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粉》是作家苏童1991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集。小说描写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苏州妓女改造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女们对于新社会的隔阂与漠然的故事。苏童展示了在悲剧发生的同时表现人性悲凉时的衍生物，使人产生悲哀并不在于主人公“犯了错误”，而是在于命运或命运般的必然性以不容规避的方式把苦难加于挣扎中的主人公。

小说讲述了两个红楼女子与一个嫖客之间的恩怨情仇。故事中有一个浦姓男人，他是秋仪的常客，而秋仪与小萼又是情同手足的朋友。在中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后，这三个主要人物的命运轨迹彻底地改变了。两个女人被送往改造所进行改造；而男主人公拥有的祖产又被政府查封。秋仪面对着生活的打击，绝望地嫁给佝偻猥琐的冯老五。小萼则经过改造后成为玻璃瓶厂的一名女工，但她不顾姐妹情分，和老浦通过法定程序结合在了一起。但是，因为物质资源的匮乏和不稳定他们两个也应了中国那句“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古话，他们两个过得并不如意。为了能够讨得小萼的欢心和满意，男主人公挪用公家财产被抓后判了死刑。而小萼在失去老蒲这个避风湾时，由于物质生活与心理需要有改嫁去了北方的一个地方。在临走之前，小萼还是特别想去找到那个毁了自己又养了自己的烟花柳巷，居然特别有一种想要回到过去的想法。在文中，苏童通过对两个女人的悲惨人生经历的描述，其实是想说明一些长期被旧的社会习俗所破坏与感染的东西是无法被弥补和挽救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消费结构显著变化。“文化产业”参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型的作用开始凸显。文化市场也渐次开放。人们越来越多的精神文化需求已无法得到满足，这为大众文化消费的兴起提供了有利契机。大众文化消费浪潮对文学也产生了剧烈冲击。苏童坦言在小说写作中所能利用到的有关女人的感性材料，对人物的观察，作者觉得在18岁以前就完成了。苏童在他少年时代所居住的那条破旧、充满霉味、潮湿和阴晦的小街巷里街坊邻居家家户户几乎没有任何隐私可言，“这在夏天表现的尤为明显，每个人的生活都暴露在别人的眼皮底下。那时候没有隐私的概念，除了床第之事不让人看见，”一些有关街坊邻居间的日常生活、家长里短——尤其是街头巷尾的谈资、热门话题如男女之间有伤风化一类的见闻琐记在其随笔中都有所记述。

秋仪

秋仪坚强泼辣。秋仪在与浦太太闹翻搬出浦家后原本打算回家，路过家门时看到破烂的油毡屋顶和坐在门口剥蚕豆的瞎子老父，此处便知一定是家中穷苦不得已才沦为妓女。她在被抓去检查性病时故意放屁、在被送去劳动改造时跳车逃走、从私吞妓女财产的鸨母手中抢回包裹、对浦太太的挖苦讽刺充耳不闻，她的言辞举止无不说明了她的坚强和泼辣。

秋仪善良坦荡，重情重义。从进了喜红楼开始，直到一系列复杂的故事结束，她一直都在照顾甚至忍让小萼。对老浦，她从始至终深深爱着。作者没有正面交代在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动到来以前他俩的关系，他们必然不是普通的嫖与妓。在秋仪心中，老浦是她落难后“可以投靠的第一人选”，后来他俩因为浦太太而闹翻出走“抓过那把钞票拦腰撕断，又摔回老浦脸上”，到后来搬进尼姑庵后老浦去找她时他俩的对话和她的尖叫、抱头和抓狂。“她忘不了这条小巷，十六岁进喜红楼之前她曾在这里走来走去，企盼一个又英俊又有钱的男人扳铸的贞操买走。她拒绝了许多男人，最后等来了老浦。”她爱他，并且把她的贞操给了他，她对他一直心存幻想，以为他可以是她的依靠。剃发时的决绝与不舍，老浦结婚时她对小萼的辱骂和叮嘱，她原来是这样矛盾的深爱着他，老浦死了，小萼改嫁，只有她愿意收养他的儿子。小萼说“翠云坊的女孩有这份痴心不容易”，与其说痴心，不如说她是坦荡真性情。

