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考古与艺术美学》为“美术考古学丛书”中的一本。全书分为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两篇，共二十三章，主要内容包括美术考古与图腾崇拜，人形器及其文化意义，中国古代的青铜文化，动植物杂糅与龙凤文化，汉画像宇宙象征主义图式及其美学意义，论汉阙及其画像的象征意义，“龙学”及其“现代转换”质疑，弗洛伊德的文艺心理学方法，阿恩海姆与文艺学的格式塔方法，超文性戏仿文体解读等。
赵宪章，
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会专家等，主要从事艺术美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曾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省部级优秀社科成
美术考古学属于考古学和美术史相互渗透的学科增长点，它同时注重发挥美术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和图像学等学科与之交叉的优势，从而形成的新学科。过去，我们对美术考古学的认识，通常都将其归属于考古学或美术史学，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表明，美术考古学属于独立的新学科是不争的事实。为此，展开对美术考古学学科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独立学科的美术考古学，它的研究不是简单地对“逝去”物品的发现与发掘，重要的是通过美术考古的重新审视：以文化的理念，揭示对象的文化意义，因为任何一件“过去”的物品，随着时间的流逝，物品之中总在不断地沉淀着文化；用审美的眼光，发现对象蕴涵的美的因子，从而再度激活起这些物品。正是因为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广博性和重要性，以及研究层面的不可替代性，使美术考古学近年来在国内外有了较快的发展。
然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其学科的系统研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美术考古的研究，一方面是注意于方法层面的开展，另一方面是学科的意义主要隐于考古学或美术史的研究之中。近年来，随着人文科学研究整体化，学科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叉越来越频繁，边缘新兴学科也随之不断涌现，作为学科的美术考古学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重新又进入人们的学术视野。
2007年春天，我从台北到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接下艺术市场方向研究生的导师工作，这个工作极度吸引我的兴趣，让我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开展这个新兴学科的教学，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过去在市场、博物馆、媒体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归纳成有系统的理论，使这门学问不至于成为简单的经验传授而已。2007年艺术研究院策划全体教师进行“美术考古学丛书”的学术行动，我受到每位老师对学术探究的积极性感染而参与其中，也因为带些被动因素的驱使，让我勉力而为地完成这本书。我跟着阮荣春院长及几位教授的步伐与写作的节奏，逐渐明白如何调整自己带着怠惰缓慢的步调，不至于拖沓丛书的整体进度。
海峡两岸奔波使我的教学、研究和日常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繁琐的转机到便利的两岸直航，似乎光景越来越好。我只身在上海完成这本书的后续编撰工作，应该先要感谢内子，她在台北照料一双儿女的学业和起居之外，还负担着处理本书前期的图文数据搜集、录入、整理这些琐碎却很重要的工作，为我分担许多杂务，使写作的工作能更有效率。我的父母虽然年事已高，却有健康的身心，坚持不需要儿女的晨昏照料，让我能安心工作，无后顾之忧。我的年轻学生们也无形中给我些协助，我经常在和他们讨论关于艺术社会学或者傅柯理论时，从中获得对问题的思考线索。
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策划出版美术考古丛书，将我这位门外汉也忝列其中，盛情难却更是惶恐之至，只好请
徐州师范大学朱存明教授前来帮忙。存明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造像艺术的美学研究，特别是在先秦两汉美术研究方面颇有造诣，成就斐然。本研究的上篇“历史研究”就是由他执笔撰写的，应是本书最出彩的部分，我所承担的下篇“理论研究”只是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探讨艺术的美学意蕴。上下两篇以及每章之间的内容既有联系又都相对独立，突出问题的专题性而不强调谋篇布局的体系性是本书的总体特点。
存明教授曾于2000-2003年在
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勤奋好学，知书达理，曾任研究生会主席，很有凝聚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学位论文《汉画的象征世界》受得高度评价，并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他是一个纯粹和执著的读书人，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更进一步，学问人生渐入佳境。感谢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阮荣春院长提供了这次机会，让我们师徒二人能在五年之后以这种方式再次对话和神交。这本小书引起了我们对于昨天研经习道生活的共同回忆，也将作为友谊的见证永远存活在我们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