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互联网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加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2022年6月21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二审稿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草案二审稿拟规定，因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受到刑事处罚的人员，移民管理机构可以决定自处罚完毕之日起六个月至三年不准其出境。

2022年7月，吉林森林公安成功捣毁一条电信网络诈骗“产业链”，破获涉嫌电诈案、帮信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共5起，打处10人。

2022年9月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2023年8月以来，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数、造成财产损失数同比分别下降24%、20.5%。

截至2023年9月底，各地公安机关缉捕电信网络诈骗集团重大头目和骨干387名；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一批重大案件，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围绕境内打击，持续组织开展区域会战、专案攻坚、集群战役，密切与各部门协作配合，严厉打击引流推广、转账洗钱、技术开发等犯罪团伙，坚决切断犯罪关键链条，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

2023年11月，公安部就《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24年6月，公安部公布十大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据统计，2023年，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的平均年龄为37岁，18岁至40岁的占比62.1%，41岁至65岁的占比33.1%，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征信等10种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发案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和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的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位居第三位。

2024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2.5万人。

2025年1月12日至13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研究部署2025年政法工作。会议指出，对电信网络诈骗、黄赌毒、盗抢骗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要总结战法，加大力度，一抓到底。对电信网络诈骗、黄赌毒、盗抢骗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要总结战法，加大力度，一抓到底。要总结中央督导经验，健全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

（一）构成要件

构成要件的内容为，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1.欺骗行为

行为人必须实施了欺骗行为。从实质上说，欺骗行为是使对方陷入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的行为。欺骗行为的内容是，在具体状况下，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并做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如果欺骗行为的内容不是使对方做出财产处分行为，就不是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例如，没有购买车票的人乘列车人员未注意溜进列车车厢的，将他人骗出户外后乘机入户取得财物的，不成立诈骗罪。从形式上说欺骗行为包括两类：一是虚构事实；二是隐瞒真相。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都属于向受骗人传递不真实的资讯。事项的虚假，既可以表现为全部事项的虚假，也可以表现为部分事项的虚假。虚假的表示既可以通过提出某种证据予以证明，也可以不提出任何证据。

最典型的欺骗行为，是就事实进行欺骗。其中的事实不仅包括自然事实，而且包括行为人或他人已经实施的行为、行为人的身份、能力等。事实也包括内心的确信认知、主观目的等心理事实。例如，没有付款意图却让加油站工作人员给自己的机动车加油的，没有付款的意思却在餐馆消费的，均属隐瞒心理事实的欺骗行为。再如，以借为名的欺骗行为隐瞒了不归还财物的心理事实，构成诈骗罪（理论上称为借款诈骗）。行为人既可以虚构、隐瞒过去的事实或者现在的事实，也可能虚构、隐瞒将来的事实或者虚构将来事实的可能性。此外，就法律规则、价值判断进行具体的虚假陈述或表示的，也可以成立欺骗。当然，就价值判断进行欺骗时，以存在一定的判断标准为前提。对于完全不存在判断标准的价值判断，不可能构成欺骗行为。

欺骗行为的手段、方法没有限制，既可以是语言欺骗，也可以是文字欺骗。欺骗行为还可以是举动的虚假表示，包括明示的举动欺骗与默示的举动欺骗（默示的表示）。前者如，无业人员穿着工商人员制服的行为，就可能成为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身体健全的人打扮成残疾人在马路上乞讨的，也是欺骗行为。后者如，行为人在外币兑换处拿出一张作废的外国纸币交给负责兑换的职员时，就默示了这张纸币在该外国是法定的流通货币；如果默示的内容与事实相反，就属于默示的举动欺骗。欺骗行为本身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即有告知某种事实的义务却不履行这种义务，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或者继续维持错误认识，进而利用这种认识错误取得财产的，也是欺骗行为。欺骗行为既可以是在他人没有任何认识错误的情况下使之产生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也可以是在他人已经由于某种原因陷入认识错误的情况下，使他人继续维持或者强化其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

欺骗行为必须达到足以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的程度，即使欺骗行为不足以使一般人陷入认识错误，但足以使欺骗对象产生认识错误的，也属于欺骗行为。一般性的夸张表述，或者一般性的价值夸大判断，不具有使他人处分财产的具体危险的行为，不是欺骗行为。

