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枚(1910一1999 )。育枚法师是江苏南通人，当代著名高僧。24岁时在宝华山隆昌寺受戒，后毕业于厦门闽南佛学院。抗战胜利后曾去上海任静安寺佛学院教务长、玉佛寺监院等职，1949年回广教寺担任住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江苏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南通市佛教协会会长，江苏省人代代表，南通市人大代表。自1980年广教寺重新开放以来，育枚方丈主持教务，修复殿堂，深受广大僧人的拥护和爱戴。

育枚长老生於1910年12月,圆寂於1999年10月10日，享年90岁。

他是圣严法师早年在大陆出家时的恩师之一，由於其鼓励，法师才得以进静安寺佛学院读书，成为该院的学僧，自此奠定佛学基础的一个起跑点。

育枚长老生於一九一0年十二月的南通南部，一户贫穷的金姓农家，十三岁上狼山的白衣庵，随曾住过金山禅堂的曼陀长老出家，除了在庵中开蒙读书外，也学习经忏佛事，怪不得我在沙弥时代，曾见育老於三元宫的七月法会圆满日，主台放焰口，唱念威仪及真言手印，都非常老到熟练。不久便入狼山白衣庵自办的僧立小学为插班生。这所狼山小学当我上山时代，正由白衣庵的立定法师主持校务，大家称他为白先生，我也曾想能去该校上学，结果因缘未熟。

一九二八年，育老十八岁，被送往厦门的闽南佛学院深造，院长是太虚大师，教师则有大醒、芝峰、会觉、寄尘等名匠。

一九三二年，佛学院毕业，回到狼山祖庭服务。

一九四五年秋应闽院同学密迦法师之邀，到上海担任静安寺佛学院的教务主任，教授历史，兼任设於该寺的上海市佛教会秘书职，我就於翌年夏天，由於育老的关系，侥幸地进入静安寺佛学院，从此当了两年半多而不足三年的学僧。 逢年过节礼座请安。

一九四七年育老受同出身狼山的苇一方丈聘作上海玉佛寺监院兼该寺的上海佛学院教务主任，自此之後，我只有逢年过节，向他去礼座请安，平日就很少有机缘见面了。

一九四九年，大陆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建立新的国家，随著他便回到南通的祖庭，执掌广教寺法席，将国民党军队破坏了的狼山殿宇，作了修残补缺的重整工作。

一九五0年冬，韩战爆发，南通佛教界成立了「抗美援朝工作委员会」，继朗慧老人之後，育老担任主任委员，发动捐献，他个人购买国家建设公债达六百万元老币，「交出了一份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一九五六年，育老与颖梵等一同发起「废除狼山七庵分治为统一管理」，得到政府批准。此後又领导僧众配合政府，对狼、军、剑、马鞍、黄泥等五山，进行大规模的绿化造林运动。

一九五八年八月，南通宗教界成立「佛道教学习委员会」，育老为主任委员；同年他也担任由僧众创办的南通市玻璃二厂副厂长，月朗法师当时也以俗装俗 在该厂做工，担任生产组长。迄一九六六年开始文化大革命，育老都在该厂任劳任怨地与职工们一起劳动，「为发展生产，繁荣社会主义经济，孜孜矻矻努力工作」。文革运动，延续了十年，一直到一九七六年才结束，育老曾被「游斗抄家」。忍辱负重，含冤不退道心。

一九八0年，狼山广教寺被政府批准重新开放，育老始与月朗等人，再度被请上狼山，重新穿著中断二、三十年的僧装，育老为住持，月朗任监院，率领僧众对年久失修的千年古刹，进行了为期十年的修复工程。最初回山之时，既对荒废的殿宇悲伤，也觉得能够复兴古刹而振奋。在初开放时，寺中空无一物，连吃饭的碗筷，都得向山下借来，没有床位，大家一起都睡地铺。 　 以上这段辛酸史，须得有极大的耐心和坚贞的毅力来适应，凡是能够从中历炼过来而仍不气馁的人，便会成就自己也能成就他人。其实，我们到了台湾的这一代人，虽未经历如此的辛酸，但也都是从睡地铺、光脚板、吃蕃薯、以及多少带些白色恐怖的岁月中走过来的。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不论是在此岸与彼岸，都要能够相互怜惜彼此敬爱才对。 见故人感伤中有喜悦 　 当我第一次返乡探亲时，一上狼山，就忍不住想流眼泪，经过育枚、月朗等诸长老，以八年的努力，已将狼山修复成比四十年前更繁荣、更明媚、更有活力，惟其对我而言，无常的岁月、变迁的环境，人事已全非我昔年记忆中的那些，只有与育老等数位前辈及同辈法师的叙旧中，略略地重温我少年时代的狼山景况了。不论如何那次的返乡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在哀伤中带有喜悦的，特别见到育老健在，并对我的少年时代，他尚留有清晰的记忆。