小萼

小萼天性软弱。她说自己“天生是个贱货”，也许她只是当时自暴自弃自怨自艾地随口一说，却不料一语成谶。她抢走老浦、害死老浦、丢下老浦的儿子改嫁，她做了那么多错事，仿佛天生是个贱货，而我却对她没有恨和厌恶，只有同情。人们都说性格决定命运，小萼只是生性软弱、喜欢依赖、吃不了苦。“事实上小萼很快就适应了劳动营内的生活，她是个适应性很强的女孩”，连老浦的死也不能给她改变，但凡有一棵稻草她便会迅速地死死地抓住成为自己救命的依靠，从前是秋仪，后来是老浦，后来是别人。

小萼在劳动改造场里和女干部对话时说，“我不会控诉，真的不会”。人说情到浓时只恨自己不善言辞无力表白，读罢全文我竟清晰记起这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这段对话细细想来还真有趣，一式地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干部们将小萼的寻死归结于“被妓院压迫了好几年，苦大仇深又无力反抗，害怕重新落到敌人手里”，她们想请小萼参加妇女集会控诉鸨母和妓院的欺凌和压迫，向敌人讨回血债，“稍微夸张点没关系”，她们把小萼当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来利用和研究。

老浦

老浦胆小软弱，爱慕虚荣，因为母亲的横加干涉，他错过了一个真心爱他的好女人。自从浦家的房产存款不再属于他之后，他便消沉、一蹶不振了。他是被小萼害死的，但这并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他临死前给力小蕚最后一吻，“等悲夫长大了别让他在女人堆里混，像我这样的男人没有好下场”。老浦的一生悲剧色彩很浓重，像是作者刻意为之。他给儿子取名悲夫，意为老大徒伤悲。只是个人的境遇再悲惨也会被历史洪流淹没于无形，悲夫的学名叫冯新华，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自己的身世，也从没人告诉他那些复杂的陈年旧事。老浦就好像文章的结尾说到的那只红绿相间的胭脂盒。那应该就是喜红楼的鸨母离开后老浦在那门口捡来的小蕚用过的那一只，包藏往事许多回忆却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那一只。

小说自始至终流露着这种忧伤、衰败的气息，通过叙写女主人公秋仪和小萼不同的人生历程，展示出了苦苦挣扎在生存底线的边缘化女性始终面临着一个永远无法逃避的“课题”——情感抉择，即在面对世间难觅的爱情、患难与共的友情以及深沉难舍的亲情时，她们必须进行权衡与取舍。抉择不仅关乎她们的命运，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还考验着她们的人性与良知。

小说中女性悲剧根源的突出表现即为人身依附意识。小说中的女子大都有着类似的生存意识，她们富有个性，但永远摆脱不了男人，追逐依附男人好像是每个女人生活的动力，也是她们争斗的目标。在《红粉》中，在妓院被取缔后，昔日的妓女小萼、秋仪拒绝改造，她们依然迷恋曾经的妓女生涯，秋仪曾对老蒲说：“什么都是假的，你对我好是假的，我讨你欢心也是假的，他们封闭了翠云坊也是假的，我就不相信男人会不喜欢逛窑子，把我们撵散了这世界就干净了吗？”历来妓院是男性中心文化视女性为玩物的一个标志性的场所，男人在妓院中花钱，女人则靠出卖肉体来维持生活，即便妓院可以被废除，但那种妓院文化在人们心中的遗留、沉淀却无法铲除。小萼、秋仪拒绝改造、迷恋烟柳生涯正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女性依附意识的又一重要心理表征则是自轻自贱。几千年来，女性一直处在“男尊女卑”的男权文化的笼罩下，被这一社会文化所牢牢地禁锢着，她们内心也从未对这种文化质疑过，理所应当的扮演着这种文化所赋予给她们的角色。《红粉》中的小萼说：“我没有办法，谁让我天生是个贱货”，从麻袋工场里回来后与老浦周旋的种种态度，这一类的叙述都将我们引向对她们感伤姿态下的内心的审视，由于女性长期处于被剥夺话语权的状态，她们下意识的表现出一种自卑自怜心理，默认了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无法改变。

