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基金会，英文名American Foundation，成立于1901年。以各种慈善为目标而运作的，掌握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和经济力量，市场上的各种变化、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之中这些基金会的影响无所不在。

作用演变

基金会既强壮又脆弱。当金融市场萎缩时，基金会不象其它非营利机构和企业那样容易遭受经济风暴的袭击，而使其财产免受损失。其私人性质的、自我更新发展的董事会成员不受公众选票的左右，没有市场规则的限制，只有很低限度的政府规定和监督。然而，它们又是脆弱的。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必须保持机构的合法地位，它们经常被怀疑为敛财、秘密决策、蔑视专家和空想的社会改革者。在本世纪，政府部门和市场的地位与作用都发生了变化，基金会也必须顺应这些变化重新定位自己的作用。由于非营利部门的规模与形式均发生了变化（通常是基金会驱动的结果），基金会必须找到新的运营方式。从基金会采取的方法和策略讲，美国基金会一直不是一种固定的机构形式；更深入地讲，它们必须在不同的时代找到新的理由以保持自己的公共法律地位。

训练有素的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证据，证明我们的社会对非营利机构，几乎是很明确地对基金会的依赖。他们的阐述涉及经济、政治理论：公共产品的供给、加强信托机构、提高机构效率和灵活性、保持多元化和多样化、社会变革的深化、社会资本的提供，还有其它如公民社会的建设等等。随着研究非营利部门的学者队伍的扩大和基金会工作人员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这些理论见解在基金会项目官员考虑项目战略和结果时就会得到一些回应。但是，此时的话语和见解已不同于一个世纪以前那些捐赠人及其顾问们最初思考基金会问题所使用的了。接下来，就是基于为数不多的档案资料，简略概括在不同时期基金会作为我们国家的一种机构存在的大概情况。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捐赠人、顾问、基金会官员在筹划他们的工作时是如何频繁使用科学字眼儿为隐喻的。十九世纪末期，一批新的慈善活动在进行的时候，生物医学提供了一个基于细菌理论的吸引人的概念。作为隐喻，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交替时，细菌理论对美国的慈善事业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在1890年代到1920年代影响了它的发展方向。细菌理论开始引导对社会现象的探求，帮助改变那些支持社会调查和社会行动的机构。路易·巴斯德的疾病细菌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卫生杀菌和疫苗—改变了医学实践和医学研究的目的。细菌理论认为特定的疾病是由特定的作用物质引起的。随着人们对各种疾病的逐渐了解和能够治疗，知识界认为细菌理论是超越各学科的科学，对于每一个问题，在明确原因与最终解决问题之间都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十九世纪后期，那些思考社会问题的人不仅把细菌理论看做是找出疾病特定根源的希望，而且是一种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医学话语。细菌理论使慈善家和社会改革家有希望确信，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不仅可以通过科学的调查方法予以了解，而且能够永久性地根除或防止其发生。有很多人使用这种新的生物医学话语；洛克菲勒的顾问，曾为浸礼教牧师的弗里德里克T·盖茨比大多数人对这种话语更有热情、更充满信心。1897年的夏天，他大部分时间都埋头于威廉·奥斯勒的教科书。他后来谈到假期的奇怪选择时说，阅读这本书“从一开始我就被它牵着鼻子，一页一页地往下看”。不久盖茨就敦促洛克菲勒按照巴黎巴斯德研究院和柏林的克科研究院的模式建立一个美国研究机构，在这个机构中研究人员可以全力探究疾病的原因。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建于1901年，现为洛克菲勒大学）和根除钩虫病卫生委员会的故事是很有名的。

盖茨经常提到疾病与社会苦难的联系。最著名的一次是在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疾病是各种弊端的根源，身体的、经济的、精神的、道德的、社会的，……疾病与其相伴而随的不幸毫无疑问是人类苦难的主要根源”。他抱怨：“世界上大部分慈善机构都认为自己直接或间接地在解除或缓解这些源于疾病的社会不幸和苦难。但是，尽管这些慈善机构的工作是必要的、美好的，却不能使我们满意。因为它们没有触及这些苦难和不幸的根源、没有减少它的程度……。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对疾病进行理智地、广泛地和科学地研究，更没有运用足够的仪器和资源进行研究。我们对于疾病的起因和发病过程知之甚少，更不必说治愈了”。洛克菲勒响应盖茨的话，他认为慈善是找出社会弊端根源的一种工具。他写到：“最好的慈善就是不断地寻找终极目的——找出原因，在其源头根治弊端。”

