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年5月24日～1996年1月28日），俄罗斯犹太裔美国诗人，散文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940年5月24日，布罗茨基生于列宁格勒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父亲原为海军军官，因是犹太人被迫退役，靠母亲挣钱养家。

1955年起，布罗茨基辍学谋生，先后做过车工、司炉、医院太平间运尸工、水手等13种工作，并开始写诗，多数发表在由一些青年作家和艺术家所办的刊物《句法》上，并通过诗朗诵和手抄本形式流传于社会。一些诗歌甚至传到了国外，赫然登在正式刊物上，往往连他自己也浑然不知。他很快崭露头角，被称作“街头诗人”，并受到阿赫玛托娃和其他一些文化界人士的赏识。这期间与彼得堡几位写诗的青年人切磋诗艺，后来他们被称为“彼得堡集团”。

1962年起，布罗茨基成为公安部门监视的对象。他经常受到骚扰，两次被关进监狱的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最恐怖的是给他强行注射镇静剂，半夜又被粗暴叫醒，拉他去冲冷水浴，然后用湿浴巾把他浑身包紧，再将他推到暖气旁烤干浴巾……他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出狱后不敢住在家里，到处流浪，但仍未能逃脱警方的追逐。

1963年，布罗茨基发表著名长诗《悼约翰·邓》，这是他早期创作的代表作。同年年底，布罗茨基被捕，因他喜爱长期被斥为“颓废派”的阿赫玛托娃等人的诗歌，他在电车上读这些作品，读毕又给别人传阅，有时复印出来散发给朋友们。这些就成了后来指控他的16条罪状之一。

1964年，法庭指控其罪行为“利用黄色诗歌和反苏作品毒害青年”，罪名是“社会寄生虫”，被判服苦役5年。布罗茨基一案于国内外引起强烈抗议。在阿赫玛托娃、肖斯塔科维奇和叶甫图申科等知名人士及西方作家的呼吁下，才使得服刑18个月的他提前获释，获准回到列宁格勒。他的作品陆续在国外出版。

1972年6月，他被剥夺苏联国籍，驱逐出境。他被告知，当局“欢迎”他离开苏联，接着便不由分说地将他塞进一架飞机。原先要将他发配到以色列，但诗人要求去维也纳，因为他的偶像奥登在那里。离开祖国前，他给勃列日涅夫写信：“我虽然失去了苏联国籍，但我仍是一名苏联诗人。我相信我会归来，诗人永远会归来的，不是他本人归来，就是他的作品归来。”奥登热情地接待了他，将他推荐给众多作家，并为他筹措到1000美元的资助。不久，布罗茨基受聘于美国密执安大学，担任住校诗人，开始了他在美国的教书、写作生涯。

1977年，加入美国籍。曾任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和全国艺术与文学学会会员，巴伐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

1987年，由于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布罗茨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年他47岁，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一。

1996年1月28日，布罗茨基在纽约因心脏病突发于睡梦中离世，享年55岁。

（以上参考自新京报）

布罗茨基1972年前的诗作，题材多为爱情、离别或孤独，其离经叛道之处无非在于背离乐观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和苏联的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赫鲁晓夫表态说：“凭他那些诗就可以判他五年！”在集权意识形态的高压下，作家的创作空间非常小，不仅物质安康难以保障，还动辄有性命之虞；他们面临的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在美学风格上自动撤退，抑制其形而上的能力，降低艺术追求，要么成为读者数量极少的实验作家，期望未来所谓公正评价，靠作品偶尔在境外出版而聊以自慰。

在经历了审判、监禁、流放之后，布罗茨基最终于1972年被迫流亡海外，此生再未踏上故土。因此，回忆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他的文集的开篇主题。与普通人的想象不同，构成这种回忆的最核心要素并非苦难与迫害，也非亲情、友情与爱情，而是美国牛肉罐头、“飞利浦”收音机、好莱坞电影、英国唱片。这些记忆碎片看似杂乱琐碎，但这一块块碎石所铺就的却恰恰是作者自我意识的地基，是催生他最根本的审美观与价值观取向的最初动因。布罗茨基如此评论少年时的他对《人猿泰山》的观后感：当“人猿泰山自布鲁克林大桥一跃而下”时，“整整一代人几乎均选择退出(体制)便是可以理解的了。”甚至可以说，布罗茨基在创作之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并不是他的第一首诗作，而是拒绝被同化的个性的声音。

布罗茨基抵达西方，正值后现代主义思潮方兴未艾之际，他所面临的是一种反对精英、解构经典的总体知识气候。从贫瘠封闭的苏联来到后现代美国，看来诗人得经历某种 “时间错置 ”（anachronism），这也使他的俄罗斯人特点变得更为鲜明。他强调精神等级，藐视后现代的价值相对主义，为文学写作提出严苛标准，声称写作是为了与过去时代的大师看齐，认为 “过去是各种标准的来源，是现在所无法提供的更高标准的来源 ”。他的立场与流行的英美文学批评风尚大异其趣。与其说这是一种保守的精英主义趣味，不如说是对文化大传统的自觉追随和维护。

