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厥文（1895年10月7日-1989年4月16日），又名胡保祥，上海嘉定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杰出实业家。

1918年毕业于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科。先后创办上海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公司、长城机制砖瓦公司、大中机器厂。1919年任同济大学机、电、木实习工厂主任。1927年任上海市机器五金同业公会主任委员。1932年“一二八”日寇侵沪，联合同业支援十九路军抗敌。抗日战争时期，带头拆厂内迁。在重庆、桂林、祁阳等地创办机器厂，任总经理，并任中南区机器工业协会理事长、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1945年后返回上海，任新民机器厂总经理，创办中国工业月刊社，出版《中国工业月刊》。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一、二、三、四届执委，第五届常委。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45年发起组织民建，历任民建理事、常务理事，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常委，民建总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百年以来，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许多志士仁人为了实现强国富民的愿望，多方寻求探索救国救民之路。胡厥文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这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代表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在纪念胡厥文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讲的，讲话对胡厥文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1895年（清光绪21年）10月7日，胡厥文出生在上海市嘉定县的一个开明绅士之家。1913年他考入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在北京学习的日子里，正值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横行时期。袁世凯为了要称帝，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卖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一切更坚定了胡厥文走实业救国之路的信念：只有办实业，发展工业，生产各种用品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制造飞机大炮武装军队，才能富国强兵，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才能使中国扬眉吐气。

1918年大学毕业后，胡厥文经人介绍进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工厂——汉阳铁工厂，从学徒工做起，开始了“实业救国”道路的摸索。1922年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工厂——新民机器厂，主要业务是生产纱厂机器零件和承接纱厂机器的维修，后又转向生产彩色油墨机，开始闯出一条设计和制造机器的新路。在办企业的过程中，他先后建起四家工厂，摸索了一条机器工业与日用品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以机器制造工业武装日用品工业，以日用品工业开拓市场，发展生产。1927年上海机器制造业同业集会，成立了上海商民协会机器同业公会，他被推选为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在主持同业公会的十年间，胡厥文以公正无私的精神为大家服务，从自己工厂的活动范围，进入到上海工商界的更广阔的天地，继续“实业救国”的探索。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大举进攻，惊醒了胡厥文“实业救国”之梦，他开始投身到民族解放的运动中去。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他团结上海工商界同仁，赶制一批批手榴弹、地雷、穿甲弹，送往前线，给十九路军以坚强的支持。

抗战胜利后，在中华民族面临人民民主力量同专制独裁势力进行决战的严峻关头，他认识到，中国目前最急需的不是实业，而是和平和民主。有了和平和民主，才能建立富强的国家，便毅然加入到民主运动的洪流中。也正是这时候，他有机会接触了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45 年，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他和黄炎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工商业界自己的政治团体——民主建国会，团结爱国工商业家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配合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

服务国家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胡厥文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投入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他热情地组织工商界同仁学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宣传《共同纲领》，鼓励同业爱国守法、努力发展生产。他参与了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的筹备工作，领导上海工商界加强团结，恢复与发展生产，改造旧的同业公会，组织政治学习，参加三大革命斗争，并在1952年2月当选为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5月被推选为上海机器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

从50年代，胡厥文在民建和工商联中倡导并提出“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工商界积极配合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良好的引导鼓动作用，也反映了爱国工商界人士的共同心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胡厥文开始思考如何调动民建、工商联成员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为“四化”建设服务。1979年他与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一起被邀到邓小平同志家中做客，听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对外开放、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等问题的重要讲话，受到很大鼓舞，积极在工商界中广泛宣传，动员两会成员在参政议政和经济建设的许多方面，迅速开拓新的局面。他领导中国民主建国会与全国工商联密切配合，提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为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献计献策，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中，胡厥文认为应当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1982年和1983年，他分别对中共的统战工作和整党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1986年，针对“一国两制”方针的实施和统战工作的新情况，他与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子昂联名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的意见》，强调坚持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党和国家也给这位诤友很高的荣誉。胡厥文曾任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主席、名誉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二、三、四届常务委员。

胡厥文一生光明磊落、作风正派，是非爱憎泾渭分明，处事注重大事大节。他待人宽、对己严，善于团结同志。他有知人之明，又有用人之量，对同志披肝沥胆、关怀备至。他又是书法家和诗人，他的书法高古、洒脱，他的诗词豪放、热情，这也是他正直、豪爽性格的体现。

1989年4月16日，胡厥文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他的一生，是从自力奋斗的一生，是从一个爱国工商业者成长为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工商界杰出代表的一生。他通过亲身经历认识到：中国的富国强民之路只有社会主义道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路人。

著名政治活动家、杰出实业家胡厥文（1895.10.7-1989.4.16）出生在上海市嘉定县一个开明绅士之家。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他与许多志士仁人一样，多方寻求富国强民之路，一路走来，几番风雨，几多沧桑。

