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礼垣（1847—1916），字荣懋，号翼南，晚号逍遥游客，广东广州府三水县人，1847年出生于香港。

姓名：胡礼垣

生卒：1847年—1916年

籍贯：广东省三水

描述： 胡礼垣在近代中国最早阐述“大同”理想，胡礼垣与何启合作，在中国最早宣传“公平”思想，最早系统宣传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最早把民主思想扩大运用于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主义。他虽然避居香港，远离革命风暴，但他对这个国家同样有着深切的爱恋，因此当闻知革命成功的信息，他欣然题作《民国新乐府》十二章。被称为近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

行走于中西文化之间

其父胡献祥常年在香港做生意，他本来盼望儿子能走科举高中的道路，光宗耀祖。胡礼垣在家乡从塾师启蒙， 天分极高，渐渐精通四书五经，写得一手洋洋洒洒的八股文，在县里童子试中位居头名。但可能是因为父亲在香港的经历和此后胡礼垣本人在考试选拔中屡遭失败，他并没有沿着科举道路继续走下去，却对经史古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致力于研习诗词古文。

1857年，胡礼垣跟随父亲来到香港，开始接受西式教育。他15岁进入香港中央书院学习，曾经拜伍廷芳为师学习英语，将目光转向西方科学、政治、文学等领域。传统教育使得胡礼垣打下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而西式教育又使他进入西方文明的殿堂，这为他日后在中西文明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成为改良主义思想家奠定了基石。

1870年，胡礼垣从中央书院毕业，因学业成绩优异，被政府委任留校担任中文教师。两年后他辞职离校，其后到父亲所经营的航运公司兼职，并多次参加港府公务员考试，可惜均未录取。

胡礼垣曾在王韬经办的《循环日报》馆工作，担任翻译，由此与王韬结识，成为知交。王韬比胡礼垣大约年长20岁，是清末著名变法思想家，曾在该报发表政论文章，阐述其改良主义思想，这对胡礼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胡礼垣还曾一度回到国内，投奔在上海主持电报分局的郑观应，担任翻译。

大概在1885年，胡礼垣离开上海，返回香港，到《粤报》任职。在此期间，他利用闲暇将《英例全书》翻译成中文。《英例全书》大概就是《大英百科全书》，“前后积成卷帙，凡二百余万言”。但胡礼垣的劳动并未被人重视，他的译作没有出版。

谢绝苏禄国王“继位”邀请

1878年7月，原留美幼童正监督陈兰彬被清廷任命为驻美公使。陈兰彬是中国首任驻美公使，因得知胡礼垣懂英语，兼通中西之学，便慕名前往拜访，意图使其加入外交使团。交谈中，胡礼垣发现陈兰彬身为驻美公使，居然满口陈词滥调，对西方政治文化根本就是无知，他于是礼貌地谢绝了陈兰彬的邀请。3年后，广东香山人郑藻如接任驻美公使一职，他也想聘请胡礼垣前往襄助，胡礼垣同样谢绝了。 《粤报》停刊后，胡礼垣在英国商人邀请下客居南洋北婆罗洲。在此期间，他参与了北般岛的开发，结合当地地理地貌、风土人情，对其官署、民居、沟渠、道路等作了周密详尽的规划布局，他还身体力行参与了拓荒工作。数年间北般由当年的荒岛骤变为南洋巨埠，胡礼垣由此名声大振。

与北婆罗洲相邻的苏禄国国王求贤若渴，派使臣前往邀请胡礼垣莅临就教。苏禄国位于今天菲律宾西南部的苏禄群岛上，矿产资源丰富，胡礼垣建议苏禄国王更新现行政治，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

苏禄国王对胡礼垣的治国方略十分信服，礼遇数月，对其人品才干愈发器重。在一次谈话中，国王表示自己年老体弱，希望让出王位，由胡礼垣来掌管国家事务。胡礼垣“闻而大惊”，拒不从命，不久即找借口离开了苏禄国。

1893－1895年，胡礼垣游历日本，时值中日交战，他目睹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治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祖国的落后和清廷的腐败认识更加清晰。甲午战后，清廷撤回日本领事馆官员，胡礼垣被原驻日公使汪凤藻及侨民推举为神户领事馆代理领事，竭力维护侨民的正当利益，直至战事结束始回香港。

