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肮脏的手》（1948）是法国作家让-保罗·萨特观念戏剧的代表作品之一，它是继《死无葬身之地》（1946）、《可尊敬的妓女》（1946）之后又一部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相结合的艺术作品。

无产阶级的两位领导人路易与贺德雷在政治上有分歧，路易无法抗衡贺德雷的威望，也无法通过争取多数取胜，于是派雨果暗杀贺德雷。可是在雨果与贺德雷相处的日子中，他渐渐的被他的领导者的气质所征服，他想不思考，只服从命令，服从纪律，想无动于衷地杀人，但他还是办不到。后来行动败露，贺德雷并未杀死雨果，反而与之辩论并获得了雨果的认可。就在雨果为了答应贺德雷与之合作而走入他的办公室时，目睹到贺德雷与自己的妻子亲吻。雨果认为贺德雷的宽容不过就是因为这个而失去理智，用枪杀死了贺德雷。而贺德雷死前交代此案按情杀处理。雨果释放后便遭到组织的追杀，除非妥协。他本想妥协，但当他知道路易已经背叛了他，取代了贺德雷时。他才明白这其中的污秽。他拒绝妥协，并接受毁灭的命运以换回贺德雷的清白。

萨特的《肮脏的手》是一部以二战为背景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悲剧，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个人的悲剧。雨果走的是一条悲剧的道路，从满怀热情地参加党组织，而这种热情被路易所利用和践踏，最后面对路易等人的威胁与刀枪，临危不惧，迎接死亡，走向觉醒。雨果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形象，两条路线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显示出雨果觉醒的可贵、艰难。虽然萨特精心塑造雨果，可是他并不喜欢雨果，尽管如此，雨果同样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因为他身上所表现出的纯真足以能打动观众的心灵。雨果的真表现在他对党的向往，真诚地迎接各种考验，渴望自己的真情能换得同志们的认同，这种“纯”与“真”可谓雨果身上的闪光点。正是他的单纯、真情才使他在复杂的党内斗争中不知所措，犹豫徘徊。

在贺德雷身上，萨特的人道主义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首先，贺德雷重视人的价值，珍借人的生命，反对恐怖主义手段。他对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力量的弱小，主张采取灵活政策，与摄政王的法西斯政府以及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的五角大终党联合起来，以夺取战后的政权。他这样做，无非想利用有利形势，保存自己的实力。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他说：“如果我们现在和摄政王谈判，他一定会停止战争，依利黎的军队就会乖乖地等俄国人来解除他们的武装。如果我们中断谈判，摄政王看见自己完蛋了。必定会像疯狗那样战斗，成千上万的人就会因此而丧命。”贺德雷是为了不让成千上万的人丧生而主张谈判的。在他看来，“世界上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是重要的，人是可贵的。”他说，“我是搞活着的人的政治，是为活人的。”他不能忍受内战的爆发，因为内战会“一笔勾销十万人的生命”。这与雨果苍白无力的叫喊：“人？为什么我要爱他们？他们爱我吗？”相比之下，贺德雷这一“爱人类”的思想闪烁着耀眼的人道主义的光芒。其次，贺德雷也相信人，尊重人。他相信并尊重雨果，尽管他已知道雨果的真正使命，但仍然“不使他丢脸”，而决意把他“留在身边”，帮助、教导他，使他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人。当他说服雨果放弃暗杀自己的计划后，为防雨果出意外（自杀），还派人监视、保护雨果、这与原来的反对派头目路易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而不惜杀人灭口的行径相对比，贺德雷宽大的胸怀、高尚的人格不由令人肃然起敬。

从另一角度看，他又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有时，他也会陷入孤独，渴望家庭、爱情的温馨。应该从这个意义上看待他和捷西卡的爱情线索。这是一个严肃的人，又是一个充满了幽默感，懂得生活的全部乐趣的人。

勇敢的革命女性。她素静、沉着，甚至有点冷酷。她发誓说，“雨果，如果党命令我向你开枪，我是会执行的”，尽管她对雨果怀有热烈的感情，以致为了他的安全急出了白发，但是，她拼命压制自己的感情，力图用“原则”来战胜人的有机天性。她的悲剧是在太“忠诚”了。直到全剧结束，当雨果迎向死亡时，她才开始觉醒，当她对谋杀者高喊你们滚蛋时，这个人物才走上了自己选择的新的道路。