在具体作品上，他的声音是安静的，而他本人也一直偏爱诗歌中安静的声音。这又与他强调非个性化有关，这方面布罗茨基从奥登那里获益非浅，尤其是诗中很少出现“我”。他醉心于细节，醉心于具体描写，醉心于名词，醉心于发现。布罗茨基本人的作品是“超然与客观”的最佳范例，而他确实也很注重处理熟悉的事物，处理它们的微妙关系。只是，由于他声音平稳安静，语调倾向于冷淡，词语、意象陌生而坚固，处理的时候又超然而客观，故很多读者（包括中文读者和英文读者）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他──阅读他的作品同样需要一种安静的、“微妙的”阅读心理，因为布罗茨基“既不大惊小怪，又不多愁善感”。他的诗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起伏、高潮，或者准确一点说，他在诗中把这些东西压住，不对它们作耸人听闻的强调，他是在退潮的时候开始，而不是刻意去营造高潮，因这里“冰河时代前的胃口”仍然会被猎奇的读者看中，但是从“微妙关系”来看，用“立方形”、“长菱形”、“平行六面体”和“几何状”这些枯燥的数学术语来描写（华盛顿冬天的）黄昏，对老练的读者和诗人来说不啻是一种“发现”。

布罗茨基的诗学表述含有犄角推进式的形而上倾向和力度。他强调语言的超越性功能，认为诗歌是探索语言极限，诗歌是一种加速的思想，而韵律是完成这个工作的关键。“精神加速 ”这一概念，成了他衡量诗人的工作及其启示性能量的指标，这么做恐怕也会造成某种局限，使其笔下的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施塔姆带有较为浓厚的布罗茨基意识。不过，从这种混合着教义和激赏的解析文字中，读者的收获仍是难以估量的多。他让人透过分析性语言的局限，抵达白银时代彼得堡诗歌传统的启迪和精髓。

布罗茨基在严谨的同时有非常浓厚的实验倾向，他的诗歌之刀既坚韧又锋利：在传统的、现代的基础上掺入崭新的当代感性。布罗茨基创作过几乎所有诗歌形式和体裁，就《哀歌》而言，他写了很多以“哀歌”为题的诗，包括《几乎是一首哀歌》《罗马哀歌》；其他标题和体裁如《牧歌》《变奏》《诗章》、十四行诗、十二行诗节、《六重奏》、无题、八行诗、三行诗节、圣坛诗（圣坛形图案诗）、夜歌等等，几乎所有大师试过的并取得成绩的形式和体裁他都要试。至于风格，他更是多种多样，既可以写得很深沉广阔，又可以轻松讽剌；可以写得很日常化，又可以进行玄思冥想。在诗行的安排方面，他既可以工整严格，又可以长短不一。在意象的采集方面，从鸡毛蒜皮到海阔天空，从天文地理到机械设备，简直无所不包，又都可以运用自如，科学的意象一进入他的诗句就立即变得服服贴贴自然而然。总之，他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取得难得的平衡。

布罗茨基吸收了俄国和英美的诗学养分，在散文写作中形成富于原创性的语气和语体，其叙述也超越通常的意识形态控诉和伤痛展示，显得耐人寻味。布罗茨基最佳的诗歌和散文，都是在勉力追求这种表述。

布罗茨基的文学评论，其本质在于说教而非论证。是把人带往彼岸的运载工具，也是他从彼岸回归的现身说法。当然也是文化论争中的回应、反驳和论战的产物。除非站在他那个高度，拥有那样精深的诗歌修养和实践，否则无从产生这些灵感洋溢的篇章；而灵感总是和某种教义结合在一起的，正如使徒保罗的体内被充实的那些东西，因此，布罗茨基的批评文字浸透俄国式的救赎和激情，这是西方文学批评中几乎要失传的一种精神在场，委实引人瞩目。

（以上参考自新京报）

“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是继普希金之后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像一枚从另一个帝国射来的导弹，一枚善良的导弹，其承载的不仅是他的天才，而且是他祖国的文学那崇高而严苛的诗人威严感。”——苏珊·桑塔格

布罗茨基的遗孀将诗人在纽约莫顿街44号住宅内书房中的全部遗物——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两个装着书籍的书柜和三台打字机，捐赠给他的故乡彼得堡。书桌上摆着奥登、阿赫玛托娃等人的照片，打字机前有茨维塔耶娃的肖像……如今“布罗茨基美国书房”陈列在喷泉楼阿赫玛托娃故居博物馆内，意味着两位诗人的紧密联系。

彼得堡市政府将铸造大街24号诗人当年与父母居住的寓所重新修复，建成布罗茨基故居博物馆。博物馆于2015年5月24日诗人诞辰75周年前夕向公众开放。

2006年，俄国诗人列夫·洛谢夫写成世界上第一部《布罗茨基传》，由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收入《名人传记丛书》，此书近年来多次重版，并于2010年由维塔·诺瓦出版社和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了大十六开图文并茂的豪华本，名为“布罗茨基：文学传记的试验”。同年，诺谢夫又出版《作为邻居，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伊万·林巴赫出版社)。

2015年是布罗茨基冥寿七十五周年，俄罗斯又出了两部诗人传记，它们是：B .邦达连科著《布罗茨基，俄国诗人》；B .索罗维约夫著《孤独的光荣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