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成放（1917年—2018年8月7日），原名胡呈芳，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下洋镇下坪村。1933年参加革命活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家。

1934年春，胡成放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负责闽西苏区红军游击队情报站工作，同年加入共青团。1935年夏，他经党组织批准赴日本留学，考入日本大学社会科高等专科，在东京参加“左联”及“文化座谈会”等左翼团体，在留学生中发展会员，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成放回到广州，绕道西安，历尽辛苦终于来到革命圣地延安。1937年10月，他被编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期九队学习军事，并在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15日，毛泽东主席特意致信给胡成放所在的抗大九队，对该队成立救亡室表示祝贺。

1938年初，胡成放调任位于山西省洪洞县的八路军随营学校校部，担任政治教员兼日文教员。同年12月挺进晋东南敌后，尔后挺进山东敌后，在刚成立的抗大一分校历任政治主任教员、教育处副处长、政治教员训练班主任等职，为培养抗日军政干部作出了贡献。

1940年，胡成放所在的抗大一分校第五大队驻防在山东费北县十八村黄崖一带，靠近敌人的前沿地带。第五大队是军事大队，任务是警戒、保卫学校，经常一面警戒敌人，一面进行教学。在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区队长以上的干部全都集合在大队部，以背包做凳子，整齐地坐在一个打谷场上，由胡成放作学习《联共党史》的辅导报告。开课不久，便传来了激烈的枪声，于是大家立即解散，分头准备战斗。不久，敌人被我一个中队击溃，狼狈逃回据点。我方牺牲了两名学员，为保卫学校付出了代价。尽管当时抗大一分校所处的环境恶劣，生活异常艰苦，但是教学活动照常进行，大家情绪饱满。抗大一分校就是在这样的敌后环境中培养干部，完成教学计划，为民族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42年春，胡成放调八路军一一五师兼山东军区，历任敌工科长、对吴化文工作团主任、鲁南区党委秘书主任、鲁南军区联络部部长兼宣传部部长，曾在1946年夏单独进入兖州与国民党军长吴化文秘密谈判，建立关系，草签待机起义的协定，后吴部在济南战役中起义。

1949年杭州解放后，胡成放任杭州市委统战部部长、军管会交际处处长、浙江省政协秘书长、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情报处(后改为情报部)副处长等职。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胡成放任志愿军二十四军副参谋长，回国后历任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二十二军党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

1960年以后，胡成放历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驻捷克大使馆参赞、驻伊拉克大使、中国华侨总社社长、驻智利大使（副部级）等职。在智利任职期间，被智利共和国政府授予其国父命名的最高勋章——奥希金斯大十字勋章。1985年离休后，胡成放任北京闽西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北京客家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厦门经济特区顾问等职，继续发挥余热，热情洋溢地为社会作贡献。

胡成放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2018年8月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说到吴化文起义，就不能不提到胡成放。胡成放，福建永定县下洋镇下坪村溪头岗人，早年在家乡参加革命工作，1935年入东京日本大学学习；1937年回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延安抗大学习。曾任抗大一分校教育处副处长，鲁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联络部部长，他就是策反吴化文起义的主要负责人。1938年12月，胡成放回国后，挺进晋东南敌后，而后挺进山东敌后，在刚成立的抗大一分校历任政治主任教员、教育处副处长、政治教员训练班主任等职，培养抗日军政干部。

1942年春调八路军山东军区，历任敌工科长、对吴化文工作团主任、鲁南军区党委秘书主任、鲁南军区联络部部长兼宣传部部长。吴化文是山东掖县人，原来是西北军冯玉祥将军的勤务兵，后被冯玉祥推荐保送北洋陆军大学深造。民国18年，任韩复榘第三路车军官教导团团长。民国20年，任手枪旅旅长兼济南警备司令。民国32年春，吴化文受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密谕，投日反共。其部改编为“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吴任上将总司令，有1万多兵力。他在鲁南剿共，制造无人区，有过反共的经历。尽管如此，八路军对吴化文的争取工作，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就开始了。

1943年3月至1944年的一年间，为解放苦难民众，扩大抗日根据地，八路军鲁中军区曾经先后发动了三次讨伐吴化文的作战。战前，除进行军事准备外，八路军还加强了政治攻势，成立了争取吴化文的工作团。山东军区副政委黎玉指名要胡成放担任工作团的主任。工作团成立后，胡成放带着数十人的工作团，来到沂源县边沿地带，深入敌占区，对伪军家属进行艰苦的说服和调查工作，收集了大量情报。战斗打响后，俘虏了吴化文部的一批官兵，胡成放根据调查和更大的政治目标，建议将这些官兵释放回吴化文部，以宣传我军的方针和政策。结果，被俘的吴部师参谋主任等数十名军官，经教育后赋予长期埋伏、相机起义的任务，连同几百名士兵一起，被释放回到吴部。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吴化文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党第五路军。并任津浦路南段警备司令，南下徐州、蚌埠一带驻防，鲁南军区又把胡成放从鲁中军区调到鲁南军区，继续做分化瓦解吴化文的工作。10月，吴化文所部第六军在滕县与邹县之间的界河地区，遭遇鲁南军区主力第八师伏击，此役全歼吴部第六军4000余人，击毙第四十六师师长许树声。界河战役后，吴化文所部进驻兖州，鲁南军区将所俘虏人经教育后大部释放回吴部。被俘的军长于怀安、参谋主任靳文元是吴化文的亲信，鲁南军区有计划地将他们留了下来，进行重点教育，以便通过他们继续做吴化文的工作。他们给吴化文写信，陈述了自己在解放区的见闻和受到的优待，介绍了共产党的方针，使吴化文了解了有关起义、投诚、被俘人员优待等有关政策，明确表示愿意同鲁南军区建立正式联系。

