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纳·缪达尔（Karl Gunnar Myrdal，1898年12月6日-1987年5月17日），瑞典人，是瑞典学派和新制度学派以及发展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纲纳·缪达尔由于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以及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进行的精辟分析，1974年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一起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898年12月6日出生于瑞典卡尔卡利亚省;

1923年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学院；

1925到1929年，他在德国和英国学习;

1927年获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任命为自费学生的政济学讲师。

1929-1930年作为一位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学者，第一次访问美国。在此期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批书，包括《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

1931年，回到欧洲后，他首先在瑞士日内瓦国际研究生院任副教授一年。

1933年，他作为格斯他夫·卡塞尔的继承人，被任命为斯德哥尔摩大学拉斯·希阿他政治经济学和财政学教授。

1933－1938年兼任瑞典政府经济顾问和瑞典银行理事。

1934年作为社会民主党成员被选入参议院。

1938年，纽约的卡尼基公司委任他指导美国黑人问题的研究。他收集和论述的材料，于 1944年作《美国的两难。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一书出版。

1934年和1942年两度当选为议员。

1942年回到瑞典后，他被重新选入瑞典参议院，担任瑞典银行董事会成员，并且是战后计划委员会主席。

1945－1947年任瑞典商业部部长。

1947－1957年任联合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

1957年，为二十世纪基金会去指导对南亚国家经济趋势和政策的综合研究，产生《亚洲戏剧:关于各国的贫困的研究》和《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规划大纲》

1961年，回斯德哥尔摩大学任经济学教授，筹建国际经济研究所，并且现在仍然是它的一位理事。

1962年，任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理事会主席，而且现在仍然是它的理事会成员。

1973-1974年，他是加州圣地-巴巴拉的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

1974-1957年为纽约市大学荣誉客座教授。

1987年5月17日，缪尔达尔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逝世。他的妻子阿尔娃·缪尔达尔是198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纲纳·缪达尔与阿尔娃·莱默结婚，她曾在联合国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担任高职，曾任瑞典驻印度大使，以后又任瑞典裁军和教会部长。他们有两个女儿，西色拉和凯依；一个儿子，詹安。

1974-1957年为纽约市大学荣誉客座教授。缪达尔教授是三十多个名誉学位的接受者，从1938年他在哈佛大学作高德金讲演开始，他曾接受许多奖金，最近一次是应用人类学学会授予的马林诺夫斯基奖。他是英国科学院、美国艺术科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经济计量学会会友、美国经济学会名誉会员。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197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纲纳·缪达尔教授（Gunnar Myrdal）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教授。授奖是因为他们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中的先驱工作，并且因为他们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刻分析。

科学院有这样的意见，除了他们对经济理论的贡献外，纲纳·缪达尔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如此成功地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所以他们的联合贡献应当被授予经济学奖。”

自从设立经济学奖以来，研究工作已超过纯经济学范围的两位经济学家的名字，始终在提议的获奖人名单之上：纲纳·缪达尔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他们都曾以纯经济理论领城中的重要工作开始他们的研究事业。他们的早期工作—在二十和三十年代—主要在同一领城之内：经济波动理论和货币理论。从那时以来，两位经济学家已扩大了他们的视野，包括社会和制度现象的宽广方面。

主要由于他们的大多数研究工作指向最宽广意义上的经济问题，特别是美国黑人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缪达尔寻求把经济分析联系到社会的、人口的和制度的条件。哈耶克把他的研究领域扩大到包括像经济制度的法律构架之类的因素，以及有关个人、组织和不同社会制度发挥作用的方式的问题。两人都对经济政策问题深感兴趣，并且因此也研究了我们社会中组织的、制度的和法津的条件的变化。

缪达尔和哈耶克共同具备的一种品质是一种为文献充分证明了的才能，发现思考问题和对原因及政策提出新思想的新的和创造性的方式，这个特点常常使他们有些引起争议。当政治研究领域扩大到包括经济学家们通常视为当然或忽视的因素及关系时，这完全是自然的。在荣膺诺贝尔奖之后，他还声称对于像经济学这样不科学的领域，授予诺贝尔奖是不恰当的。他常常托说自己接受诺贝尔奖的唯一原因是，诺贝尔奖委员会在他没有完全睡醒之前、早晨还很早的时候就打电话给他。

