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胡耀邦逝世后，骨灰安葬于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的富华山，坐西朝东，面对鄱阳湖，紧靠庐山，苍松翠柏环绕的墓地上，矗立着一座用3块0.8米厚的白花岗岩拼成直角三角形的巨碑，顶端高4.5米，底长10米。碑石右上方雕刻着胡耀邦侧面头像，左面依次刻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中国共产党党徽，表明胡耀邦曾经是党、团、少先队的领导人。主碑前立着用6块墨晶玉花岗岩拼成的长方形铭文碑，上面镌刻着由中共中央撰写的“胡耀邦生平”。两条墓道弯绕，均铺有73级石阶，象征墓主人73年人生的曲折道路。

1990年12月5日，胡耀邦的骨灰安放于共青城富华山。胡耀邦陵园总面积1020亩，陵墓坐西向东，俯瞰鄱阳湖。据介绍，胡耀邦陵园年接待近30万社会各界人士前来瞻仰、凭吊。目前，陵园内的耀邦陵、事迹陈列馆、富华亭等均得到较好的保护。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京逝世。治丧期间，中共中央批准胡耀邦夫人李昭的请求，将他的骨灰葬于此处。

共青城，一个响亮的名字，这个名字分明已与“知青”两字融为一体。

共青城，共和国历史上镌刻着这一页——1955年10月15日鄱阳湖畔九仙岭下开时的第一支志愿垦荒队便是98名上海热血青年。共青城，从胡耀邦1955年11月29日看望垦荒队员时题名“共青社”算起，已走过整整四十三年。

岁月沧桑，风雨共青路上，铺垫着几代知青的青春，四十三年，我们谁都没有忘却，四十三年，我们谁都记忆犹新。

共青城，知青之城，共青城，精神之城，共青城，生命之城，共青城，希望之城!

走向共青，即是穿越昨天的历史，走向共青，即是走向知青的心灵，走向共青，即是耀邦的归宿之地。离开黄山茶林场，我们《难忘岁月》摄制组一行五人便马不停蹄地向江西鄱阳湖畔的共青城进发。

共青城，在全国的地图上并不显眼，可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却有着不可磨灭的一页。

四十三年过去了，这里仍是全国唯一以共青团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这里，现在是全国第一家农工商金融四位一体的联合集团；这里不仅有走向世界的羽绒制品“鸭鸭”，这里不仅还留有许多当年的知青，这里还是与共青结下不解之缘的耀邦同志永远居住的地方，这里更是江泽民总书记亲临社会视察过一片热土，且亲笔写下：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八个大字。这里连得上海市委书记黄菊也曾到过，并热情地看望过那些至今留在共青城的上海知青们……

从安徽一进入江西境地，似乎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共青城的。走在街上，坐在车上，说起共青城就连贩夫走卒也无不津津乐道。共青城虽小，面积只有21.1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0万多人，可上至总书记江泽民，下至平民百姓，都深情关注，镌刻心底。共青，即为精神象征!

以九江市到共青城也就80公里，有船，有火车，也可乘汽车，九江至南昌的高速公路就经过共青城。我们是坐长途汽车从九江去共青城的。因为是临开车前搭乘的，车挤已没有座位，我们携带的摄影器材也已无法要放，故想再等下一趟班车。我们万万没想到，送我们去车站的年青司机竟会热情地破列专为我们一行五人放一趟赔本的专车。并且直放共青城里，我们均被他这种热情所感动，所折服!无缘无故，只因我们去采访共青城。无缘无故，这个脸部烧伤过的九江司机，竟然不为金钱所动，这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分明不多见，但我们分明碰到了，我们未达共青城，已心热呼呼的。

江西的土红，江西人的心也热。

到了共青，共青城，这比我们想象的要美，要伟岸的多。时值星期六的正午，街上行人稀少，但是到处都能听到“心太软”的流行歌声。这里没有大城市那种令人烦躁的城市嗓音，没有大工业烟尘的污染，这里有的是大城市难以享受的山水自然风光。一座优美静盈的小城，街上绿树成荫，但偶尔匆匆的行人的脚步，似能让人感觉一种节奏，一种属于共青的节奏。所有到共青的人，都不约而同要去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胡耀邦陵园。一位热心的共青人告诉我们，1995年3月19日江泽民总书记亲临共青城视察，百忙之中仍然不忘去祭扫胡耀邦陵园。清明时节，我们一介平民又岂能例外，便何况与共青城有着不解之缘的胡耀邦……