忧怀国事的政论家

何启是胡礼垣在中央书院时的旧识，当时胡礼垣留校任教，何启是他的学生，只有11岁。何启与胡礼垣的组合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迹：何启在英国留学10年，精通医学、法律，对西方文化有精辟的理解，他回到香港后，曾创办香港西医书院，并参与创办香港大学，是声名卓著的香港华人领袖；胡礼垣博学广闻，对西方文化有所认识，对中国文化理解尤深，可谓学贯中西。

何、胡的合作开始于1887年，当时曾纪泽在香港《德臣西报》刊载著名的《中国先睡后醒论》，何启读后不同意其观点，用英文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又欲译为中文发表。他自感国学基础太差，于是寻求胡礼垣的帮助。胡礼垣将此文修改、翻译后，两人共同署名以《中国先睡后醒论书后》（又名《曾论书后》）发表，在中国政界、思想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1898年后，胡礼垣辞去香港文学会翻译一职，“退隐于家，日惟闭户著书，考察列国政治得失，与何君启研究法律”。他与何启又合写了《新政论议》等论文，这7篇政论文章汇集为《新政真诠》一书出版，对中国改革维新提出一整套理论和实施的方针。此时胡礼垣自号“逍遥游客”，但他的内心并不逍遥，而是对现实政治，对祖国的前途命运充满了担忧。

值得一提的是胡礼垣的“大同”思想。早在1871年，胡礼垣刚从香港中央书院毕业时，即准备撰写《天人一贯》一书，将宗教、儒术、治学、法学融于一体，以孔子忠恕之道贯彻其中，阐述大同理想，这比康有为的《大同书》要早数十年。其后，胡礼垣在《梨园娱老集》、《满洲叹》、《伊藤叹》、《德皇叹》及致伍廷芳、孙中山等人书信等诗文中，断断续续表述了其有关大同世界的理想。胡礼垣不满于国内民族主义思潮中的排外、保守主义的非理性倾向，认为以怨报怨，以仇复仇只能加剧人与人之间、族与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仇视和敌对，“无恩无怨，报何有焉，是之谓大同。”

为辛亥革命鼓与呼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率先在武汉三镇获得成功。随后的50多天内，湖南、陕西、云南、江西等15个省先后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的统治。胡礼垣在香港闻讯喜不自禁，他夜以继日，奋笔疾书，写在《民国新乐府》诗篇十二章。他在该诗序言中写道：“且废君主为民主，由大暗而复其大光，万国大同，和会之基，永远平等，自由之福，将于此是赖焉！”

武昌起义后，上海宣布独立，伍廷芳应陈其美邀请出任上海军政府外交部长，不久受各独立省区推荐担任南北和谈南方总代表。伍廷芳曾为胡礼垣英文老师，两人间有逾半个世纪的交情，此时胡礼垣将《民国新乐府》寄呈老师披阅，他在致老师的信中，提出了解决满汉矛盾、速定共和的方案，即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下实行民族自决，“满以代满，汉以代汉，直接施受，然后彼此无猜，群疑可释”。他对新政府提出忠告：“满族用人既已大错特错，深愿民国军勿踵其错，而为后世之累也。”

胡礼垣还通过伍廷芳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请北伐成功以后，遣散各省巡察，“以兵办警，则人无冗员，其费亦省矣”。他希望新政权集中一切人力物力，专注于“商务工业”，以致“人皆生利，无利无不兴”，“路皆坦荡，国尽和亲，大同之基卓然成立，由此而进，郅治可期矣”。

孙中山复信：“来教主张大同，尤其婆心济世，蒙虽未逮，敢不勉旃。”无奈孙中山很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胡礼垣的治国方略与大同世界理想也无从实施了。

辛亥革命以后，胡礼垣真正隐居香港，读经颂佛，作诗唱和，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他曾与黎和南合著《佛理哲学》一书，论及华严、圆觉、维摩、楞伽诸经，佛学造诣达到较高程度。1916年10月14日，胡礼垣在香港病逝，终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