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塘谈判，是指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何长工与广东实力派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任寰在江西会昌县筠门岭的罗塘（今属寻乌罗珊乡）所进行的秘密谈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罗塘谈判旧址。打开历史厚重之门，我们一下能从绿树掩映中的这座两层小洋楼间触摸到历史跳动的鲜活脉搏。历经岁月的风雨，这里的一砖一瓦仍在默默地述说着那一段硝烟弥漫的历史。

1933年9月，蒋介石在德、意、日等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一百万兵力，调集二百架飞机，筑起三千个碉堡，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军事“围剿”。蒋介石坐镇南昌，亲任前线总指挥。

1934年4月下旬，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攻占广昌县城，闯进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对中央苏区形成巨大的威胁。与此同时，蒋介石居心险恶地怀着既“消灭红军，又吃掉粤军”的“一石两鸟”的阴谋，指令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从南面进犯中央苏区，企图打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大门，威胁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政府所在地——瑞金。

当时主政广东的军阀陈济棠，在第五次“围剿”红军时，虽然被蒋介石任命为南路军总司令，授予一级陆军上将军衔，但与蒋介石总是面和心不和，经过长期的苦心经营，他已把广东变自己的天下，雄视一方，被人称为“南天王”，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总想找机会收拾他。第五次“围剿”一开始，蒋介石就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想把红军逼进广东境内，借刀杀人，以收“一石二鸟”的功效。

陈济棠对蒋介石利用战场消灭异己的做法早有领教，对薛岳在红军北面追追停停的目的自然也洞若观火。因此，他在接到蒋介石防堵红军的电令后，曾忧心忡忡地对部下们说：“咱们与红军的这场战是输不得也赢不得。若输了，共军进广东，我来替老蒋剿共，广东就是老蒋的了。若赢了，共军覆灭，广东已疲惫不堪，老蒋说，我来替你善后，广东还是老蒋的。”

陈济棠当然不甘心丧失自己经营近十载之久的半壁江山，他力图偏安广东，永锯“南天王”宝座。经过左思右想，他终于找到了一条妙计：“送客”。他召集心腹将领开会，安排他们依计而行：“咱一面慢吞吞地在红军的必经之地修造工事，以免被蒋介石抓住把柄；一面又不完成碉堡封锁线，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门从红军后卫部队身上做文章，以‘送客早走’。”他希望此举也能受到“一举两得”之效：既防红军入粤也防蒋介石把中央军的兵力伸进广东，以达到最终保住广东的目的。

陈济棠虽然对自己的“送客”妙计颇为自得，但还有一个心事令他寝食难安：红军要真的乘虚攻击，在他的家门口或家中大打出手怎么办？怎样才能让红军知道他的一片“好意”呢？他思来想去，看来有必要同红军进行一次谈判。谈判之前，必须找个中间人先给红军“通融”一下，摸摸红军的“底牌”。

恰巧，他的护兵中有人和当时红军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罗炳辉内弟此时正在广东做生意，知道来意后，他愿意代他们到苏区传话。陈济棠立即给红军领导人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准备派总参谋长杨幼敏和黄质文、黄任寰三人为谈判代表，你们最好派你们的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判。”将罗炳辉内弟请来后，陈济棠亲自单独召见，当面交代任务，并反复叮嘱：途中千万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丝毫闪失。信一定要当面交给周恩来，速去速回。

1934年9月，罗炳辉内弟很快就找到了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在李克农的亲自陪同下，他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会晤，并将陈济棠的密函当面交给了周恩来。信的内容，正合周恩来所想。这些天来，周恩来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在南线找到突破口这个问题。根据陈济棠诚意，朱德迅即写了一封密信由密使面交陈济棠。信中言及，对于陈济棠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表示“无不欢迎”，并进一步阐述了日本侵华的岌岌可危的形势，指出抗日救国是当务之急，并且尖锐的指出：“蒋屈膝日本，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要他们以福建之役为殷鉴，从利害关系上，权衡利弊，从而进一步敦促陈济棠事不容缓，迟则莫及，迅即谈判。

随后不久，周恩来找何长工、潘汉年谈话，确定两人为红军方面全权代表。何长工当时担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粤赣省委常委。潘汉年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何长工、潘汉年郑重地接受了任务，与周恩来握手告别。

1934年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带着周恩来、朱德的重托，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草帽。在暮霭沉沉的黄昏，他们赶到了约定会合地点——江西省会昌县筠门岭镇。当他们带着骑兵连，威武潇洒地走到敌军前哨时，陈济棠派出的一个特务连早已迎候在那里。敌连长跟他们一见面，就悄悄地讲：“何先生，我听到了你们的宣传，是呵，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呵！”

为保密，对方为我方谈判代表专门准备了四人抬的轿子。潘汉年、何长工坐上轿子，由特务连护送前行。每遇岗哨盘问，特务连连长便高声喊道：“这是陈总司令请来的贵客。”轿夫一路跋涉，通行无阻，很快，潘汉年、何长工抵达谈判地点——寻乌县罗塘镇一幢新近兴建的二层小洋房里。