还未洗去尘灰，我们《难忘岁月》摄制组一行五人就直奔城南不远处的耀邦陵园。

共青城富华山就是胡耀邦陵园，时值正午，阳光正烈，可前来陵园祭扫耀邦的人流不断，远眺陵园青山碧水，瞳美毓秀，满园的菜花竟相怒放，走近园内，这里一片宁静，即使是全国各地前来祭扫的百姓，也是默默无声的。两位安徽兄弟特地远道而来专程祭扫耀邦的，他们是替九泉之下获平反的父亲来祭扫的。

正午前来墓地的，有北京的，有湖南的，有一对年轻夫妇手捧一束鲜花，鲜花中还放着一盆三五牌香烟，他们轻轻地把它放在耀邦的墓碑前，他们来自湖南耀邦的故乡，据悉这里一年约有30万人次前来凭吊，其中清明时节湖南来的人最多，一车一车的来到这里。

耀邦的陵园朴实简洁，这里没有高耸的墓碑，更没有雕像。胡耀邦的墓碑高只有4.43米，底边长10米，三角形花岗岩碑雕刻着中国少先队队徽、中国共青团团徽、中国共产党党徽，右上方耀邦同志雕像栩栩如生。底下墨晶玉花岗岩镌刻着《胡耀邦同志生平》。

静静的富华山便是胡耀邦最后的归宿。然而，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共青城更不会忘记他，1955年11月29日、1984年12月12日胡耀邦同志曾两次亲临共青，三次为共青题名：共青社、共青垦殖场、共青城。

不解之缘的共青城，在1990年12月5日又一次接受了胡耀邦归宿。

我们来也是静静的，走也是静静的，我们留下的只是一片深深的敬意。胡耀邦三次题名，共青三次发展的由来；三次题名，共青三上台阶。难怪，这里是胡耀邦最终的归宿，难怪，共青人把他镌刻在心灵深处……

从共青社到共青城，四十三年风雨路，共青已不在是两个单纯的名字，她已化成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的象征。从我们双脚开始踏上这片红土地，我们的血开始热起来……

面对共青城，我们折服，折服于人们对共青炽热的爱恋，更折服于至今保持的共青精神!

他，一个历经风雨的共青人，面对昨天他无怨无悔，共青，已成了他人生的精神支柱在共青城，人们似乎都认识他——于维忠，我们也想在共青城能采访到这位“阿拉”上海人，他就是1955年10月15日共青首批98名垦荒队员中的一员，四十三年过去了，今天他已经把根扎在了共青城，但什么力量支撑他坚定不移地从昨天走到今天的呢?

接待我们的宣传部陈部长是垦荒者的后代，她母亲陶金娣当年也是第一批从上海赴共青的垦荒队员，这位1959年生于共青城的年青人已成了今日共青城的宣传部长，他直言地告诉我们，于维忠是共青垦殖场原党委书记，1992年7月份才调九江市任人大副主任，要采访他定去九江，不过他的家似在共青城，周末或许会回到共青城，这要看你们运气如何?我们提议可否采访她母亲，他笑道，他当部长应该回避。

我们失望，失望之中还抱有侥幸。

晚上九点，我们房间门被推开，在陈部长的陪同下于维忠刚从外地开会回到共青城，还未进家门听到上海娘家人来了，就同陈部长直奔场部宾馆我们下榻的房间。今天60出头的于维忠看上去似很年青，充满一股青春的活力，走路说话仍是风风火火极像垦荒当年。

他进门就说，采访不必，见见娘家人很必要，几十年了也怪想的。于维忠现已有四个子女，他的老伴是南通人，也是首批来共青的上海青年。往事不堪回首，可他毫无怨悔，他认为这是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四十三年，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年上海居住的地点——闸北区长安路649弄，仍还记得当年曾在居委会工作的情景。他直率地告诉我们，共青城还留有许多知青，即使55年第一批知青今天还留有10余名，他决不是最后的守望者。过几年，他退休了也不会回到上海，因为共青有他一个幸福的家。他诙谐地说，他生是上海人，死是共青鬼，这种“背叛”，娘家人是会原谅的吧!

岂止是原谅，而是深深的敬佩呀!我们采访的话题是从胡耀邦开始的。于维忠提起胡耀邦便持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敬意!