一九九九年十月月十三日上午法鼓山农禅寺告知我说：大陆南通有电话来，叫我知道，育枚长老已於十月十日圆寂，十月十四日举行追悼仪式。当天下午，又接到电报，正式向我讣告，育枚长老示寂的消息，我便立即回了一份悼电。 　 几乎是同一天，我也收到狼山广教寺高龄八十一岁的都监月朗长老於九月二十六日给我写的一封信，除了向我慰问九月二十一日台湾大地震的灾情，示表十分的关心，对於罹难的台湾同胞致哀悼之情。此外也告知我有关育枚长老的近来病况：「您的老师，我寺方丈上育下枚大和尚，今年九十华诞，生日是十二月十八，近日因身体健康原因，左小臂病理性骨折，呼吸道感染，被送往南通附院治疗，因年迈脉细，现在挂水已经不能挂了，只好在颈部开了一口子挂能量、血液等维持生命。老人身体异常瘦弱，但是身体（头脑）思惟非常好，在病床上还不时地问起您，特别是这次地震後的情况。总之，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寺和医院，都在全力争取，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生命中重要的恩人 　 育枚长老在我的生命中，是相当重要的恩人之一，如果不是他鼓励我狼山的师长贯通及朗慧二位老人：「法聚庵也，应该培养个把小和尚读书」，恐怕我只有在沪西的大圣寺赶经忏的份；如果不是育枚长老正好担任静安寺佛学院的教务主任，凭我当时的程度是无法成为该院学僧的。虽然，除此之外，育老并未对我特别照顾，而且在一个学年之後他便转任玉佛寺监院，也到该寺的上海佛学院教书去了。在当年的佛学院之中，静安佛学院的学僧乃是兼做经忏的，故也不是一所名校，可是对我而言，确为让我奠定佛学基础的一个起跑点，使我终身难忘那一段求学的因缘。

一九四九年春，我离开大陆到了台湾，便与大陆所有的亲人及师友们，断绝音讯，长达三十四年，直至一九八三年，始由旅居美国加州的印海法师打电话告知我，他已返乡一趟，到了狼山，见到了育枚长老，并托印师带口信，要我也回去看看。我便於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五日，由纽约给贯通及莲塘二位老人写信，这封信被育老看到，未敢给我回信。至一九八五年才通知我俗家侄儿写信，说贯、莲二老，尚在人间，唯都在害病，热切盼我在他们迁化之前，能够见我一面。 　 嗣後，我为狼山的三老陆续寄回去一些补品药物，也收到育枚长老的亲笔短函，寄到纽约的东初禅寺，只是我为中华民国的公民，也不敢贸然回乡，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起，台湾当局开放人民回大陆探亲，我便於一九八八年四月完成了返乡梦的实现。回到狼山，我法聚庵的几位老人虽然均已先後物化，育枚长老双脚也不良以行，但他气宇豁达，性格爽朗，热忱地招待我在法气堂（旧时的三元宫）共进午餐，万想不到在他生前，尚能见我一面，席间他也提起，中共解放之後，曾经问过他山上房头里有一个小和尚去了何处？幸好我到台湾後，两度改名，大陆的亲人都以为我已死於战乱中了，故亦未曾累及狼山的师长。 　 相隔四十年，我回狼山时，当然像是再世为人，我於军中十年，吃尽苦头，甚至也遇过生命的危险，居然还能活著退役，二度出家。留住大陆的育枚长老，在这段惊天动地的大时代中，日子过得也满坎坷的。

根据余继堂先生近著《江东佛门春秋》一书所收「育得梅花报春光」，记载了育枚长老的一篇简传，提供我撰写本文的珍贵资料。

一九九一年夏，南通遇上一场大豪雨，将狼山的道路石墙、房舍造成严重的塌方大灾，人员虽都平安，建筑物的损失很大。育老驰函，嘱我呼吁海外信众为狼山捐献救灾，由於我们法鼓山也正在募款筹建，不便双重募捐，故立即将我历年的著作版税所得兑换一万美元，汇去狼山聊表心意。这等我於一九九六年再度回去访问时，育老还亲自为此向我面谢。

那年我带了三百位台湾的僧俗四众，让大家探寻我们法鼓山的法源，狼山当然是重要的一站。狼山原有七家房头，现在尚保有建筑物的仅有三房，连育老出家的白衣庵也已不见踪影，何幸我出家的法聚庵，不仅未被拆除，而且整旧如新，不过已移作名为「紫琅园」的海外侨胞及台胞招待所，随行的信众们均有些不忍，所以我向育老建议，能否将之改作佛学院以培养後起的佛教人才，当时的育老等亦有此意，後将开会讨论结果，由月朗法师告知我：由於狼山香火盛、游客多，不够宁静，故亦不宜办佛学院，因此作罢。 　 当时育枚长老是在山顶的新建甬道楼客堂接见我的，他告诉我说：「再过三年，就要九十岁了。」希望我届时回去向他拜寿。我见他的身体状况，已是相当衰老，真同风中残烛，似乎随时会熄灭，所以鼓励他老：「千万保重，您老九十华诞，我一定回来，要等我哦！」真想不到，眼看著育老的九十寿辰快要到了，我正在盘算，看我的行程，今年的十二月十八日能不能抽空回狼山一趟。月朗法师的信中，也真的提到育老在病床上还时常问起我，可是他比九十寿辰已提前两个月，就先走了！ 　 育枚长老，受过佛学院的正规教育，也担任过两所佛学院的教务主任，重视後进僧材的培养，他有相当深厚的学问基础。但於他的一生，多在寺务管理及工厂後勤中度过，未能留下多少文字著述的智慧遗产，殊为可惜！临笔神驰，不胜依依。

为了撰写此文，我於十月十八日从台北返抵纽约侨居地的次日，便赴乡下的象冈道场，摒除万缘，一气呵成，用念师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