捷西卡心底善良，对人热情，她不受任何概念与原则的约束，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她与奥尔嘉是强烈的对比，她不是理性而是感性地生活着。她与雨果的结合并没有爱情，她明白，雨果并不尊重她的存在，完全把她排除在自己的生活之外，她只不过是雨果从资产阶级家庭带来作纪念的奢侈品，因此她内心是痛苦，矛盾的。最后她被雨果拖进了政治旋涡，不得不作出选择，而她的选择不凭任何原则和纪律，而是根据自己的良心，她对奥尔嘉说过：“比起你的头脑，我更喜欢自己的心”。她爱人类，反对杀人，用全身心去保护贺德雷；在雨果与贺德雷之间，她选译了贺德雷，因为贺德雷尊重她，并且贺德雷是强有力的人，具有一种征服人的力量。所以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她是站在贺德雷那边的。

资产阶级的政客，他的党反对德国人统治，因而，使他自己觉得有“资本”可以趾高气扬。归根到底，这是个政治赌博中的匆匆过客。他语言尖刻，盛气凌人，又色厉内荏，虚弱无力。

没落衰亡的封建王室代表。只要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什么都可以出卖，不管是荣誉、良心、人民和国土。狡猾的卖国贼，善于看风使舵的泥鳅。

工人。因为“饿得够呛”而参加了革命。他们爱贺德雷。他们斜着眼睛看雨果这一类另一个社会来的人。对压迫剥削他们的人，怀有天生的敌意。他们是忠诚而勇敢的，可是，还没有成长为自觉的革命战士。暂时，他们的精神世界还比较狭窄，粗俗，好开玩笑，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

剧本中，面对雨果的责难，贺德雷这样回答：“我有一双肮脏的手，一直脏到臂肘上。我把手伸到大粪里去，血污里去。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以为人们可以天真无邪地掌权吗？”“只要是有效的手段，就值得采取。”这两段话对于我们理解贺德雷的形象甚至理解剧本的主题进而认识萨特是十分重要的。这些话包含了贺德雷（也是萨特）对政治斗争的三种看法：第一，他认为如果有必要，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和其他政党妥协、联合，第二，他赞成政治谋杀，第三，他认为在党内可以搞欺骗。

先撇开后两个说法，应该承认，贺德雷对无产阶级政党有时要和其他党妥协、联合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无数的革命斗争实践已经证明了，政治是现实的、客观的，而不是理想的、主观的，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不可能使政治斗争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按自己主观设计的固定模式进行。他们必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妥协。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变化时，各式各样的谈判、联合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和国民党也曾有过一段“国共合作”的历史。这是形势的需要，为了打击共同的敌人，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尽快取得斗争的胜利，这种联合是必要的。贺德雷这一认识，正是萨特对严峻的政治斗争现实的认识和概括，它深刻地揭示了政治与革命的全部丰富性、复杂性和曲折性。这种认识是清醒的、客观的、现实的，是合乎情理的。

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念当中，并没有绝对的善与恶，同样一种行为，在某种情况下是善的，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可能是恶的，不受固定道德规范的约束。他把共产党描述成可以在党内编造谎言搞政治谋杀的政党。并不是为了揭露和谴责，而是为了表达他的存在主义观点：在一般情况下是恶的行为，如果为了达到正当的目的，也可以被看成是善的。他把这种观点强加到共产党领袖的身上，以至于在剧本演出之后遭到了共产党左翼势力的强烈谴责。

在《肮脏的手》中，雨果出身于一个大资产阶级的家庭，由于受时代进步思想的冲击，他背叛了家庭参加了革命组织。在那两大阶级残酷激烈斗争的年代，“血统论”的思想对整个革命组织影响是很大的，像雨果这样出身的人在革命组织中是得不到信任的。具有激进思想的雨果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境地，他想退回原来的生活环境是不可能的了，但他又得不到组织的信任，戏剧一开始雨果就面临着这样的人生境遇。进退两难的雨果受到党内另一个领导人路易的利用而参加了暗杀主张联合不同党派以形成强大的共产党联盟的党内领导人贺德雷。雨果虽然得到了路易等人的信任，使自己的信任危机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但这种选择使雨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遇，重新陷入了更大的思想危机之中。

