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越起义前，昆明
黄毓英已经得到
张文光相约九月初六起义，“东西联合，以便两方并进”的密信。九月初七，黄毓英与
蔡锷、
唐继尧等在唐宅密谋。黄毓英告知了腾越已经于前一日起义的消息，并说：“今事机已急，诸公若不见许，英请独任之。”得知这一消息，“众大骇，议遂决”。九月初九晚八时，时任清军驻昆第七十三标第三营排长的黄毓英打响了昆明“重九起义”的第一枪，击毙了反对起义的队官唐元良。黄毓英实践了先前与张文光约定的“弟任滇省，兄任滇西，弟起点，兄应之；兄举义，弟应之”的盟约，昆明“
重九起义”一举成功。
若按照
孙中山革命方略之规定，云南辛亥革命建立的政权应以腾越起义的领导人为主，其他地区起义的领导人为宾。但这极不现实，也不可能被省军政府接受。对于这种现实，张文光心知肚明，并从避免云南战乱、戕害生命的大义出发，主动撤军永昌，等候省军政府调处。从这个角度看，张文光等腾越起义领袖是理性的。但在严重缺乏政治文明的中国历朝历代政治史中，这种理性未必会有好结果。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再次证明了这个残酷的规律。
腾军于十月十八日主动撤回永昌后，腾省之间只要各自派出代表，即可商办善后之策。可是，省军政府却不顾孙中山“以起义之先后，为主宾之从属”的规定，以正统自居，任命李根源为第二师长，总统迤西陆防各军，率大军西上，借调解腾榆冲突为名，行镇压瓦解腾军之实。
十月二十七日，李根源率师抵大理。十一月十二日，
李根源致电相关主要将领，提出瓦解腾越起义军的八项“会议条件”。腾越起义军领导人不计首义之功，全盘接受了这些条件。壬子年二月初一，李根源率省军二千人进驻腾越。军事上，解散了腾越义军；政治上，滇第一军都督府被撤销，由省军政府设官置吏，委任原清朝四川盐运使赵藩为道西巡按使，兼腾越道尹，而张文光则被调离腾越，前往大理，担任协都督兼大理提督。
张文光就职后，处处受到猜忌排挤，于民国二年（1913年）五月，愤然弃职归田。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虽然隐退了，但在腾越威望尚存。而这，竟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腊月十九日，张文光被刺杀于腾越硫磺塘温泉。
不久，陈云龙被北洋军阀段其瑞以杀其门生张桐为罪名杀害于北京。腾越起义的另外一位重要领导人刀安仁的命运更奇、更冤，他先被自己的起义同志诬陷，再被当时的军政府勾结南京临时政府秘密逮捕，先被冤囚于南京，后囚于北京。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营救出狱，但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不久病逝。三位主要领导人中，只有刘辅国遁隐林泉以避祸，得以善终。腾越起义军随之瓦解，整个起义的真相也在袁世凯主政下的国民政府和云南军政府故意“去革命化”的有关历史论述中被故意抹黑、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