陈济棠深知此次和共产党谈判事关重大，因此对谈判地点和内容极端保密。当双方代表到达后，陈济棠立即命令其心腹严应鱼旅长严密封锁消息，加强警戒，必须确保红军代表的安全。

双方代表同住一幢楼，红军代表住在楼上，粤军代表住在楼下。严应鱼将站岗的士兵一律换成亲近的客家子弟，他本人及其他贴身人员在谈判期间都避免进入这座小楼。翌日上午，双方代表来到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潘汉年、何长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进行谈判。谈判进行了三天三夜，最后达成了五项协议：

一、同盟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二、解除封锁，互相通商。

三、互通情报，设有线电话（器材由陈济棠负责）。

四、我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

五、可以互相借道，各方战线后退二十华里。

谈判刚结束，周恩来给何长工打来电报说：“你喂的鸽子飞了。”刁滑的杨幼敏非常敏感，立即询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机灵地回答：“不是，这是说我们和谈成功了，和平鸽飞上了天，表示祝贺之意。”返程时，陈济棠部派了一个骑兵连，一直护送何长工一行到筠门岭以北的一座小木桥边。何长工一行连夜赶到于都，向已等在那里的周恩来汇报了谈判的情况，周恩来听后异常高兴：“这次谈判很成功，这对于我们红军和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

这次谈判，对其后红军突围转移，在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陈济棠部粤军采取送客策略，减轻了红军的伤亡。罗塘谈判是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战略大转移的一次成功谈判，在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在寻乌县罗珊乡圩镇上，有几栋外形独特的老房子，据说是当时由欧美牧师所修建的教堂式建筑。散落房内的一块木牌告诉我们，这里曾是红军长征前夕罗塘谈判所在地。

1934年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夕，中革军委曾秘密派出何长工、潘汉年前往中央苏区南大门会昌筠门岭的罗塘（现属寻乌罗珊乡），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的代表进行谈判，向粤军借道并达成5项协议，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势。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重大史实才由亲历者何长工等在回忆录中向外界披露，在史学界引起了轰动。

红军长征前夕的秘密谈判

○记者刘善盛 刘念海 文/图

罗塘谈判旧址保存较为完好。

谈判前夕：敌我双方边打边谈和

1933年9月，蒋介石在德国、意大利、美国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100万兵力，调集200架飞机，筑起3000座碉堡，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军事“围剿”。

1934年4月，国民党军攻占了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后，从北、东、西等方向，加紧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在南线，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在付出重大伤亡夺取中央苏区南大门筠门岭后，迟迟徘徊不前。为了达到“既消灭红军，又吃掉粤军”这一“一石二鸟”的目的，蒋介石指令陈济棠从南面进犯中央苏区，企图打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南大门，威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对蒋介石“一箭双雕”的做法早有领教。他一直偏安广东，力图控制广东地盘，人称“南天王”，并不想在江西替蒋介石卖命，消耗实力，可另一方面又感到红军很可怕。陈济棠慑于蒋介石掌握着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大权，不敢明目张胆地违抗蒋介石命令，于是纠集多于我军数倍的兵力向寻乌、会昌、安远进攻。

陈济棠在占领会昌筠门岭以后，对红军始终打打停停，表面上摆出继续进攻会昌的架势，骗取饷械，暗地里却派人同红军作试探性的和谈接触，搞“外打内通”，“明打暗和”。陈济棠的高级参谋杨幼敏亲自将3万发子弹从筠门岭送往驻在会昌的红军部队。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和粤赣省委、省军区的领导一起制订了作战计划和部署，摆正“打”与“和”的关系。苏区军民经过几次的英勇奋战，有力打击了敌军嚣张气焰，钳制了敌军进攻，使南线局势有了转机，也为红军与陈济棠进行和平谈判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红军代表出手好大方

当年9月，陈济棠秘密地派代表前来瑞金，面见周恩来，表达了和谈之意，并提议由何长工为红军总代表，进行谈判。根据陈济棠和谈的诚意，朱德随即致信陈济棠，在信中提出了和谈内容。

1934年10月5日，周恩来找来何长工、潘汉年谈话，并交代以“你喂的鸽子飞了”作为联络密语。接着，周恩来还交给他们一封朱德署名的介绍信。当日，朱德、周恩来致密电给一线的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和政委黄开湘，令其派侦察班长与驻筠门岭的粤军第七师师长黄延桢接洽，约对方派兵迎接。

1934年10月6日，何长工、潘汉年带着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重托，在红军骑兵连的护送下，风尘仆仆赶往筠门岭，经瑞金、会昌、站塘，于7日傍晚抵达陈济棠部防线附近，陈济棠部独一师二旅旅长严应鱼、特务连连长严直率全连和4名轿夫应约迎接。