细菌的隐喻对新型基金会的任务有暗示作用，不仅对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对其它的大基金会也一样。罗素·塞奇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在开展项目工作时，疾病这个因素使他们考虑是否把肺结核作为城市困境的根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对妇女境况的调查，根据玛丽·里士满的研究，在失去丈夫的妇女中，近三分之二是由于肺结核、斑疹伤寒、肺炎或者疟疾而造成的。结果，有的基金会着手研究特定的几种疾病，并在几十年前找到病因；有的把资金投向医学研究和教育；有的把资源用于社会科学，使它能够向生物医学领域所表现的那样成为科学、实用的学科；很多使研究人员紧密联系的新的研究机构建立了。这些促进了从医学、公共健康到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很多领域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所有这一切——以直接参与预防项目为目的的大规模机构研究的模式——早在1913年就已开始了。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执行秘书杰罗姆·格林曾讲基金会作为一种机构应该象一所“人类需要大学”那样运作，内部组织应比照大学的系；他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应该贯穿慈善事业”。

科学的隐喻作用就象沉积物一样一层压着一层。细菌的隐喻作用为新的科学思考奠定了基础。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化学和物理学的成功促使卡内基、洛克菲勒和塞奇基金会更为关注量化技术和统计技术。卡内基基金会斥巨资投入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建立，而此时，塞奇基金会则成为社会调查运动的中心。对数字和方法的强调使人们意识到社会科学的进展要慢于自然科学。到1920年代，有的基金会高级官员甚至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对在社会经济领域采取预防行动有足够的了解。正如共同基金会懂事长巴里C·史密斯在1926年评估基金会项目时指出的，基金会“不但减少强调预防青少年犯罪，而且减少了强调对任何事情的预防”。

经济大萧条的袭击更进一步损害了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信心。193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指派的一个委员会对基金会项目进行评估，“如果严格定义，知识的进步，是非常有限的、范围狭小的、目的性很强的”。基金会懂事长雷蒙德·福斯迪克对机会主义的政策提出质疑，尤其是在人类急需要帮助的时候还要奉行机会主义政策吗？其实，1930年代早期，一种新的隐喻开始渗透到基金会所使用的话语中。当时，人们在谈论对精神失调和导致身体突然不适的系统平衡原因的探索。这些隐喻，多半儿来自物理学和相对新兴的心理学原理。1930年代早期，这些有关调节、平衡的隐喻开始了定义基金会工作方式的一个新时代。特别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社会科学项目中有关经济稳定的问题中，平衡与调节话语不断被使用。用基金会的埃德蒙E·戴的话说，经济周期的起伏“是我们遭受的身体痛苦、疾病、精神错乱、家庭分裂、犯罪、政治动荡和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如果基金会的任务是平衡和调节，那么它的项目就必需是灵活的和机会主义的。193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评估委员会号召：“基金会的项目和组织均要有适应性，从而使基金会能够对外界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如果要使我们的工作免于陈腐、如果我们要避免挫折和停滞，我们的项目就必需保持灵活、新颖、生命力并且是广泛的”。平衡与调节的概念确定了基金会在经济危机和二战期间的态度，特别是，在其资源减少的情况下，转向一系列政府紧急援助项目，最后彻底转向联邦政府为其确定的作用。

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几年标志着另一个慈善时代的开始。1940年代后期，大基金会开始重新评价它们的项目。不久，福特基金会也加入到这些老的基金会中来了，福特基金会自1930年代就已经在进行具有地方色彩的密歇根慈善事业。但是，此时它们正在准备接受福特汽车公司的巨额股票。1948年罗恩·盖瑟被邀请探索福特基金会如何追求其提高人类福利的总目标时，该基金会已开始计划战后项目。1945年和1946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项目评价也已看到了战争的影响和慈善事业面临的挑战：“它对社会组织、知识机构和对人类信仰与规则的实质性的和巨大的破坏。战前存在于所有领域的无数的自我调节平衡点现在已不起作用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在广泛领域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则也已经失去作用”。洛克菲勒基金会上下一致认为，基金会应该开始集中关注人类行为、使民主更为有效、加深国际间了解的方式等问题。