在他的科学事业的早期，缪达尔显示了他在经济学中兴趣的广阔。他的书，《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1930)，是对政治价值在许多研究领域中如何被插进经济分析中。科学院在作出它的对重大著作《美国的两难：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1944)赋予了很大重要性。主要在这个学术巨著中，缪达尔用文献证明了他把经济分析与一种广阔的社会学视野合起来的才能。缪达尔对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广泛研究，性质和《美国的两难》非常一致。这也是最宽广意义上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其中对政治的、制度的、人口的、教育的和健康的因素，赋予很重要性。

循环积累因果原理

缪达尔是瑞典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由于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进行的精辟分析，1974年他和哈耶克一起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缪达尔“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的精辟分析”，即所谓“循环积累因果原理”。尽管该原理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和缺陷，但由于它把社会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各相关因素的因果联系，并在分析经济因素时考虑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成分。

循环积累因果原理是指从一个动态的社会来看，社会经济各有关因素之间存在着循环积累的因果关系。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这后一因素的变化，反过来又加强了前一因素的变化，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那个因素变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了积累性的循环发展趋势。所以，社会经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趋于均衡，而是以循环的方式运动，不是简单的循环流转，而是具有累积效应的运动，是一种“循环积累因果关系”。在《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一书中，缪达尔指出，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与黑人的物质文化水平低下，就是两个互为因果的因素：白人的偏见和歧视，使黑人的物质文化水平低下；而黑人的贫困和缺乏教育，又反过来增加了白人对他的歧视。缪达尔还把这种循环因果发展的趋势分为上升循环和下降循环两种运动形式，在运动着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每一个因素的变化都影响着与它有关的其他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从而形成上升的、或者下降的积累循环因果的变动。例如，不发达国家贫困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会改善他们的营养和教育状况，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能促进收入的进一步增加。反过来，贫困者的收入水平下降则使其营养和受教育水平下降，从而使劳动生产率下降，结果收入水平进一步下降。从最初的收入增加（或减少）到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或减少），这是一个因果循环，但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循环，而是具有累积效应的循环。

1957年缪达尔在《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了“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概念，用来说明国际间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所谓扩散效应是指一国（地区）的某一地区由于某种原因（如交通便利或享有特殊优惠政策）而创办了许多工业，逐渐形成了一个经济中心。这一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向周围地区扩散和辐射，因而带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这些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中心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上升的循环累积过程。所谓回波效应是指某一地区的经济中心的形成和发展，由于种种原因会引起其他地区经济的衰落。例如，人才、资金、技术纷纷从落后地区被吸收到经济发展地区，从而使发达地区的经济更加发达，而不发达地区的经济越来越不发达，这就产生了一个下降的循环累积过程。

发展经济学研究

缪达尔也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之一，他从1957年开始对亚洲一些国家（主要是南亚国家）的贫困和不发达问题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反映在他于1968年出版的3卷本的《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1971年出版了一卷本的缩写本）。根据缪达尔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对欠发达国家（地区）进行研究的主要是来自西方富国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们是用静态的语言来描述欠发达国家（地区）的人民赖以生活、工作和生存的制度结构和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对欠发达国家（地区）进行研究的主角变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研究欠发达、发展和制定发展计划的各种动态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西方学者研究工作的转向呢？缪达尔认为，这不是社会科学自动和自发发展的结果，而是巨大的政治变化的结果。具体说来，缪达尔把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随着殖民制度结构的迅速瓦解而来的是欠发达国家本身渴望发展……那些出于自身利益进行思考和行动的人们渴望发展……在冷战中达到白热化程度的国际对抗关系已经使得欠发达国家的命运成为发达国家对外政策所关注的问题。”

缪达尔进一步认为，其中第三个原因是发展经济学产生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就有关西方国家、它们的学者和学术机构来说，显然上面所说的第三个原因是引起他们对欠发达国家（地区）问题感兴趣的最重要的原因。”