原以为杀死贺德雷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但是，当雨果渐渐地认识了贺德雷坚定的信念、深邃的思想、对形势的客观判断、为人处世的风格等，这使雨果陷入了更大的思想危机。思想的激烈冲突造成了雨果暗杀行动的延宕，面对贺德雷亲切的关怀、严肃的批评、无可辩驳的思想理论使雨果茫然。雨果对自己的任务产生了动摇，对自己的价值观产生了怀疑，尤其是在奥尔嘉用手雷炸毁了贺德雷的寓所时，更是有一种失落感。雨果酒后对妻子捷西卡说：“有一些人叫你去办一项秘密任务，你呢，你豁出命去干，可是当快要成功的时候，你发现人家根本不在乎你，人家已经叫别人去干了。”由此略见一斑。信任对雨果来说像生命一样重要，这是支撑他从事任何事情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徒劳的。雨果认识到路易对自己的信任是一种“连一个星期的等待都经受不起的信任。”这时的雨果处在一个左右摇摆、思想漂浮不定的危局中。路易不信任他，他暗杀贺德雷变得毫无意义，从雨果自己幼稚的认识来看，杀死贺德雷对革命是有利的，但当他与贺德雷对话后又感到贺德雷见解的英明、正确。雨果的思想出现这样的矛盾，说明他并不理解革命真谛，他只是为一些概念和原则而活着，带有一种浪漫主义的革命色彩。这些原则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与革命斗争中只会像一个又一个五颜六色的水泡一样被击破。

正如1995年8月1日至17日在庐山举行的“萨特与二十世纪’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代表认为的一样，“虽然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并没有完全赞同马克思主义学说，但他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甚至声称他自己的理论是寄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上的思想体系，称颂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不可超越’的学说，不失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和、同路人。”与会代表对萨特还这样评论道：“萨特是西方文化界、思想界很典型的自由知识分子和进步作家。他不畏强暴，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苏联出兵捷克、阿富汗、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等一系列的重大国际问题上，都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正义感”。

然而，剧本的精髓还在于塑造了贺德雷这一典型形象。雨果奉命去暗杀的这个人，恰恰体现了生命的真正含义。贺德雷热爱普通人，“为活着的人”而斗争，认为“人是可贵的，世界上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是重要的。”他信任人，包括信任雨果，纵然他已经知道雨果的真正使命，仍然“不使他丢脸”，决意把他“留在身边”，给予他帮助，使他“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人”。贺德雷对现实政治的精辟分析，采取行动的果敢性格，他的坦率和注重实效的思想作风，处处都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有的同志提出，第五幕中贺德雷为什么说自己有一双肮脏的手？这句点题的话，仔细看剧本，就会发现，贺德雷的这段台词是针对雨果的责难而发的，雨果为了保持“纯洁性”，反对贺德雷与其他政治力量采取联合的政策。事实上，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变化时，各种政治力量重新组合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为了长远的革命利益，革命者有时不得不和昨天的敌人谈判联合。保持绝对的“纯洁性”就是一种清教徒式的理想。在严酷的斗争中，不应该幻想“天真无邪地掌权”，贺德雷坦率的承认他有一双肮脏的手，正好揭示出政治斗争的全部复杂性的真实所在。贺德雷这个形象对于我们是有教益的，这是一个善于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决定，在政治斗争中采取现实态度，讲究实效的革命者的形象。剧中真正谴责的肮脏，是路易式的思想、心理和行为，他们代表了政治斗争中的肮脏面。他们的手是名符其实的肮脏的手。

因此萨特对于贺德雷的描写更是突出了他的这种正义感：无论是重视、珍惜人的生命价值，还是尊重人的尊严，必须承认。萨特的人道主义思想，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惨祸中刚刚苏醒过来又对人类的前途命运感到迷惘的人们，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人们心灵里投下了一层难以抹掉的阴影。为什么人类要遭此横祸？人类生存的意义是什么？人类的前途在哪里？正当人们对这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的时侯。萨特这种以尊重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理想、人的未来、人的幸福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应运而生，这无疑给处于迷惘和绝望中的西方人们注入了新鲜活力，使他们看到了人类的希望，因此它是有进步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剧本出版与上演后深受群众欢迎的主要原因。