盖瑟委员会关于福特基金会的报告也提到基本价值、自由、权利、社会责任；它从国际角度重新全面肯定了民主原则。福特基金会的国际项目致力于五大目标：通过国际的法律和公正制度维护世界和平；确保对自由与民主原则的忠诚；通过经济增长提高全人类的福利；扩大对教育的赞助；增加关于管理人类行为的知识。盖瑟委员会指出：“事实证明，今天的关键问题是社会性质的而非自然性质的——即这些问题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要从这些宏伟的目标来定义基金会后来的行动是有风险的。战胜法西斯随后而来的冷战阴影，使修改战争刚结束时制订的项目带有明显的政治价值取向。与此同时，基金会的活动也更为制度化。如果需要建立新的机构，那么就建立；如果需要进行长期的职业培训和教育，基金会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基于半个世纪慈善事业经验的积累和优秀基金会中工作人员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如果谁要用隐喻来描述战后二十多年基金会的这些活动，那一定是工程学，在这门学科中，知识的实际应用是无与伦比的。还可能是颇有争议的行为研究和系统分析，这两门在战争中兴起的学科，在战后改变了政策思想库和政府机构的行为方法。结果，基金会的作用经常是设计、建立和试验纲领性的模型，然后这些模式被政府采纳。

慈善事业的工程学时代随着1969年税法修正案的通过、1973—1974年金融市场的崩溃，尤其是随着人们对大规模政府参与丧失信心而结束。我们离这个时代太近了以至无法为其命名或者找出其结束的标志。但是，我们可以详述它的一些显著特点。首先，处于世纪交替时期的基金会慈善事业似乎是通过研究和评价政策改革超越政治分歧的工具，对有些基金会来说，慈善事业成为自我意思很强的意识形态行为。明显的意识形态界限使我们对专门知识的定义和基金会团体对以大学为基地的研究的资助更具影响。至少在社会和经济舞台，基金会已经从过去构建知识的做法，转变为通过以保守的法律和政治策略、赋予政治和经济权利（既从左的方面又右的方面）或者通过在很多领域的公共政策游说来寻求一套促进社会公正的方法。

其次，基金会团体和整个非营利部门对于自己在做什么都格外清醒。采取专业协会的形式，成立了基金会与独立部门委员会，它是一个非营利研究的团体，在过去的十年里迅速成长。与此同时，基金会面临着承担更多责任、评价和测量其工作成果的内外压力。尽管承担更大责任的压力会使我们的时间视野狭隘、限制我们的想象力和预见能力，但是一种使这一切更为开阔的力量同时存在。随着世界各国不断开放市场和政治体制开始向民主制度迈进，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非营利部门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性。无论是在亚洲、东欧或拉丁美洲，公民社会——这个词儿是十八世纪发明的，在过去的十年里被重新发现并被赋予新的意义——的出现使我们从新的视角思考基金会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的作用。我们基本上从两个方面观察美国基金会的历史：慈善事业与政府（或者公制定共政策）的关系和慈善事业与专门知识的关系。公民社会的概念拓宽了基金会活动的公共领域的范围，并迫使我们去研究基金会与市场的关系和基金会与不太正式的志愿部门的关系。越来越多地使用“公民社会”这个词儿是否意味着美国基金会的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它是否继承了细菌理论时代、平衡与调节时期、工程学时代和意识形态慈善哲学时代？公民社会的概念能否帮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找到一席位置？是否还有一种更鼓舞人心的慈善概念或者一种新的更具说服力的隐喻能推进我们的工作？对待这些问题，本文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倾向。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是历史学家的责任更是基金会工作人员在向捐赠人咨询、向新的受托人和工作人员解释基金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时所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