缪达尔认为，西方学者之所以把研究重点转向欠发达国家的贫困和发展问题，是由于世界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殖民制度的崩溃，独立的国家取代了殖民地；这些新独立的国家要求通过发展来摆脱贫困和停滞；苏联政权日益强大；共产党政权控制下的领土和人口规模急剧扩大，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以及接踵而来的冷战。因此，在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一方、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另一方的国际对抗中，争取到欠发达国家（地区）或至少让这些国家保持中立，对西方国家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些欠发达国家“改革的效果、速度甚至改革的方向对彼此对立的霸权集团来说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重大利害关系的驱使下，西方各国政府、组织和资助研究的机构以及社会舆论都迫切要求研究欠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因为对西方国家来说，这些问题具有越来越大的政治价值，所以，吵吵闹闹地要求研究这些问题是完全有道理的。”这就使得对欠发达国家的研究含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现在对欠发达国家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经常是出于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一时的和狭隘的政治利益或战略利益，而不是为了普遍和永恒的价值……各种各样的研究现在都按照这些研究对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安全’做出的贡献来进行评判”。　由于这个原因，西方经济学家就需要戴上有色眼镜或过滤镜来看待和研究欠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就难免带有某种偏向。缪达尔客观地指出：“在对穷国进行经济研究方面存在偏向的主要根源是多数研究力图按照西方的政治和军事利益的观点——把穷国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来看待穷国的内部问题。”

经济分析方法

缪达尔在经济分析中采用整体方法论建立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并和其他学者一起形成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独树一帜的斯德哥尔摩学派。其整体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采用总量分析方法，建立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总量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国民收入的总量变量的分析方法、国民收入组成的衡量和规定采用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的分析方法以及国民收入的决定和波动取决于总投资与总储蓄的均衡或失衡的分析方法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缪达尔等人用总投资与总储蓄或总投资与总消费的均衡与否考察国民总收入的决定和波动，并且企图在考察总量的基础上找到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和其它经济活动中带有规律性的内容。

重视制度分析。从整体的观点来看，经济学决不只仅仅涉及有关经济的领域，它还涉及各种社会制度。缪达尔认为经济制度是发展着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而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中，社会的各因素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某一社会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些社会因素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由此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说”，他认为所有“非经济”因素——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结构、制度和态度以及所有人与人的关系——必须包括在分析之中。瑞典学派的经济制度分析方法拓展了经济制度分析方法的领域，反映了当代世界经济制度分析的一些实际变动趋势。

瑞典学派的整体方法论开创了经济分析的新纪元，对凯恩斯的经济分析方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缪达尔就曾不无自豪地说：“维克赛尔理论的存在使我们有可能稍先于我们的英美同僚们提出新的理论和制定政策的指导方针。”整体方法论是建立非线性模型的方法论基础，是研究混沌理论的出发点，而非线性又是混沌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经济学中采用整体方法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缪达尔在批评凯恩斯和哈耶克时指出，他们的最大弊病是理论体系中没有不确定因素和预期的地位。他认为凯恩斯的“投资”和“储蓄”观念之所以模糊和矛盾以及他的全部均衡体系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是因为“在这个观念体系中，显然没有风险和预期的地位，没有资本增益和资本损失的地位，也没有实际资本价值的预期增加或预期减少的有用表述的地位”。他认为哈耶克的优点在于对迂回生产过程有较深刻的分析，但是哈耶克的分析只是静态的或是半静态的，“不能看出在他的体系中他如何能安排风险和不确定的因素，因为他的体系受到十分抽象的假设的束缚，而这些假设又不是可以轻易去除的”。为此，缪达尔提出了“事前”和“事后”两个概念，进一步发展了预期分析方法，推动了瑞典学派形成完整系统的宏观动态的均衡分析方法论。

从亚当·斯密起，大多数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采用了静态方法，他们把一个不变的经济过程中所能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分离出来，用静态方法建立模型，把消费品的流动和生产看成是同步的，因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仿佛是依赖当前的生产而存在的。由于这种方法没有考虑经济生活中的“时间差”、“惯性”以及“过程”，因此，难以揭示现实之中的各种复杂而广泛的动态联系。为此缪达尔提出了“时点”与“时期”两个概念，解决比较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发展为动态均衡分析方法的难题。

缪达尔的动态分析方法比凯恩斯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更进一步，为动态经济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缪达尔对时间的区分，虽然很难说直接导致了动态经济学的产生，但是对动态分析方法产生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1930）

《货币均衡论》（1931）

《1630－1930年间的瑞典生产费用》（1933）

《财政政策的经济效果》（1934）

《人口问题的危机》（合著，1934）

《人口：一个民主问题》（1940）

《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1944）

《国际经济》（1956）

《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1957）

《超越福利国家》（1960）

《亚洲的戏剧：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研究》（1968）

《世界贫困的挑战》（1970）

《反潮流：经济学评论集》（197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