萨特在处理戏剧的结构上深受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影响，其大部分戏剧都是采用锁闭式戏剧结构。锁闭式戏剧结构是西方戏剧贯用的戏剧结构，起源于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这种戏剧模式是从戏剧情节的腰部或尾部开始写起，使戏剧的矛盾一开始就达到一种激烈的程度，剧中的人物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进行着人生选择。刚刚出狱的雨果从戏剧开始就面临着人生的选择，要么被路易一伙人杀掉，要么被路易像废品一样回收。萨特的《肮脏的手》剧情从开始到结束共4个小时，即1945年某月某日晚上8点到午夜12点，雨果从监狱中出来走进奥尔嘉的家，一直到午夜12点钟走出奥尔嘉的家。在这4个小时雨果通过追叙的方式再现了1943年3月份里10天左右的事情。如果我们把雨果到奥尔嘉的家4个小时左右称为戏剧的外部时间的话，那么，1943年3月的那10天可称为戏剧的内部时间。

《肮脏的手》运用内部时间和外部时间的戏剧结构扩大了戏剧的容量，延伸了戏剧的时间。这种戏剧结构类似传统戏剧中常用的“戏中戏”模式，但萨特的《肮脏的手》的戏剧结构远远超出了这种处理戏剧的实际意义。这是因为，传统戏剧中的“戏中戏”仅仅把它作为交待情节，推动戏剧向前发展的戏剧因素，而萨特《肮脏的手》中的“戏中戏”则是整个戏剧的全部。如果说传统戏剧中的戏中戏被删掉不会直接破坏戏剧的结构，相反萨特这部戏剧去掉“戏中戏”就不成为一部戏剧。在这部戏剧中“戏中戏”为我们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党内的路线斗争，尖锐的思想冲突，以及剧中人物在大的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命运变化。同时，戏剧在矛盾冲突和情节发展中也为我们塑造了性格鲜明的雨果。戏剧结构是集戏剧时间与戏剧空间为一体，将戏剧的动作性与戏剧的完整性融为一体的艺术形式，其对情节的发展、矛盾的展现、人物性格的刻划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戏剧的演出受到时间和空间的严格制约，因而组织戏剧动作，只能在舞台时间和舞台空间提供的可能条件中进行。

萨特在《肮脏的手》中为展示广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采用了大实大虚、虚实结合的戏剧结构形式。萨特在处理空间的虚实采用了明场与暗场的结合，在《肮脏的手》中所看到的有贺德雷、路易、雨果、奥尔嘉等人物以及贺德雷的办公室等地方，通过这一切展示了二战时期各种政治动向和各种思想的较量，这一切实的戏剧要素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虚的背景中进行的，为这部戏剧增添了一种历史的纵深感。《肮脏的手》根据虚实结合的原则处理时间与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时间与空间的容量，从而也扩大了生活的容量。雨果的人生经历——由原来一个热情向上、要求进步的青年，经过理想的幻灭，信任感的消失，一直到被当成“废品”回收，最后以死来迎接死神的来临，这些都是通过虚实相间的情节和场面表现出来的。

1948年《肮脏的手》在法国巴黎安托尼剧院公演，由于此时正处在苏美两大政治集团相互对峙的冷战时期，剧中所涉及共产党内部的路线斗争问题引起左右两翼阵线的强烈反应。几十年后，《肮脏的手》传入中国，尤其是1981年上海青年艺术剧院演出此剧以后，也同样引起了中国观众一场不小的争论。虽然这部戏剧的争论因政治而起，但是这部戏剧中跌宕起伏的情节、悲剧式的人物命运、独特的戏剧结构、深邃的哲理思想、开阔的历史视野所打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激动着观众的心灵。

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1905-1980），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法国存在主义的首倡者，被誉为“存在主义的鼻祖”。其主要作品有：《恶心》（1938）、《存在与虚无》（1943）、《苍蝇》（1943）、《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