2.对方产生认识错误

欺骗行为必须使对方（受骗者）产生或者继续维持错误认识，反过来说，受骗者产或者维持错误认识是行为人的欺骗行为所致。即使受骗者在判断上有一定的错误，也不生妨碍欺骗行为的成立。但是，认识错误的内容必须是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而不是任何误。概言之，欺骗行为与受骗者处分财产之间，必须介入受骗者的错误认识；如果受骗者不是因欺骗行为产生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行为人的行为就不成立诈骗罪（但有成立诈骗未遂的可能性）。

上述“对方产生认识错误”的要求，决定了欺骗行为的对方（受骗者）必须是具有处分财产的权限或者处于可以处分财产地位的人（但不必是财物的所有权人或占有人）。动物显然不能成为诈骗罪中的受骗者。诈骗罪中的受骗者只能是自然人，而且是具有一定行为能力的自然人。“骗取”幼儿、严重精神病患者财物的，成立盗窃罪。法人虽然可以成为诈骗罪的受害人，但法人本身不可能成为诈骗罪的受骗者，只是法人内部具有财产处分权限的自然人可以成为受骗者。机器更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受骗者，因为机器不可能存在认识错误。换言之，行为人不可能对机器行骗，不存在如果机器知道真相就不会处分财产的问题。

3.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

欺骗行为必须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之后处分财产。处分财产不限于民法意义上的处分财产（即不限于所有权权能之一的处分），而意味着将被害人的财产转移为行为人或第三者占有，或者说使行为人或第三者取得被害人的财产。转移占有，是指转移事实上的占有，与作为盗窃罪对象的事实上的占有一样，需要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判断。做出这样的要求是为了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处分财产表现为直接交付财产、承诺行为人取得财产、承诺转移财产性利益、承诺免除行为人的债务等。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使他人放弃财物，行为人拾取该财物的，也宜认定为诈骗罪。受骗者的处分行为，只要是使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占有就够了，不要求有转移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本权的意思表示。处分行为既可以表现为受骗者直接将财产处分给行为人或第三者（直接交付），也可能表现为间接交付，即通过辅助者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财产处分行为不限于法律行为，也包括事实行为。在法律行为的场合，其法律行为在民法上是否有效或者是否可以撤销，均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财产处分行为不限于积极的举动，或者说，“处分行为这一构成要件要素，不应在民法意义上理解，而是包括了被害人的一切作为、忍受与不作为”。处分行为必须是导致被害人财产损害的“直接”原因，即被害人的财产损害必须“直接”产生于处分行为。换言之，必须是处分行为本身导致财产的直接转移，而不是由于行为人新的不法行为取得财产。

受骗者是否必须具有处分意识，在日本刑法理论上存在争议。德国刑法理论与判例认为，在骗取狭义财物的场合要求受骗者具有处分意识，但在骗取财产性利益时则不要求受骗者具有处分意识。因为狭义财物是盗窃罪的对象，要求受骗者具有处分意识可以使盜窃罪与诈骗罪相区别，也不会产生处罚的漏洞；但是，德国刑法没有将财产性利益规定为盗窃罪的对象，如果要求受骗者对财产性利益具有处分意识，那么，受骗者对财产性利益没有处分意识时，被告人的行为既不成立诈骗罪（因为没有处分意识），也不成立盗窃罪（因为不符合对象要件），于是形成处罚漏洞。显然，在骗取财产性利益时不要求受骗者具有处分意识，则可以避免处罚漏洞。如前所述，我国刑法没有区分狭义财物与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也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所以，受骗者处分财产时必须有处分意识，即认识到自己将某种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占有，但不要求对财产的数量、价格等具有完全的认识。第一，在受骗者没有认识到财产的真实价值（价格）但认识到处分了该财产时，应认为具有处分意识。第二，在受骗者没有认识到财产（或财物）的数量但认识到处分了一定的财产时，也宜认定为具有处分意识。第三，在受骗者没有意识到财产的种类而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时，不宜认定具有处分意识。第四，在受骗者没有认识到财产的性质而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时，也不宜认定具有处分意识。

4.行为人或第三者取得财产

欺骗行为使对方处分财产后，行为人或第三者获得财产。获得财产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积极财产的增加，如将被害人的财物转移为行为人或第三者占有，或者获得债权等财产性利益；二是消极财产的减少，如使对方免除或者减少行为人或第三者的债务。后者还包括使用欺骗方法使自己不缴纳应当缴纳的财产（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如使用伪造、变造、盗窃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骗免养路费、通行费等各种规费，数额较大的，成立诈骗罪。行为人虽然获得了财产性利益，但被害人并没有处分财产的，不成立诈骗罪。