女性之间的对立依附意识的又一变态反映乃是女性间的对立、乃至自相残害。无论是扮演什么角色的女性，妻或者妾、妓女还是情人，她们作为女人从来没有想过如何摆脱男人，从而建立自己的社会地位，赢得自己的自由和尊严。她们总是擅长于通过刺伤自己的同胞来达到争夺男人的目的。她们相互之间争宠夺爱，斗得你死我活，哪怕是以牺牲自己那得之不易的亲情、友情为代价的，她们乐于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的女人的痛苦上面。《红粉》中的小萼和秋仪，这对红尘姐妹之间曾经是相依为命，后来错综而悲伤的情感里参杂了爱情和友情，她们之间又无不存在着妒忌与醋。最后终于在异己的力量的驱使下，一切的爱情、友情都被踩在了脚底下。小萼对秋仪无情无义的背叛和秋仪对小萼冷酷犀利的逼视，在昔日的姐妹情意中抹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红粉》中的秋仪，在她看来，只有有钱的男人才最可靠，男人和金钱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此，投靠一个有钱的男人则是她的生活目标。而且她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为女性解放打开了大门，但是秋仪留恋着往日的生活，拒绝劳动改造，小萼则认为一个月的劳动报酬太少，还没有当妓女挣钱来得多。因此不屑于那点微薄的收入。小说中的女性，大都是因为失去了经济来源，才对男人造成了强烈的依附。她们将男人当做救命草，将自己的全部人生都托付在男人身上。这各种各样的女性们都不能认识到生活只有靠自食其力才能永久。有的认识到这一点了，但她不愿意革新改变。这一女性自身人性深处的弱点就是苏童红粉小说带给读者的思考，也是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层内涵之所在。

文化视野的局限此外另一重要因素则是女性知识的匮乏和文化视野的局限。苏童小说中的女性除了颂莲受过不完整的大学教育外，其余基本都没有读过什么书，受过什么教育。同时她们又生活在一个狭窄的生活圈中。不接触外在世界，也不接受新活的思想，这必然导致她们的视野局限、目光短浅。《红粉》中的小萼和秋仪这两个风尘女子在妓院被取缔后，在热浪滚滚的社会大变革中，依然麻木、无知，丝毫没有意识到新生活曙光的到来，她们依然回味过去，留恋曾经依附男人的生活。一旦没有了依附，她们的生活则失去了方向。苏童的小说所反映出来的女性文化无疑是灰色的，这种女性文化是没有独立品格的，是依附于整个男性文化中心的。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痛苦和恐惧。读者似乎听到一个个痛苦的灵魂在哀鸣。这一幕幕的悲剧引领穿透女性生存状态的表象而探究其深层的文化意义，同时呼唤处于男权文化中心的女性的自省和自强自立。

在物质和欲望面前，有极少数女性自我放逐，沉沦其间。一方面她们沦为了物质和欲望的奴隶，另一方面又由于她们天生的好逸恶劳的惰性而无力支撑她们这种对物质和欲望的追逐。于是她们因心理天平失衡而最终选择了自甘堕落。既安于享乐又怕苦怕累的她们就把一切交给了感官、交给了物质，交给了男人，让生命膺服于欲望。

意识领域的东西具有极其顽强的惰性，并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要解决妓女问题，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意识形态的作用不可忽视，社会主义社会男女不平等，更多的反映在社会观念上，妇女解放必须伴随整个社会思想观念的解放。在中国，妇女虽翻身获得解放已经几十年了，并且还得到了制度上的保障，但是却并没有伴生一场全面深刻的思想洗礼。妇女解放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女性灵魂的深处，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写中国社会几千年积淀下来的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等集体无意识。

《红粉》采取了80年代中后期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反写”历史的策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导下的“十七年”文学叙事予以了深度的解构。同时，也让那些被一直受到尘封的边缘女性的故事得以浮出地表。

叙述方式与叙事策略

在叙述方式上，苏童采取了消隐作者主观情绪的冷静客观叙述，不动声色，平实疏淡的客观情态描写，即所谓的“叙述的客观”和“情感的零度写作”。这种客观并非放弃作者对叙述的控制权而任由事件引导叙述的行进，反而是最大程度地突出了叙述者的存在，在《红粉》中作者与叙述者是合而为一的。所有的事件都经由叙述者表述，所有的人物对话也经由叙述者转述。作者反而强调了叙述者在叙述中的作用。这种叙述方式被柏拉图称为“纯粹的叙述”，而“间接法与浓缩法是‘纯粹叙述’的两个不同特征”。在对事件的叙述上，删掉无功能的细节、冗赘却生动的描写性语句，最大程度地浓缩叙述的语句，只“提供情报”和功能性的情节，排斥摹仿。体现在对人物对话的叙述上，则是“直接对话的场景于是变成了以叙述者为中介的叙事文，人物之间的’台词‘被溶化和浓缩成了间接引语”，间接引语的特征是对话的内容被保留下来，但在语法形式上却变成了小说叙述者的讲述。此外，变化还常常表现为语法以外的现象：精简原话，舍弃带感情色彩的评论。”间接引语也是与摹仿相对立的，因为摹仿性最强的形式就是直接引语，“即叙述者假装让人物说话”的带引号的对话形式。通过对事件的叙述和对人物对话的叙述，苏童排斥了摹仿而建立了“纯粹叙述”的叙事策略。这种叙事策略与冷静客观的叙述态度一样，体现了叙事的距离。“叙事文可以通过直接的或不那么直接的方式向读者提供或多或少的细节，从而与讲述的事保持或远或近的距离。”

