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耘田鼓》是唐代可朋所作的一首诗。

农夫田头鼓，

王孙筵上鼓。

击鼓兮皆为鼓，

一何乐兮一何苦？

上有烈日，下有焦土。

愿我天公降之以雨，

令桑麻熟，仓箱富，

不饥不寒，上下一般足。

耘田鼓：古代挂在田头树上的鼓，农忙时敲击，以激励催促农人提高劳作效率。

筵上鼓：指的是王公贵族筵宴上饮酒作乐时所击之鼓。

农夫们在田间击鼓薅秧，你们这些当官的却在筵席上击鼓传花饮酒作乐。农夫和你们击打的都是鼓啊，为何你们的鼓声是这样的欢乐，而农夫们的鼓声却是这样的悲苦？在这烈日炎炎的夏日，大地是这样的干裂。希愿上天普降大雨，让庄稼丰收，粮食装满粮仓，百姓们有饭吃有衣穿，不挨饿不受冻，朝廷和百姓都一样的生活富足。

可朋《耘田鼓》作于五代后蜀广政十九年（即公元957年）丹棱九龙山净众寺（即今之“竹林寺”）。关于该诗写作来由，南宋·计有功在其《唐诗纪事》七十四记载较为详细：“孟蜀欧阳炯1与可朋为友，是岁酷暴中，欧阳命同僚纳凉于净众寺，依林亭列樽俎，众方欢适。寺之外皆耕者，曝背烈日种耘田，击腰鼓以适倦。可朋遂作《耘田鼓诗》以贽欧阳，众宾阅已，遽命撤饮。诗曰：‘农舍田头鼓，王孙筵上鼓。击鼓兮皆为鼓，一何乐兮一何苦！上有烈日，下有焦土。愿我天翁，降之以雨。令桑麻熟，仓箱富。不饥不寒，上下一般。’炯见诗，遽命撤饮。”另宋·龙袤《全唐诗话·卷六》、宋·李畋《该闻录》、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第五十七》、清·王弈清《历代词话·卷三·五代十国》等中也均有记载。从这些书中关于该诗写作来由的记载，我们知道了可朋吟写《耘田鼓》诗的背景：原来唐末花间派著名词人欧阳炯曾在当时的丹棱任县令，在五代后蜀广政十九年（即公元957年）暑天，欧阳炯与同僚纳凉于净众寺（即今之“竹林寺”）依林亭中，席间欧阳炯与同僚击鼓传花饮酒作乐，时净众寺住持诗僧可朋见亭外农夫于烈日之下挥汗击鼓耘秧，疲惫不堪，乃不满欧阳炯的作为，而即席吟作《耘田鼓诗》予以讽谕。从这首诗吟写的来由可以看出可朋关心民生疾苦，敢于为民讽刺县宰的慈悲情怀。

“耘田鼓”，亦称“耘鼓”。古代农忙时在田头敲击，以统一行动、激励催促农人提高薅秧除草的效率。元·王祯《农书》云：“薅秧有鼓，自入蜀见之，始则召集其来，即则节其作，即则防其笑语而妨务也。其声促然，清壮有缓急抑扬，而无律吕，朝暮曾不绝响。”苏轼《眉州远景楼记》：“吾州之俗，有近古三。······岁二月，农事始作。四月初吉，谷稚而草壮，耘者毕出。数十百人为曹，立表下漏，鸣鼓以致众。择其徒为众听畏信者二人，—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作止，惟二人之听。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罚。量田计功，终事而会之，田

多而丁少，则出钱以偿众。七月既望，谷艾而草衰，则仆鼓决漏，取罚金与偿众之钱买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乐饮食，醉饱而去，岁以为常。其风俗盖如此。”成都文物考古队研究员丹棱人徐鹏章在其《四川成都凤凰山出土的西汉炭化水稻及有关遗物》一文中，曾考证这种击鼓薅草的习俗在汉唐以来四川境内很流行（见《农业考古》1998第3期）。在薅秧锣鼓流行地区，薅锄秧草时，常聚集20～30人，甚至上百人一起劳动。主家请歌师1、2人或更多的人，一人打鼓，一人打锣，在田边或田中歌唱。歌师既是歌唱者，又是生产劳动的指挥者。一般由歌师领唱，众和唱，有时也有众人与歌师赛歌的。击鼓薅草的目的是激励催促农人提高薅秧除草的效率。

另：关于此诗很多版本将该诗第一句都写作“农舍田头鼓”，个别版本则写作“农夫田头鼓”，我认为联系下句“王孙筵上鼓”来看，应以“农夫田头鼓”为是，作“农舍田头鼓”不通。因击鼓这一动作应是人为，而非物“农舍”可为的。

