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周报》(1931.3～1934.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刊物。1931年3月创刊于上海，1934年3月终刊。曾化名伪装出版。登载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报告、决议、政策、通电、宜言等，转载共产国际的一些文件，报道苏联和各国共产党的消息以及国内外政治形势发展状况，大量报道了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状况，尤其是国民党反革命军事“围剿”失败的消息给国统区人民以极大鼓舞。

1931年 3 月 9 日《红旗周报》创刊于上海，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编印的第四份党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的主编是张闻天，编辑有华少锋（华岗）、萧保磺，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的毛泽东、瞿秋白、秦邦宪、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陈云等人都是《红旗周报》的作者。

《红旗周报》的前身是《红旗》、《红旗日报》。《红旗》创刊于1928年11月20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开始为周刊，第24期起改成三日刊；1930年8月15日，《红旗》与中共江苏省委主办的《上海报》合并，出版《红旗日报》，仍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从多方面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问世一个月发行数即达1.2万份，后因印刷所连续遭到反动派破坏，该报难以正常出版。在此情况下，张闻天果断地决定将《红旗日报》停刊，改出秘密发行的《红旗周报》。

1931年3月9日出版第一期，第一期至第九期是以报纸形式出版的，每期四版，刊载社论、论文、中共中央的决议、文件等。第十期起以刊物的形式出版，1933年8月第59期起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出至1934年3月1日，共64期，另出附刊13期。

《红旗周报》第一期用四分之三的版面刊登了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包括《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法令草案》《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劳动法草案》《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法草案》《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草案》《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经济政策草案》。此后每一期的头版头条都集中刊登党的纲领、法规、各项决议、宣言、文件、通电或者重要社论等，这些文章都刊登在头版头条，体现了《红旗周报》坚持党性的原则。

1931年6月20日《红旗周报》第10期起以刊物的形式出版，也从本期起先后共使用16种伪装封面应对国民党的审查与破坏。《红旗周报》的出版发行历经曲折，“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中，为了躲过敌人的检查和破坏，《红旗周报》以种种化名作掩护，秘密出版发行”，从而得以在国统区坚持了近三年的时间。

《红旗》周报的内容，大致有这样几部分：

一、社论，通过社论传达和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对某些重大事件的观点；

二、新闻报道，它通过“西欧通信”、“苏联通信”、“南京通信”、“湘鄂西通信”等报道形式，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苏维埃制度、工农业成就和欧洲劳工运动状况，宣传中央苏区、鄂豫皖、赣东北、湘鄂西建设和各边区建设和各地红军的发展，揭露和批判了国民政府统治区的黑暗和腐败；

三、大量刊登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政府、工会的各种文件、决议、宣言等；

四、大量刊登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各种文件、决议、宣言、文告等。《红旗》周报创刊号，即在第一版最显著地位刊载了中国（原文如此）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法令草案，包括劳动法草案等；代表大会结束后，先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大众》书，《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动群众书》，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等等；

五、大量发表苏联及中共领导人的文章。经常刊登有列宁、斯大林和苏联《真理报》的文章，先后发表有毛泽东的《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刘少奇的《农业工会十二县查田大会总结》、张闻天的《关于新的领导方式》等；（六）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九·一八事变一发生，《红旗》周报即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宣言》，以及赣西南省、闽粤赣省、晋绥边区等八个地方苏维埃政府的联合宣言等。（七）及时报道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等。

自1931年9月28日起，《红旗》周报还不定期的发行增刊（油印）及时报道和分析国内外的一些重大事件。共出版了12期。1933年1月28日，还曾出版了一期铅印的《红旗周报临时附件》。

《红旗》周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报，它在紧跟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方针，进行了大量宣传，鼓动和教育工作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也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所犯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如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认为日本侵占东北主要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而中共临时中央，却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红旗》周报还积极宣传了这种难以为中国人民接受，并会使中共在宣传上陷于被动的口号；又如1933年发生福建人民政府事件，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错误地认为“福建事变”是“欺骗民众的把戏”，拒绝援助福建人民政府，《红旗》周报根据这个精神，组织文章，宣传陈铭枢、李济琛等在福建组织的人民政府，“是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一派，用新的欺骗，以民族改良主义的武断宣传来愚弄群众，缓和群众革命情绪，阻止群众走向苏维埃的道路，以此来夺取反动统治中的领导权，去挽救地主资产阶级的最后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