《红粉》的叙事采用了线性的因果顺序，按照开端、中间和结局的发生顺序讲述了一个故事。“五月的一个早晨”，一群即将接受“改造”的妓女被押解上车，准备“体检”后送往“劳动营”，“最后出来的是喜红楼的秋仪和小萼”，故事从这里开始。秋仪途中跳车逃走，与小萼各在一方艰难地延续着自己的生存命运，这是叙事的中间阶段。故事的结局是“小萼跟着又一个男人去了北方”，秋仪带着小萼的儿子维持着淡淡的生活。非常明显，时间的线性发展是故事叙述的主线，用时间顺序实施由头到尾的纵向叙述，以此来推进叙事进程，采取的正如赵树理所说“从头说起，接上说”的传统叙述范式。

叙事视角中的人物关注。《红粉》采用了纯客观的叙事视角，即“外焦点叙事”，叙述秋仪、小萼等人物的所见所闻，没有心理描写，不夹杂叙述者的主观评价。从阅读的感受来看，《红粉》的“外焦点叙事”并没有对其叙事的故事性形成破坏。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了在叙事中关注“人物”，突显人物的性格，稍稍修复人物描写在纯客观叙事视角中形成的“冷漠”感，《红粉》也局部地采用了“限制叙事”，即“内焦点叙事”，在叙事角度中形成了更多的人物叙述。秋仪刚到老浦家，浦太太对老浦说：“我一眼就看得出她是什么货色，你把这种女人带回家，就不怕别人笑。”《红粉》叙事模式故事话语摘要：苏童的小说《红粉》在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上突出了“故事”建构，叙述者以传统的叙述方式向读者告知一个“故事”；在叙事的“话语”讲述层面上，叙事模式也呈现了其独特的“故事”组织形态，使文本的意义偏离“故事”建构的向度。“故事”和“话语”的冲突形成了小说叙事的内在张力，叙事模式实施了对自我建构的突围并选择了“创造性”的价值多维指向。“秋仪知道这是有意说给她听的。她不在乎，她从小就是这样，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她，说了也白说。”这显然属于限制的叙事视角，叙述者与人物的知情范围一样。在整体的纯客观叙事视角中“内焦点叙事”的偶然出现，无疑帮助了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故事性的增强。

叙事的故事建构

叙事结构的情节因素。小说的叙事结构一般分为性格结构、情节结构和背景结构，中国的传统小说基本上是以情节安排作为叙事结构。《红粉》在叙事结构中显然突出了情节因素。秋仪、小萼的人生命运组成了非常完整的故事情节，大有古典小说中风尘女子的传奇印痕，秋仪火烧喜红楼，小萼引发的训练营骚乱，小萼婚宴上秋仪的出现等情节都引人入胜，凄清哀婉，在曲折中把故事引向高潮。

从上述三个层次的分析来看，《红粉》选择了一个“讲故事”的叙事模式，把故事建构作为文本重要的叙事目的，那就是叙述者要向读者告知一篇好故事，而这一点与当时的“先锋”小说不同。一般的先锋小说往往以消解的方式来打破“讲故事”叙事预设中的对应关系，使“讲故事”的叙事追求走向破碎；而《红粉》叙事模式则展开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文本，并以自己的叙事方式走进了一般读者和批评者的视线。

叙事的话语讲述

《红粉》写红尘女子、红颜薄命，故事建构得曲折流畅，富有韵味，似乎淡出了“先锋”创新的追求指向。《红粉》在叙事中告知了读者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如何被告知的，则是叙事学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层面，即叙事学理论中“话语”讲述层面。叙事的“话语”讲述指向故事被叙述的方式，关注故事讲述的组织形态。在这种叙事暗示的作用下，读者对故事中的两个主要人物———秋仪和小萼的理解也会发生多重的变化，很容易想到后结构主义文本中“人物”与“符号”的关联。“文本暗示，读者对人物的了解是由书写决定的，由书写字体的特点决定的。