1914年，胡厥文考入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攻读机械工程专业。他读大学期间，袁世凯为了称帝，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深重的民族危机让胡厥文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他意识到：只有兴办实业，生产各种日用品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制造飞机大炮武装军队，才能富国强兵，改变外侮日亟情势，使中国扬眉吐气。所以，胡厥文发誓将来一不当官，二不从教，决心献身于“实业救国”。

1918年大学毕业后，胡厥文经人介绍进入当时国内最大的工厂——汉阳钢铁厂。他谢绝了工程师之职，从学徒工做起，开始了对“实业救国”道路的摸索。1921年，胡厥文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工厂——新民机器厂，后来又创办了合作五金厂、长城砖瓦厂等工厂，摸索出一条机器工业与日用品相结合的发展道路。1927年，上海机器制造业同业集会，继续着他对“实业救国”的探索。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胡厥文全力投入抗日救亡工作。他说：“我虽不会打枪开炮，却可以造枪炮。”他团结同仁，动员组织起几十家企业拆迁机器到沪南建立临时工厂，日夜赶制一批批手榴弹、炮弹、地雷和水雷等支援前线，成为抗战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坚强后盾。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胡厥文作为上海机器五金业企业家的代表之一，前往南京请愿，向国民政府表示：“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旨，决定把工厂立刻迁到后方去，积极生产，支援抗战。”

爱国工商业者在抗日战争中对军需民用的生产和供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任何协助，反而受到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和压迫。抗战后期，胡厥文深深感到，在国民党腐败统治下，“贪污的乐得不得了，拼命的苦得不得了，到处皆然”，遂大声疾呼：“快不能看内迁工厂一个一个地消失，艰苦奋斗的工人一个一个地失业，有功抗战的资本一笔一笔地耗损，热爱祖国的情绪一天一天地消沉。”

正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胡厥文有机会接触了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并留下了深刻印象。1944年冬，周恩来和王若飞出面邀请重庆产业家举行座谈会。胡厥文、刘鸿生、胡子昂等40多人出席了座谈会。在会上，周恩来突出宣传了爱国主义，强调产业家要为国家多作贡献。周恩来在重庆期间特意多次到沙坪坝土湾胡厥文家中探望，送去小米和红枣，鼓励他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抗战到底，为国家和民族多作贡献。胡厥文回忆这段过往时说：“我有幸同他（周恩来）几次恳谈，听他对国内形势的透辟分析，不觉耳目一新。”

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举行成立大会，胡厥文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为筹备成立民主建国会做了大量的工作，胡家甚至成了他们商量对策、召开会议的主要地点。对此，胡厥文坦言：“多年来，我埋头工业，发展生产，不愿过问政治，想回避政治，现在看来，政治是回避不了的，你不过问它，它却要不断来过问你。再说，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就难以彻底解决和根本解决……过去那种‘在商言商、在工言工’，不过问政治，不想参与政治的态度必须改变。”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与工商界最早公开接触的时间是6月2日。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召开的这个座谈会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晚上7点半，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曾山等人都参加了会议，多达300名的上海工商界资本家如盛丕华、王志莘、荣毅仁等人受邀出席。在会上，胡厥文代表工商界人士表示：“上海工商界过去受到不正确宣传的蒙蔽，对共产党确实抱有相当疑惧，自从《商报》刊载中共各项工商政策以后，始获了解，于是一变过去疑惧心理，满怀希望，必定真诚拥护人民政府，随时随地作本位的贡献。”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胡厥文怀着“新国光芒千万丈”的喜悦心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1956年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新高潮。在胡厥文等人的大力推动下，上海只用六天时间就实现了数百个行业的公私合营。面对部分资本家对于公私合营的疑虑，胡厥文和几位工商业者谈心时风趣地说：“你们看过《西游记》没有？孙行者一路上想方设法去掉头上的紧箍儿，但一路上怎么也去不掉，后来到了西天，他问如来佛，我现在这个紧箍儿可以去掉了吗？如来佛说，你自己摸摸看。孙行者一摸自己头上，那个紧箍儿已经没有了。”这段话说出了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的道理，在工商界中广为流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给予胡厥文巨大的鼓舞，使他再次看到在中国发展实业的希望。1956年8月，上海市政协组织西北建设事业参观团赴兰州、西安、郑州、洛阳等地参观，实地了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胡厥文感慨万千：“这次西北之行，给我莫大的鼓舞，这些新的建设规模之大、进展之速、技术之精，都十倍、百倍地超过我原来的设想，贫穷与落后已成为过去。回想当时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是纸上的，而这一次的参观都见诸事实，展望无穷，异常兴奋，共产党的领导正确，功高千古盖可见也。”

作为民族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胡厥文从旧中国单纯依靠实业的办法来救国四处碰壁，到新中国成立后热心于社会主义建设，他的人生道路由此出现了崭新而光明的一面，其心路历程也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升华的必然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