

唐才常依靠的武装力量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会党组织和新军中下级军官及士兵。为便于联络各地会党和新军官兵，唐才常采取了秘密结社中传统的建山堂、发票布的办法。自立会会员称“会友”，每人发“富有票”一张，上书救国保民的政治宗旨，作为会员凭证。自立会建立富有山堂，设有正龙头、副龙头、内八堂、外八堂等名目，体系庞大。许多省份会党头目均名列其中，唐才常也被列为副龙头。自立会的口号是：“万象阴霾打不开，红羊劫日运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在筹建勤王军队过程中，唐才常一方面接受康、梁等人的指导，另一方面又遥戴孙中山为“极峰”，在两派中左右逢源，“各方咸为之用”。经过上述努力，唐才常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十分迅猛，至二十六年六、七月间，人数已达10万多人，遍布鄂、皖、赣、湘各省的会党组织及新军中。六月初五（7月1日），唐才常以保国保种为号召，邀集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式等社会名流与正气会员在上海张园召开会议，号称“国会”，后改为“中国议会”，容闳被推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唐才常任总干事，总会设在上海。国会宣布三项宗旨：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三、请光绪皇帝复辟。唐才常召开国会，旨在借重社会名流的声望以资号召，并使武装勤王取得合法地位。但会上争吵激烈，在依靠哪一派政治力量保全中国的策略问题上分歧很大。有人主张借重张之洞、李鸿章等地方督抚；有人主张依恃日本和英、美等列强。汪康年等人旨在发扬清议，依靠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保护中国东南，徐图振兴之策，没有与清廷决裂的勇气和决心；唐才常等人则十分痛恨后党顽固派，坚决主张勤王起事。几派意见始终无法统一，矛盾日益尖锐。在此情况下，唐才常等人毅然决定在正气会内恢复自立会名目，不顾汪康年等人的反对，于七月初六（8月2日）以“总会理事员”名义宣布篆刻关防，组成自立军，任命自立军统带，并挟国会以自重，作为起事以后立国建制的雏形和统率自立军的最高机构。国会名义上是自立军的领导机关，但实际上自立军领导权仍掌握在唐才常手中。

就在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活动之际，林圭、傅慈祥等人也在武汉加紧武装起事的准备，于汉口英租界李慎德堂设立自立军机关总部，将各地自立军勤王武装分为中、前、后、左、右各军及总会亲军、先锋营，共7军，兵力约2万人。中军为自立军本部，设在武汉，由林圭、傅慈祥统领；前军在安徽大通，由秦力山、吴禄贞指挥；后军在安徽安庆，由田邦璇负责；左军在湖南常德，陈犹龙统之；右军在湖北新堤（洪湖县城关），由沈荩统率；总会亲军和先锋营在武汉，由唐才常亲自指挥，唐并负责节制诸军。

起义原定于七月十五日在汉口发动，湘、鄂、皖各地五路兵马同时响应，但因康、梁等人允诺的汇款迟迟未到，自立军粮饷无着，起义日期只得后延。然而安徽大通自立军前军未得通知，秦力山、吴禄贞等人于十五日准时起义，一举轰毁大通盐局，占领大通县城。两江总督刘坤一、安徽巡抚王之春急调湖北、安徽两省清军全力进剿，另派3艘兵轮驶入大通江面进行堵截。秦力山、吴禄贞兵少不敌，率众退往九华山。

十五日当天，唐才常从上海溯江西上，抵汉口指挥起义，但因饷械延误，起义时间一拖再拖。这时大通起义失利的消息传来，湖北清军又蠢蠢欲动。唐才常、林圭等人默察形势，决定破釜沉舟，于二十八日在汉口起义，湘、鄂各地同时并举，计划汉口自立军先夺取汉阳兵工厂，解决武器装备后一举占领武汉三镇，然后挥师西安，救回光绪帝（此时由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光绪随慈禧逃往西安）。但却因对湖广总督张之洞与英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而最终失败。

张之洞对自立军的活动早有了解。义和团兴起后，英国一面极力拉拢张之洞结成“东南互保”，一面策动康有为指使自立军拥立张之洞在长江流域宣布独立，建立“东南自立之国”。唐才常、林圭等奉康有为旨意，也曾劝说张之洞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在清廷、英国和自立军三者之间，张之洞反复权衡，态度暖昧。但到自立军起事前，慈禧与光绪已从北京安全逃往西安，清政府得以苟延残喘，于是张之洞决计回到清廷怀抱，剿灭自立军，并将这一决定通告英国驻汉口领事傅磊斯（1859―1922）。 英国此前也暗中支持唐才常，有意把自立军作为可资利用的肢解中国的途径之一。但此刻八国联军正与清政府洽谈媾和条件，对慈禧采取“保全主义”；同时英国也惧怕自立军起义动摇它在长江流域的统治秩序，故转变态度，支持张之洞扑灭自立军。二十七日晚，张之洞下令清军包围唐才常、林圭在前花楼街宝顺里4号的住所和设在汉口英租界内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部，并于次日清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30多人，查获自立军大批军械、印章、书札及“富有票”等。二十九日清晨，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20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残酷杀害。退往九华山的秦力山、吴禄贞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解散部队，分别潜伏。新堤自立军右军一部及湖北蒲圻、麻城、沙市、巴东和湖南常德、岳州等地的自立军及会党组织也曾举行起义或开展零星、分散的斗争，但在张之洞严厉镇压下相继失利。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最终失败。

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保皇党及各地会党等诸多社会力量组成的联盟武装，其成立伊始，政治纲领就自相矛盾，宗旨模糊，兼之对英帝国主义和洋务派官僚张之洞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而起义未给清政府造成沉重打击即迅速失败。但自立军起义是戊戌变法后在长江流域掀起的有10多万人参加的武装斗争，锋芒直指掌握清朝实权的后党顽固派，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这次起义还吸引了革命派参加，导致了保皇派的分化和革命派的发展，为推动两湖地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辛亥武昌首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