5.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在德国，诈骗罪属于对整体财产的犯罪；日本刑法虽然没有明文将诈骗罪规定为对整体财产的犯罪，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诈骗罪是对整体财产的犯罪。在我国，诈骗虽然不是对整体财产的犯罪，但成立诈骗既遂，要求欺骗行为导致被害人受财产损失（在未遂情况下有导致财产损失的紧追危险）。其中的被害人不仅包括自然人，而且包括单位与国家。例如，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成立诈骗罪。

在诈骗不法原因给付物的情况下，由于诈骗行为在前，被害人的不法原因给付在后没有行为人的诈骗行为被害人就不会处分财产，故被害人的财产损害是由行为人的诈骗行为造成的，这就说明行为侵害了他人财产，当然成立诈骗罪。以欺骗方法取得对方不法占有的自己所有的财物的，不成立诈骗罪。具有从对方取得财产的正当权利（如享有到期且无抗辩理由的债权）的人，为了实现其权利而使用了欺骗手段的，不成立诈骗罪。行为人虽然提供了价格相当的商品，但在告知了事实真相后对方将不付金钱的场合故意就商品的效能等作虚假陈述，使对方误信商品的效能，而接受对方交付的金钱的，构成诈骗罪。换言之，即使行为人提供了相当的给付，但受骗者的交换目的基本未能实现（包括给付缺乏双方约定的重要属性的物品）时，宜认定为诈骗罪（目的失败论）。

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导致受骗者就所交付财产的用途、财产的接受者存在法益关系的认识错误时，即使受骗者没有期待相当给付，也应认为存在财产损失，行为人的行为成立诈骗罪。

（二）责任形式

责任要素除故意外，还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一）网络购物诈骗。

犯罪分子开设虚假购物网站或淘宝店铺，一旦事主下单购买商品，便称系统故障需要重新激活。随后，通过QQ发送虚假激活网址实施诈骗。

（二）低价购物诈骗。

犯罪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短信发布二手车、二手电脑、海关没收的物品等转让信息，一旦事主与其联系，即以“缴纳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方式骗取钱财。

（三）犯罪分子在微信朋友圈以优惠、打折、海外代购等为诱饵，待买家付款后，又以“商品被海关扣下，要加缴关税”等为由要求加付款项，一旦获取购货款则失去联系。

（四）刷网评信誉诈骗。

犯罪分子以开网店需快速刷新交易量、网上好评、信誉度为由，招募网络兼职刷单，承诺在交易后返还购物费用并额外提成，要求受害人在指定的网店高价购卖商品或缴纳定金的方式骗取受害人钱款。

（五）招聘诈骗。

犯罪分子通过网络、短信或者传统媒体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而以缴纳服装费、押金、保证金、定金等名义，让受害人向其提供的账户上汇款。

（六）招商加盟。

犯罪分子通过网络或传统媒体发布虚假招商、加盟信息，以高额利润为诱饵，骗取受害人定金、加盟费、货款等费用。

（七）借“数字人民币”行骗

不法分子开始利用普通民众对数字人民币想积极参与使用的心态进行诈骗活动，造成民众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

（一）不要随意拨打网上的电话。

有些诈骗网站会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让您拨打，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必须先做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再考虑进行下一步的行动，万不可自以为是。

（二）去正规的官方网站，注意防范 “钓鱼网站” 所谓“钓鱼网站”指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手段，仿冒真实网站的URL地址以及页面内容，或者利用真实网站服务器程序上的漏洞在站点的某些网页中插入危险的HTML代码，以此来骗取用户银行或信用卡账号、密码等私人资料。

（三）购物尽量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

在网站购物时，消费者要尽量避免直接汇款给对方，可以采用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一旦发现对方是诈骗，应立即通知支付平台冻结货款。即使采用货到付款方式，也要约定先验货再付款，防止不法商家偷梁换柱。此外，一定要在市场上认可度比较高的购物网站上购物，在支付过程中最好选择支付宝、网银等较为安全的支付方式，切记不可现金转账，以免被骗。

（四）保管好自己的私人信息，不要随便告诉陌生人。

注意保管好自己的电子邮箱、QQ号等相关私人资料，尽量少在网吧或公用电脑上网等。尤其在汇款给别人之前，务必要向朋友或客户核实情况，以免上当受骗。 警方还提示网民，在上网购物接到退款电话时，一定要提高警惕，特别是对方要求你提供身份证、手机号以及支付宝、银行卡的相关信息，千万不要轻易将账号和密码告诉给陌生人。