在于维忠的箱底至今珍藏着一个硬壳笔记本。四十三年来，本子由新变旧，可对这本子的感情依旧，何为?于维忠平静而又深情地说：“我走过这四十三年，风风雨雨我走的坚定，要问为何，就是这本子上的几个字，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这是胡耀邦的亲笔题词，这也是我们精神支柱。”

当年19岁的于维忠参加上海青年志愿恳荒队打着团市委赠送的“向困难进军，把荒地变成良田”的旗帜，离开大上海来到江西的鄱阳湖畔是志愿的，也是热血沸腾的。他在上海放弃居委会福利主任的工作积极报名，批准后第一关就是学吃辣椒。为了能争取去共青，就拚命学吃辣椒，每次吃得满头大汗才罢休。总算过了辣椒关。共青的九仙岭下，当时这里是一片湖滩荒丘，荆棘丛生，蓬蒿遍野，钉螺密布。没有住房，他们就搭起了简易的茅棚；冬天到了，北风直往棚里钻，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1955年11月29日下午，就是于维忠和98名垦荒队员到鄱阳湖九仙岭下垦荒才刚到第45天，夕阳下，在铁道的远处出现了一辆压道车，很快地驰到他们面前停下了，从车上走下一伙人来，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胡耀邦是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来着望全体垦荒队员的。他与垦荒队员一起喝稀饭，住茅棚。离别前，不仅用药棉制的笔留下了“共青社”三个大字，而且还在于维忠携带的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行苍劲大字——“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从此于维忠便珍藏起这本子。

1959年，一场博大的洪水吞没了丰收在望的庄稼，毁掉了垦荒队员新建的家园，偏偏在这个时候，于维忠的父亲病故了，家里打电报要他回去顶替父亲的工作。场领导把电报交给他，语重心长地说：“你是共产党员，这里离不开……”于维忠的眼泪在眼眶直打转。他二话未说，回到上海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不但没去顶替父亲上海的工作，反而将母亲和两个弟弟一起接到共青。一家人临走前夕，居委会有位干部婉转地提出将空房子让给他住。于维忠心想，老窝都端了，留这间空房做啥?于是信手一挥，一百块钱卖给了那个人，一家老小从上海来到共青扎下了根。

艰苦环境锻炼人，也同样会绽开美丽的爱情之花。这一年，于维忠和垦荒队员黄孝英结为伉丽。婚礼是简单的，满山杜鹃似是为他们开绽的鲜花，新房里没有一件家俱，两条凳子，一块铺板，两床被，便是他们新婚的全部。

共青也刮起了“砍伤风”、“解散风”、“回城风” 。于维忠没有动摇，他的根似在共青城，他是当之无愧的共青人。在共青的垦荒和发展史上也有他不可抹去的浓浓的一笔。共青城，现在山青水秀，他已爱上了这里的一草一木，想丢也丢不掉，因为他的青春，他的生命，他的魂魄已属于这片充满情感的红土地。这里也是他最后的归宿!

共青，这两字，毫无讳言已成为所有共青建设者的精神支柱。短暂的采访，我们分明已从于维忠的内心深处感触到这种精神的伟岸。

共青城，从无到有，共青城的羽绒制品同时是以丑小鸭开始起步的“鸭鸭”走向了世界，同样知青女厂长被同仁尊称为“羽绒皇后”。几乎所有的共青人谈起共青的垦荒史每个人精神十足，每个经历者都能抖出几个精采的小段。同时，几乎所有的共青人没有一个不爱自己的名牌产品“鸭鸭”的。

“鸭鸭”共青城又一种生命的象征。

夜幕下，登高远眺，共青城休息了该是进了梦乡了，可有几处是灯火通明的，远望极似镶嵌在鄱阳湖上的颗颗明珠，可这里正是“鸭鸭”生产车间的灯光在夜色中闪烁。

很显然，“鸭鸭”已成共青生命的经济支柱。

我们走向共青鸭鸭服装大厦，走向被同仁尊称为“羽绒皇后”的知青女厂长——宋广伦。

这天傍晚工人均回家了，可她独自一个仍守在厂长室里，并在图纸上精心设计着新的羽绒款式。共青人都是实干家都不愿接受采访，她也不例外。假如不是看在上海老乡又同是老三届“一片红”的知青份上，我们还真有可能被婉言拒绝门外。

这位上海浦东中学66届毕业生虽然做的是“女红”活，可一副干练的男人样，语句节奏短平快。她什么也不拍，就怕记者采访，面对娘家人，她毫不回避，直话直说。

她是68年从上海先是下乡到江苏南通老家。她本应可留在上海工作的，他父亲因潘汉年事件受到牵连被遣送回南通，她是随全家遣送，开始她知青生活的。留城工作又岂能轮到这个有出身问题的知青身上呢?70年因为她有一个叔叔在共青，于是她又从南通投奔革命圣地一样投奔向共青城。一进共青她就感到共青没有冷眼相对她，使她与100多位“一片红”到此的知青一样感到别样的温暖。