（作品中的）人物即表示文字或符号，一种书写的标志，也表示人物的根本的属性。在纯客观叙事和限制叙事交错讲述的“故事”中，秋仪和小萼尽管仍在故事中呈现“鲜明”的性格，但已远远不是栩栩如生的逼真形象，而是指向了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特殊群体的标识符号。两个人物的命运安排也很有意味，颇有后现代文本中一个人物自我分裂后的两个符号象征，相互指涉，互相纠结。在此意义上，故事建构所形成的稳定意义走向裂变，走向“不确定”，读者也在这种叙事的陌生效果中思考和感知文本创新的可能。《红粉》的叙事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使读者的注意力从事件本身游移开来，对故事中的“客观”信息、判断、认知产生了一种“不可靠”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故事中的某种历史和价值，从而使小说文本具有了对抗和冲突的张力。在叙述秋仪和小萼个体命运的过程中，“故事”叙事层面上的历史真实、世俗价值等稳定的意义受到读者的审视，此时叙述者的声音显然不仅仅是叙述故事情节的声调，使得文本的叙事具有了一种反讽的力量。

叙事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后现代文学思潮中的叙事方式。美国文艺美学家伊哈布·哈桑透视了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把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归纳为“不确定性的内在性”。尽管《红粉》不能说成是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小说，但在叙事中充满了后现代意义上的“不确定性”。读者来关注小说的题目和两个人物———秋仪和小萼。“红粉”一词显然有着多义性和模糊性，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作为小说的题目命名显然意欲凸显这种“不确定性”。再从人物来说，如果在叙事中把秋仪和小萼整合成一个叙事符号，把两个人的生活都放在这个符号下演示，让一个人同时拥有两种生存可能，从而来揭示现代生存境况中的矛盾和分裂，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先锋派写法。苏童没有这样做，然而重要的是，在阅读中读者却被导向这种“先锋”叙事的设想，感知了两种叙事张力下所切分的生存状态，使整个小说的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向先锋小说的叙事方向游移。

叙事的颠覆性

先锋派写作的文化逻辑是从反思和背叛开始的，以审视的思维实施对传统中心体制的颠覆，是一个充满反抗性的文学思潮。处在这个文化思潮中的中国先锋小说也彰显了颠覆的姿态，对传统的“合法化”做了瓦解的努力。《红粉》叙事的颠覆性集中表现在对历史和历史意义的颠覆。小说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叙述，从一个叙事视角打开了考察历史的角度，叙写了那个时代的特殊群体。秋仪、小萼的生命状态在叙事结构中不断被延伸，然而这种叙述又不断与时下的历史进行对话，造成读者感到小说的叙事线索不断地停顿，从而对传统意义上那个时代的经验产生质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红粉》的先锋叙事试图撕开历史的面纱，以消解价值的思维去触摸历史真实的内核。

叙事语言的先锋性探索

与其他优秀先锋小说一样，《红粉》对其叙事语言也进行了先锋性的探索和运用。在叙事的顺延过程中，《红粉》的叙事语言不时形成顿挫，使读者在这种停顿中产生了密集的阅读想象，如人的真实和虚假、人与环境对峙的无奈和挤压等，从而产生了一种消解意义的冲动。这样一来，便形成了潜在文本的言说，潜在文本造成了小说文本的分裂，两种文本的互文效果也就形成了小说独特的艺术创新。《红粉》的这种语言在叙述中实现了能指和所指的分离，使读者对故事之外的时空进行思考，对潜在文本做深刻的理解。

苏童的小说《红粉》因独特的审美而显示出很高的艺术水准，同时，又特别关注人物的道德，取得了很好的社会价值。探究其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显示了作品非凡的意义。而一直以来，大家更关注其作品的叙述视角、色彩、女性的悲剧性、作品蕴涵的文化等，而忽视了对作品审美特性和道德特点的研究，而这些被忽略的特性，却是《红粉》给我们带来的震撼。——西南科技大学现当代文学家刘毓恒

在“红粉系列”小说，苏童以一个男性作家的视角，准确成功的把握了女性的思维和细腻情感，在对人性的剖析中深切反思历史和人性。“红粉系列”小说苏童以荒凉的象征意象和荒凉的人物情感，构建了一个荒凉的小说主题世界：荒凉的人性和女性艰难的生存境遇。——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家黄训华

苏童，原名童忠贵，1963年生，江南苏州人氏。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

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驻会专业作家、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代表作包括《园艺》、《红粉》、《妻妾成群》、《河岸》和《碧奴》等。中篇小说《妻妾成群》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并且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提名第6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蜚声海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