（五）账号密码要及时更换。

不要嫌麻烦、年复一年的用一个密码，如银行账户、QQ、邮箱一定要做到不定期的修改密码，警方建议最好与自己不离身的手机进行捆绑，以便在第一时间掌握自己网上的信息。

（六）若发生诈骗我们要做的事情。

一旦发现自己进入了诈骗圈，第一时间就是去网络官方举报，然后保留好证据，比如聊天记录等等，若有钱财流失，就要马上到警方报警，一定要做到冷静，更不能试图自己解决，要知道网络诈骗分子的手段不是你能想象的到的。

（七）凡是自称公检法并要求转账的都涉及诈骗。

警方提醒:真正的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使用电话或视频连线方式办理案件，也不会要求提供资金证明。凡是自称公检法并要求转账的都涉及诈骗。真正的防疫人员绝对不会询问财产等与疾病传播不相关的问题；不会索要银行卡号、密码或验证码；不会以任何理由让市民群众转账或进行所谓的“资金核查”。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全国反诈劝阻专线进行咨询举报。

被告人吴某某防疫物资网络诈骗案

（一）案件详情

审理法院：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

审理程序：一审

2020年2月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被告人吴某某在无货源的情况下，用手机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有大量出售口罩的虚假信息。2020年2月6日至9日期间，利用被害人吴某某、林某急于购买口罩的心理，通过微信分别骗取二被害人21950元、4050元，共计26000元。案发后，被告人吴某某赔偿二被害人全部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

（二）裁判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判决：

被告人吴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对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手机一部，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三）裁判要旨

2020年2月21日，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诈骗罪。被告人吴某某系在疫情防控期间利用被害人急于购买口罩的心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实施诈骗犯罪，应予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吴某某认罪认罚，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对其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吴某某案发后积极赔偿二被害人的全部经济损失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在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

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罪是指，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2、相关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 诈骗公私财物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酌情从严惩处：

（一）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

（二）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

（三）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

（四）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

（五）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诈骗数额接近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并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属于诈骗集团首要分子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五条 诈骗未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定罪处罚。

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一）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的；

（二）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

（三）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数量达到前款第（一）、（二）项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或者诈骗手段特别恶劣、危害特别严重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量刑标准:

1.构成诈骗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可以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诈骗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加重情节:

（1）对于累犯，应当综合考虑前后罪的性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至再犯罪时间的长短以及前后罪罪行轻重等情况，增加基准刑的10%-40%，一般不少于3个月。

（2）对于有前科的，综合考虑前科的性质、时间间隔长短、次数、处罚轻重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以下。前科犯罪为过失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的除外。

（3）对于犯罪对象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等弱势人员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犯罪的严重程度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

（4）对于在重大自然灾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故意犯罪的，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

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2024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意见》突出四个惩治重点：

依法重点打击犯罪集团及其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成员；

重点打击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提供庇护的组织；

重点打击犯罪集团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强奸、强迫卖淫、非法拘禁等犯罪行为；

重点打击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集团招募成员而实施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行为。

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坚持“四专两合力”思路，统筹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持续掀起打击热潮。截至11月，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9.1万起，抓获一大批违法犯罪嫌疑人，自8月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数连续下降，打击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2024年，为持续推动打击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行动向纵深发展，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首次在缅北木姐地区开展联合打击行动，成功抓获807名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其中，缅甸籍犯罪嫌疑人455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352名。按照双方协定，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已于3月31日全部移交我方，缅甸籍犯罪嫌疑人由缅方打击处理。此次行动是中缅警方开展警务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重大战果，彰显了两国共同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坚定决心和鲜明立场。

2024年4月13日晨，随着两架中国民航包机降落在湖北武汉天河国际机场，首批130名中国籍涉赌诈违法犯罪嫌疑人被我公安机关从柬埔寨押解回国。这是2024年以来中柬警方组织开展的首批遣返押解任务，拉开了两国警方联合打击涉赌诈违法犯罪的帷幕。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继续深化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警务执法合作，持续深入开展专项打击，坚决铲除涉我赌博、诈骗窝点，依法缉捕犯罪嫌疑人，坚决遏制此类犯罪高发态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024年4月21日晨，随着两架中国民航包机降落在湖北武汉天河国际机场，135名中国籍涉赌诈违法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从柬埔寨押解回国。截至目前，柬警方抓获的680余名中国籍涉赌诈违法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被公安机关押解回国。

2024年5月27日，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在召开的发布会上介绍，五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194.5万起，全国单月立案数同比连续8个月下降，被骗损失金额下降近30%，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特别是2023年7月以来，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取得重大战果，4.9万名电诈犯罪嫌疑人被移交我方，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白所成、白应苍、明珍珍、魏怀仁、刘正祥、刘正茂等重大犯罪嫌疑人悉数抓捕到案。