似乎她天生有种做衣服的天赋。在上学时她虽没戴过红袖装，她就在家看服装书，学做衣服，初一时已能从裁到缝独立做成合身的的卡大衣。下乡时也就经常抽空帮农民做衣服，农民就把自己的工分偷偷记在她的头上。1971年共青成立起羽绒厂，因为她有一手绝活，她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羽绒厂首席设计者。1972年她精心设计，大胆创意的一种新款羽绒背心被一加拿大客商选中，首次成交外销羽绒服750件，从此共青的羽绒服叩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1989年她主持设计和制作的“鸭鸭”牌系列服装作为国礼赠送于原苏联国家元首，从而打开了俄罗斯和东欧市场。

“鸭鸭”登上了大雅之堂，女厂长宋广伦的人生经历，也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她从一个知青成为同行公认的“羽绒皇后”。她还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她以厂为家，为共青争得了荣誉，但对自己的小家常常心有愧疚。因为，她毕竟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呀!谈起家，她变得沉默起来，心更是沉沉的，在办公室的窗台上摆放着一张7寸的全家照，她爱人英俊，她儿子聪明，一看就是一个幸福家庭。她告诉我们，她爱人也是70年“一片红”从上海到共青的知青，现在邮电局工作，儿子在北京邮电大学读书、今年毕业，她承认对丈夫和儿子几乎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

在儿子参加高考的日子，她本来答应儿子无论如何也要抽空去上海陪他几天的，可临行前，又因江西连降暴雨，共青的汛情严竣而未能成行。儿子在考场，她却在风雨交加的大堤上指挥抗洪救灾。她承认她是欠下了孩子一份感情债。她面对家庭是有一份感伤一份失落，但分明已把全部爱注入在自己深深爱恋的羽绒厂了。谈到家庭谈到儿子， 眼中总会掠过一阵女性特有的温柔。平心而论，这些年她干的很累，假如儿子分配工作在上海，退休后她会回到上海的。临别，她在小心地包一件小礼品，准备破例去参加一个女职工的家庭生日宴会，难得一次与丈夫团圆的机会，又这样悄然无声地错过了……

暮色中，我们将告别这块火热红土地，火热的共青城，在这块充满激情诱惑的土地上，我们真想走遍每一个街路，夕阳下，共青的上海路在晚霞变得热闹起来，这里有一个似乎都在用自己匆匆脚步告诉我们这一条真理：生活是美好的，但美好的生活，家庭属于那些勇于进取，奋进开拓的人们。

美哉，共青城!壮哉，我的共青人!

胡耀邦同志1989年4月15日在北京病逝后，其夫人李昭向党中央报告了其生前遗愿：“我死之后，埋在青山绿水间，地点就是共青城。”

胡耀邦墓园设计，由江西省城建雕塑创作室和江西省美术家协会负责，桑任新同志主持。

整个墓碑像一面直角三角形的旗帜，高4.43米，底边长10米，碑重73吨。三角形花岗岩碑上，雕刻着中国少先队队徽、中国共青团团徽、中国共产党党徽。象征着胡耀邦一生与这三个政治组织的特殊关系。

墓碑的右上方，是胡耀邦同志头部侧面雕像，栩栩如生。像周围嵌作不规则形状，有很强的立体感。从正面看，整个图像是微笑着的；从左侧看，则是忧国忧民之态。墓碑的后面有火炬形的草坪，缀以从井冈山运来的9块巨大花岗石。在紧靠墓碑右侧的一块石头上，有李昭亲笔题写的“光明磊落无私无愧”八个大字。从陵园入口处到墓碑前，有两条弯绕的墓道，均铺有73级石阶，象征着胡耀邦73年人生的曲折道路。

四十八年夫妻情

李昭原名李淑秀，1921年生于湖南宁乡，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与胡耀邦认识后，于1941年冬喜结良缘。婚后，他们一直遵循婚前的约法三章：首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然后才是伴侣；建立小家庭后，不忘共同的事业，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方向；能经受住各种严峻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携手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胡耀邦担任团中央领导职务十年，青年团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李昭则一直在北京市工作，担任市纺织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从1981年起，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和总书记6年多，李昭始终平易谦和，没有“第一夫人”的颐指气使，也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只默默干着自己的工作。

李昭和胡耀邦有着共同的情趣：读书。胡耀邦喜欢读中外历史，马列理论。李昭则喜欢读经济类和技术类书籍，对服装设计之类的书籍，兴趣尤浓。他们还爱好书法，每天工作再忙，也要挤点时间练练字。李昭和胡耀邦共有四个孩子，三男一女。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非常严格。

1990年12月5号，胡耀邦逝世一年又八个月之后，按照家人的愿望，他的骨灰被安放到共青城，这里的人们对这位老人有着特殊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