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采（1913年8月15日—2003年9月19日），原名沈承立，曾用名沈超、王牧、沈超之。河北省蠡县人。文艺理论家、评论家，是陕西文艺理论界的主要代表之一。曾提出“从生活到艺术”等观点，对陕西的文学创作发展和文学评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胡采1913年8月15日出生于河北省蠡县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家贫，只读过小学。1929年，他到东北讲武堂学习，1933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工作。1934年夏至1936年6月，胡采在张学良东北军等部队中受训和工作，并两次到北平自修、学外语，还在当时北平的报纸《华北日报》《北辰报》等副刊上发表小说、诗歌等。

抗战开始后，他用胡采作为笔名。1937年8月至1938年1月初，他在济南参加平津流亡同学会的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在济南的《济南日报》上开辟《烽火》文艺专页，宣传抗战。1938年考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1938年秋季，朱德到了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一天，他在山坡散步，“民族革命室”工作人员看到主动围上来，恳切请他讲话。朱总司令两次即席讲话，并无讲稿，同青年人对坐谈心。胡采决定立即整理讲稿，在《民族革命》半月刊发表，由李庄记录，胡采拟制标题、增写按语、修饰文字后发表。

1939年前后，胡采在山西第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主编综合性文化刊物《西线》和文艺专刊《西线文艺》。他与随营分校吕岩寅、谈锋、仓夷、乔力等相知，成为他们的核心。随营分校毕业后，以胡采为核心的几个人被分配到第二战区司令部“民族革命室”，筹办、编辑新创办的《民族革命》半月刊。《民族革命》半月刊名义上由梁延武负责，实际负责人是胡采，按照团结抗战的基调，梁延武让大家放手工作。

1940年2月，胡采从山西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参加革命，曾任新文字干部学校教员。他担任延安大众读物社《大众习作》主编，并曾写诗。

1941年11月，胡采到新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任大众化工作委员会主编，后任创作组组长。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7年，胡采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时，他在绥德地区深入生活，参加群众工作，动员群众参军和支援前线以及帮助土改。1948年10月起，胡采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创作组组长、陕甘宁边区文协大众文化工作委员会新创刊的《群众文艺》编委、主编。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胡采到西安工作。1951年起，任西北文联副秘书长兼《西北文艺》主编。1954年任西安市文化局局长、陕西省对外友协副会长，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起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专职副主席、党组书记、主席。1955年秋冬之际，《延河》文学月刊创刊筹备开始，省委正式任命胡采担任主编，当时胡采担任西安市文化局局长，交代工作还需要几个月，因此《延河》最初几期的集稿暂由分会副主席柳青同代理。胡采在主编《延河》时致力于培养青年作家和编辑人员。1965年，他培养了青年作家王德芳等，并带领他们参加全国青年业余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胡采在“文革”中遭受批判。“文革”后期，发生了“四五”天安门诗歌，胡采表示，“四五”事件既预示着是一个旧时期的终了，也预示着是一个伟大新时期的开端。

新时期复出后，胡采任《小说评论》主编、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中国文联第四、五届委员，全国第六、七届人大代表。晚年，他任陕西省作协名誉主席、陕西省文联名誉主席，力促陕西的文艺理论发展。在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陕西诗歌时，胡采在《陕西新诗选》（1979）序中说，一首好诗应有这样四个因素“诗意浓、语言洗练、构思深、有思想深度”，提出“巧构思”观点，并强调“诗贵自然”。1980年，延安大学刚落成时，胡采应邀到该校作报告。他的报告主要观点是拨乱反正，肯定了不少被错误否定的作品，例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柳青的《创业史》等。1984年，胡采出席第二四次中国作家代表大会。1990年林默涵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胡采担任理论编主编。

1938年后历任山西第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西线》《西线文艺》主编、延安《大众习作》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创作组组长、《群众文艺》主编、西北文联副秘书长、《西北文艺》主编、西安市文化局局长、陕西省对外友协副会长、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兼《延河》《小说评论》主编、陕西省作协主席、陕西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中国文联第四、五届委员，全国第六、七届人大代表。

代表作有《主题、思想和其他》《从生活到艺术》《新时期文艺论集》《胡采文学评论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