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军衔，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项重要军事制度，为使军人的军衔与其所任职务相一致，对军人授予临时的军衔。职务军衔是一套官阶职级分离、任职有别于任官的方案，以满足军官指挥作战的现实需要。职务军衔的授予程序与正式军衔相比较为简单，但军衔标志完全相同，这就会造成混淆。抗战时期，职务军衔泛滥的问题日益严重，国民党当局曾试图在战后进行裁军作为补救，但未能成功。

职务军衔，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项重要军事制度，为使军人的军衔与其所任职务相一致，对军人授予临时的军衔。类似的制度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实行，或称为临时军衔、或称为职级军衔。如美国规定，军官正式军衔晋升时限未到，若被正式任命或临时任命某一职务，而该职务通常适用于更高级军衔时，则授予同该军官新任职务相适应的临时军衔。被授予职务军衔者，其军衔式样以及权力地位和正式军衔者相同。职务军衔，一般都高于本人的正式军衔，职务下降时，职务军衔亦随之下降，但不低于正式军衔。英国、印度等国，也实行职务军衔制度。

军衔晋升制度是军衔制度的重要构成，在军人获得军衔后，正常情况下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晋升。国民党军队初建时，相对于北洋军阀和各地大小军阀来说是一支年青的、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军队。由于黄埔学生构成了北伐战争时第1军军官的主力，国民党在北伐战争后随之建立南京政权，年青的黄埔学生也就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中坚力量。从革命的位置转移到掌权的位置，军官年轻化的优势渐渐丧失，而问题日益暴露。军官们经过的历练不够，却过早地表现出官僚化倾向，形成了爱虚荣、好攀比的不良风气。

1934年4月26日，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成立，专门负责军官的人事任免与晋升奖惩。该厅设中将厅长1人，由林蔚担任；中将或少将副厅长1人；少将处长3人。国民党当局希望通过制定严格的军衔晋升制度来防止晋升过快导致军官素质下降的问题。严格的晋升制度是符合蒋介石理想中的军事等级观念的，但是现实情况使他认识到，这样的制度依然存在问题。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频繁，军官队伍增长更新很快，严格的晋升制度使得军衔跟不上实际军事需要，有些军长、师长的军衔仅为中校、少校，影响正常的军事指挥。另一方面是由于军衔能够发挥收买敌对阵营将领、安抚异己势力以及笼络人心的功能，严格的晋升制度则限制了这种功能的使用。在严格的军衔晋升的制度面前，蒋介石不得不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考虑进行某种变通，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对军人晋升办法和军衔评定进行研究之后，制定出一套官阶职级分离、任职有别于任官的方案，在正式军衔外另设置职务军衔，以满足现实需要。国民党军队的正式军衔和职务军衔的授予程序及严格程度有很大差异。从1935年4月1日“蒋中正任为特级上将”开始，正式军衔都必须通过“国民政府令”授任，由国民政府主席签发任官状。职务军衔的授予程序则简单得多，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根据职务签发任职令即可。

正式军衔的任官状上写的是任某人为某军衔，如“中将”、“少将”；而职务军衔的任职令上写的是任某人为某衔某职，如“中将参谋长”、“少将参议”。职务军衔的“中将”只是根据习惯上参谋长可以对应的军衔确定的，并不表明该参谋长实际拥有中将军衔。

虽然从法理上说，只有正式军衔才是军衔，职务军衔只是职务的象征，但由于职务军衔更易获得，且通常高于正式军衔，而且正式军衔与职务军衔从领章等标识上并无分别。虽然职务军衔不是正式的军衔，但也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认定和授予。但是该制度出台不久，就出现了违反程序的现象。由于营长、团长级别的军官数量太多，按职务军衔程序授予仍嫌繁琐，因此通常由军、师等指挥机构先行任命，再上报军事委员会核准。师长、军长等高级将领的职务军衔才按照规定由军事委员会授予。

施行情况

职务军衔施行之后，就和正是军衔混淆在一起，产生了军衔泛滥的问题。因此，国民党军官往往以职务军衔自居，如戴笠自称中将，实际上他死后才追赠为陆军中将。甚至很多当代的民国史和军事史研究者在其著述中都分不清这两类军衔的区别，常常将某人的职务军衔当作其正式军衔。在职务军衔的制度产生之初，蒋介石就预见到两种军衔混淆的问题。他在1935年8月25日出席峨嵋军官训练团第1期毕业典礼时，告诫受训军官要正确对待职务军衔与正式军衔的区别。他说：“今天在场的无论官长学员，都是现任连长以上的官长，但是究竟是不是可以算是军官？我可以告诉你们：除了极少数之外，大多数的人，还不能算是军官。”接着，蒋介石就什么是“正式的军官”作了一番解释，实际上也就是在说明正式军衔与职务军衔的区别。

到了抗战期间，由于番号变更、军官伤亡、军队调动、伪军反正等事宜需要频繁变动职务军衔，新上任的军官不仅未能经过正式军衔的晋升程序，连职务军衔的授予程序都省略了，甚至连师长一级的职务都由各作战单位自行任命。到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的人事制度已经混乱不堪，正式军衔的晋升程序业已破坏，大量军官没有经过严格的停年就获得了正式军衔，职务军衔就更是滥竽充数，民间以“少将满街走，少校不如狗”的歌谣来讽刺这一乱象。象征着军衔的领章甚至随处可购，八路军干部张蕴钰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时还闹过“买错领章”的笑话。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当局就着手采取实际措施进行整顿，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裁撤军队、精简军官队伍。从具体实施来看，裁撤兵额逾200万，大量的军级单位缩编为师，师级单位缩编为旅，裁汰将、校、尉各级军官18万人。很多国民党军官看到抗日成功，举国同庆，自己却面临着要么退伍复员、要么降级降职的情况，产生了不满和抵触心理。这种不满和抵触。但是，蒋介石以整军为名趁机“削藩”，裁非中央系军官近30万人；另一方面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和利益纽带使得很多军官成功规避政策，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如陈诚之“土木系”即多“幸免”）。因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整治军衔泛滥的工作阻力很大，一些编余军官组织抗议活动，甚至发起了轰动一时的“六百军官哭陵”事件。不久，蒋介石撕毁国共和谈的协议，挑起内战。国民党军队又重作冯妇，转而进行扩张，缩编整军前功尽弃。

“蒋介石的理想要求军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军衔制度，在实践过程中他不断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军衔制度进行改造，改造出现问题后又陷入了理想和实用的冲突。虽然蒋介石对国民党军衔制度的缺陷有所认识，也提出了相应改进的方法，力图加以补救。然而，蒋介石无法解决军衔制度的深层症结：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根本弊病。它已病入膏肓，难以根治，被一支更新的力量所取代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陈舒颜《理想与实用的冲突：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的军衔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