2024年6月，公安部强化与缅甸相关执法部门的警务执法合作，推动开展打击行动，成功捣毁10个位于大其力地区的电诈窝点，抓获150名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其中网上在逃人员14名。

2024年6月，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公安部组织指挥辽宁等地公安机关赴越南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成功抓获19名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2024年8月6日，最高检发布2024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3.3万人，同比上升19.7%，立案办理涉未成年人公益诉讼6300余件，制发督促监护令1.6万人。强化妇女权益保障。起诉强奸、猥亵等侵害妇女权益犯罪2.2万人，同比上升14%；立案办理妇女权益保障领域公益诉讼900余件，对8000余名困难妇女发放司法救助金7000余万元。积极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起诉侵犯老年人犯罪1.8万件，同比上升7.5%；办理涉老年人权益保护公益诉讼案件600余件。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起诉侵犯残疾人犯罪1400余件；立案办理公共场所未建设盲道或管理失范等无障碍环境建设领域公益案件2100余件，有效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全力保护劳动者特别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起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570余人，办理劳动争议及人事争议民事裁判监督案件2900余件，对涉及劳动争议的案件支持起诉1.5万件，帮助农民工追讨欠薪7000余万元。聚焦食药领域，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起诉危害食药安全犯罪4900余人，立案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1.4万件。紧盯电信网络领域，守护网络和个人信息安全。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2.8万人，办理公益诉讼案件2700余件。护航金融安全，守护老百姓“钱袋子”。起诉金融犯罪1.2万人，同比上升7.6%，尽最大努力追赃挽损。加强社会保险领域检察监督，开展医保诈骗犯罪专项整治，守好群众救命钱。推动健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开展司法救助3.1万人，发放救助金2.8亿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2024年上半年共接收涉检信访1万余件，同比下降17.7%，扎实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解“法结”化“心结”。

2024年8月，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获悉，2024年1-7月，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30.1%，连续14个月同比下降。现行命案破案率保持99.94%的历史最高水平。

2024年9月，公安部部署云南公安机关与缅甸相关地方执法部门开展边境警务执法合作，抓获一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其中，中国籍犯罪嫌疑人111名（含网上在逃人员29名）已移交中方。

2024年9月，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通过国际执法合作，成功在缅北木姐地区开展第二次联合打击行动，一举抓获870名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其中，缅甸籍犯罪嫌疑人557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313名。按照双方协定，目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移交我方，缅甸籍犯罪嫌疑人由缅方打击处理。

2024年11月，中国公安部和美国国土安全部相关执法部门联合处置一起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帮助一家浙江企业及其美方合作伙伴追回被骗资金170余万美元，有力维护了相关企业合法权益。目前，中美两国执法部门正积极推进案件侦办工作。

2024年11月，公安部部署云南公安机关加强与缅甸相关地方执法部门的警务执法合作，首次在缅甸当阳地区抓获1079名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其中中国籍犯罪嫌疑人763名。目前，全部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已被移交我方。这是打击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工作开展以来，在缅甸纵深地带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

2024年12月1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为进一步遏制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态势，最大限度切断境内不法分子与境外诈骗集团勾结的犯罪链条，根据常态化挂牌督办工作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决定继续联合挂牌督办第四批8起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包括江苏无锡“博翔园区”电信网络诈骗案；江苏盐城“巅峰科技”电信网络诈骗案；浙江嵊州“豪志园区”电信网络诈骗案；福建泉州“5·27”电信网络诈骗案；福建龙岩、重庆“盛源集团”电信网络诈骗案；重庆九龙坡“11·15”电信网络诈骗案；四川泸州“3·21”系列电信网络诈骗案；云南怒江“8·09”电信网络诈骗案。

截至2024年底，已累计抓获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5.3万余名，彻底摧毁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2025年1月，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案件已经陆续进入诉讼环节。

2025年1月13日，记者从全国检察长会议上获悉，2024年1至11月，检察机关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24.2万人。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6.7万人，同比上升58.5%。积极参与打击治理涉缅北电诈犯罪专项行动，最高检指导地方检察机关依法对缅北明家犯罪集团案39人提起公诉。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继续深化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警务执法合作，持续深入开展专项打击，坚决铲除涉我赌博、诈骗窝点，依法缉捕犯罪嫌疑人，坚决遏制此类犯罪高发态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网络诈骗、诈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