为了更好地建立联系，阐明政策，1946年7月，胡成放受陈毅司令员的委派，以军区代表的身份，准备进入兖州，与吴化文谈判。在前往吴部之前，胡成放作了最坏的打算，他把自已一块怀表、四元保健费、一支钢笔留下，准备万一牺牲了，用这些东西作自己的党费。胡成放进入兖州后，在吴化文下属的独立师师部住了3天，对吴化文进行面对面的说服和争取工作。当时，兖州已被我军包围，胡成放向吴化文提出了三条出路一是立即起义，既往不究；二是撤出兖州，使我军打通津浦路；第三是正式建立联系，相机起义。这就是《兖州协议》的草案。吴化文表示因有特务和友军防范，立即起义有困难，希望建立联系，待时机成熟再行起义：双立建立专用电台，用秘码联系，为此，胡成放和吴化文草签了《兖州协议》。协议签署了，意味着多年来争取吴化文的工作获得了初步成果。可是，等在军区的领导们这时却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为胡成放的安危捏了一把汗！原来当初胡成放只身前往吴化文处时，大家讲好，他只在吴部停留二天，时间一到，不论成功与否，都将返回部队。可巧第二天，一架从南京飞来的小飞机降落兖州后，又很快飞回南京，胡成放一去不归，大家以为他很可能被吴化文扣留押送南京去了。第三天，胡成放安全返回，并带回《兖州协议》草案，大家才喜出望外。胡成放回军区后，陈毅根据已有成果，乘热打铁，让华东军区联络部长刘贯一代表军区，再次进入兖州，与吴化文正式签订了《兖州协议》。

《兖州协议》签订后，为了表明解放军的诚意，决定对被叶飞的第一纵队包围在大汶口的吴部赵广兴团撤围，让其安全撤出。为了安排此事，并进一步争取和感召吴化文，胡成放建议再进兖州，面见吴化文，商量赵广兴团撤退的具体事宜。吴化文得知了这个方案后，一时又惊又喜，喜得是如果共产党方面真的信守撤围的诺言，赵广兴团就能毫发无损地回到兖州，惊的是如果共产党以此设下圈套，待赵广兴团一离开坚固工事，就进行野外围歼，使其上当吃亏，则赵广兴团必全军覆没。

赵广兴也对这事半信半疑，既想跑，又怕上当，于是一时举棋不定。他们经过充分研究，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的计策：找一个人质，借口带路，让山东军区放一个有级别的官员过来，带赵广兴团撤离，这样不怕其中有诈。这个借口还真的不好拒绝，吴化文一定要派一个有级别的军区代表前来“带路”。为了表明诚意和消除吴化文的疑虑，军区挑来挑去，这个明说“带路”，实则充当“人质”的人选，还是胡成放最理想，胡成放明知此行有很大风险，仍然慨然担当，准备二进兖州。陈毅同意了，以军区代表的身份，委派他二进兖州，带领赵广兴团撤回。为了麻痹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双方作了周密的安排，赵广兴团在胡成放和吴部参谋长董子才的带领下，在拂晓前佯装突围，一边撤，一边放枪;吴化文还事先要求南京派出飞机掩护。南京果然也派出两架野马式飞机前来掩护，结果，由于早晨雾大，视线不良，朝赵广兴团的“突围”部队扫射了起来，打倒了十多个人。董子才让士兵摊开一面对空联络标志，飞机才停止扫射。赵广兴团安全撤出大汶口后，我方也对大汶口进行了一轮猛烈的炮击……

第二天，《山东日报》《青年报》都以大幅标题报道了赵广兴团“以寡敌众，被包围数月胜利突围!”的重大消息。一时，吴化文部、赵广兴团记者云集，祝贺纷纷，熙熙攘攘，好不热闹。赵广兴团的安全撤回，证明了共产党的宽广胸襟和信守诺言的光明磊落，此举为争取吴化文在稍后的济南战役中率部起义进一步打下基础。而胡成放为此二进兖州，英雄虎胆，把事情安排得天衣无缝，表现出极强的组织和运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