据了解，当年陈济棠部负责接送何长工、潘汉年的轿夫都是经过细致挑选的。考虑到红军谈判代表何长工是湖南人，身材魁梧且同为湖南人的李春霖被挑选秘密参与了接送何长工的任务。1986年，他在接受党史专家采访时回忆道：那天我们吃过午饭就动身，从罗塘出发，到那里等了一阵后那边的人才来。走在前面的人是个大个子。特务连连长严直介绍说这是何先生。我请何先生坐了我的轿。还有一个人想不起他姓什么，坐了另外一顶轿子。起轿后，由特务连前后护卫着向罗塘方向飞奔。一路上，严直咋咋呼呼的，不让轿夫歇口气，我们差点累死。何先生下轿后走的时候，又是严直带着我们送他们到原来的地方。分手时，同为湖南人的何先生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老乡！说完还掏出一块光洋送给我。那时军队发饷，只有当官的才发大洋。我们当兵的发的都是“双毫”镍币，这块大洋我好久好久都舍不得用。

“和平鸽上天了”

据史料记载，当时严直一见威武潇洒的何长工，就悄悄地讲：“何先生，我听到了你们的宣传，看到了你们的宣传，是啊，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保密起见，身穿西装、戴着墨镜和礼帽，化装成商人模样的何长工、潘汉年坐入轿中，每遇见岗哨盘问，严直就高声说“这是司令请来的贵客”，一路上畅通无阻。经过轿夫的跋涉，轿子抬到了罗塘，在一幢崭新的两层小洋楼门前停下。这里是独一师二旅旅部驻地，何长工、潘汉年住楼上，陈济棠方代表住楼下。

10月8日，双方谈判代表在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开始密谈。在和谐的气氛中，何长工、潘汉年两人配合默契，与陈方代表进行了有理有节的谈判。经过3天谈判，至11日双方终于达成了5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

为保密起见，协议只写在双方代表的记事本上，并未形成正式文件。谈判结束时，周恩来给何长工发来电报，说：“你喂的鸽子飞了。”得此消息后，陈方代表杨幼敏敏感地询问：“何先生，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平静而婉转地回答道：“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

1934年10月12日，何长工、潘汉年出色地完成了谈判使命，匆匆离开罗塘，返回会昌，并连夜赶到于都向周恩来汇报谈判情况。周恩来听完汇报后异常高兴地称赞说，这次谈判很成功，这对我们红军和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到重大作用。

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在安远、信丰一线发起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战斗，因防守的粤军未接到陈济棠撤退让道的命令，故双方进行了一些激烈的战斗。当中央红军突破第二、三道封锁线时，陈济棠撤退让道的命令已传达到粤军前线，中央红军得以在伤亡极小的情况下，迅速安全地冲破两道封锁线，从而创造了军史上的奇迹。

蒋介石“围剿”红军的计划又一次次落空，部署一次次被打乱，他终于觉察到陈济棠企图保存实力，不禁勃然大怒，给陈济棠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不予截击，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愆。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陈济棠害怕日后难以逃脱责任，为了不留下任何把柄，急忙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文件记录，乃令叶肇、李汉魂、李振球等师，分头尾追红军入湘，但此时红军早已向西远去。

在罗塘谈判旧址楼上，向外望去就是当年的渡口。

曾被“冒名修缮”

据了解，罗塘谈判在上世纪80年代何长工本人回忆录中作了叙述。广东省军区党史办经过艰辛调查后，在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将这一尘封了半个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查清，使这次秘密谈判得以公开。

当年罗塘谈判旧址如今仍然整体保存完好。寻乌县委党史办主任曾令忠告诉记者，这处位于今寻乌县罗珊乡圩镇上的两层小洋楼，是上世纪前期外籍传教士在此所修建的众多教堂建筑中的一处。今天，这处承载过一段秘密的小洋楼内，空空如也，落满灰尘，已找不出当年罗塘谈判的丝毫痕迹。有意思的是，有关部门曾在罗塘谈判旧址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过程中，将这处小洋楼旁的另外一处类似建筑误以为罗塘谈判旧址进行了全面修缮。这次阴差阳错的修缮，虽然使我们今天看到的罗塘谈判旧址稍显破旧，但是，其原有的整体历史风貌却因此得以保存，未受破坏。

据介绍，当时红军和陈济棠部的谈判代表都住在这栋小洋楼内。为安全和保密起见，何、潘吃住均在该楼。对方规定，包括敌旅长严应鱼在内的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入该楼。站岗的哨兵也一律挑选忠于严应鱼的客家子弟担任。

“之所以将这里选为谈判地点，可能主要还是出于谈判安全的考虑。”曾令忠是罗珊乡本地人，对罗珊乡地理位置了如指掌。他向记者指出，小洋楼楼下即是贡江源头的支流罗塘河码头。当年罗珊乡境内水运发达，由罗塘河既可以到达贡江上游的赣南苏区，也可由南转驿道到达福建和广东。由于当时谈判是瞒着蒋介石秘密进行的，未知的紧急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选择于此作为谈判地点，就是为了方便双方随时转移撤离。

罗珊乡乡长温秀良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后，罗塘谈判旧址与周边几栋洋楼曾一道被作为该乡乡政府所在地，其中罗塘谈判旧址是寻乌县公安局罗珊派出所的办公场所，一直到2009年他们才搬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