这首《耘田鼓》诗，是可朋在欧阳炯在九龙山净众寺外依林亭中击鼓传花饮酒作乐时，眼见亭外山下农夫在骄阳下击鼓薅秧辛勤劳作情景时，为讽谏欧阳炯而即席吟作的。诗意浅近，不难理解。

全诗可大致分为两层。

前四句“农夫田头鼓，王孙筵上鼓。击鼓兮皆为鼓，一何乐兮一何苦？”为一层。诗人用两种不同的鼓声作对比，讥讽欧阳炯身为县令不知体恤民生之艰辛，只知寻欢作乐。

后七句“上有烈日，下有焦土。愿我天公降之以雨，令桑麻熟，仓箱富，不饥不寒，上下一般足。”为一层。写诗人心中的祈愿，诗人真诚地祈愿天公降下甘霖，使桑麻成熟，粮食满仓，百姓们不再挨饿受冻。同时“上有烈日，下有焦土”两句描写了农夫在田间，头顶烈日，脚踩焦土，艰辛劳动的场景，承接上文“一何苦”，为下文抒写诗人的心愿做铺垫，即诗人关心民生疾苦的悲悯情怀，以及对王孙贵族只知享乐漠视百姓疾苦的不满。

本诗以小见大通过“击鼓”这样的生活小事，反映深刻的社会问题，发人深省。全诗语言质朴平易，感情深沉强烈，揭露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有很强的感染力。

今天我们赏读该诗，难道不为可朋这种不怕得罪权贵、敢于为民讽谏的精神和殷忧民情、关爱百姓，祈愿人民生活富足安康的慈悲胸怀所感动吗？

据载欧阳炯听了很是愧疚不已，即令撤席罢乐。从中可以看出，欧阳炯作为一县之地方长官并不因可朋扫了他玩乐的雅兴而发怒生气，而是从善如流，闻诗改过。这在封建社会的官场实属难得。后邑人因其“可朋善讽，欧阳炯善听”之故，遂改“依林亭”为“善讽亭”，从而在丹棱流下了这一千古文坛佳话。可惜的是物换星移，风雨千年，“善讽亭”早已不存，每每想之常令人唏嘘不已！

备注

欧阳炯（896—971），《宋史》作欧阳迥，五代后蜀词人。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人。善吹长笛，工词。少事前蜀后主王衍，又仕后蜀，从孟昶降宋，曾任翰林学士。其词多写艳情。曾为《花间集》作序，表现了花间派词人对于词的一般看法，被称为“花间派”的领袖之一。

可朋（公元885年—963年），唐末五代著名诗僧。眉州（今四川眉山市）丹棱人。自幼聪慧过人，20岁时在丹棱县栅头镇（即今杨场镇）九龙山净众寺（今竹林寺）削发为僧，后云游四海，晚年回九龙山竹林寺任主持十八年。可朋平生不拘佛家法度，酒量过人，自号醉髡，世称“醉酒诗僧”。可朋与与当时的入仕诗人卢延让、欧阳炯、隐士方干、诗僧齐已、贯休等为诗友交。欧阳炯非常欣赏可朋，曾将可朋比作孟郊、贾岛。孟昶广政十九年（即公元957年），欧阳炯曾极力向蜀主孟昶推荐，蜀主孟昶于是赐予了可朋钱十万、布五十匹的奖赐。

据《宋史·志第一百六十一·艺文七》记载：“僧可朋《玉垒集》十卷。”收平生诗作千余首，集已散亡。仅有六首诗散存于《唐诗纪事》、《全唐诗话》、《全唐诗》、《全唐诗补编》中。明代杨慎在其《升庵诗话》中对可朋评价甚高，云：“唐世诗人，射洪陈子昂、彰明李太白、丹棱僧可朋不相上下。”明末清初韵学家沈谦在其《说诗碎雨》中论可朋诗：“天马行空,，穷极变化，而适如意之所欲书。”遗憾的是可朋之诗今已大多不存。

可朋一生写诗千余首，名篇《耕田鼓》震惊当朝。广政9年（公元956年），皇帝孟昶赐钱十万、布五十匹奖励可朋。这首《耕田鼓》，还被史学家写进了《十国春秋》。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论及可朋：唐世诗人，射洪陈子昂、彰明李太白、丹棱僧可朋不相上下。

可朋原有《玉垒集》十卷，收平生诗作千余首，集已散亡。仅四首诗存于《全唐诗》中。

《宋史·志第一百六十一·艺文七》也载：“僧可朋《玉垒集》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