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戎生，中将军衔，1942年生，湖南会同人，生于江苏扬州。粟裕大将之子，母亲楚青，侗族。196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系学习。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0年1月——1983年1月，在陆军野战部队任排长、副连长、连长、参谋、团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团长、师副参谋长。在连长任上荣立三等功。

1983年1月——1983年5月，在总参炮兵研究所任研究员。

1983年任步兵第200师师长、1985年任第67集团军参谋长。

1983年5月——1989年1月，在陆军野战部队任师长、军参谋长（其间1985年2月至86年6月参加老山防御作战。）

1989年1月——1993年1月任总参军务部副部长。

1993年1月——1998年8月任第24集团军长。

1998年8月——2006年1月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90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99年晋升为中将军衔，2006年1月退休。

曾为全军指挥自动化建设专家委员会成员。

1942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粟裕的长子粟戎生降生了。那时粟裕正率领新四军第一师进行频繁的反‘扫荡’和艰苦的反‘清乡’斗争。粟戎生养在江苏扬州的外公家。他外公赞赏父亲的战斗生涯，起名‘戎生’。

粟戎生的幼年是在战火中度过的。当时，部队办了一个保育院，部队打到哪里，保育院就跟到哪里。粟戎生就在这个保育院里。他回忆说：“我母亲告诉我，战士一副扁担挑子，一头挑着电台，一头挑着我。我两岁左右时，有马和骡子了，就被放在马背上骡子背上。再大点，我就到华东保育院了，也叫学校。校长是李静一妈妈，副校长是邓六金妈妈。后来学校随部队南下，一直到上海解放后才比较稳定了。”

刚3岁的时候，粟裕与夫人楚青就带着儿子去河边游泳。粟裕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竹筒，塞给孩子说：“抱紧了，跳下去！”粟戎生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父亲猛然抱起抛进水里。这可把小戎生吓坏了。粟裕就在岸上喊：“孩子，不要怕，自己游！”抱着竹筒的粟戎生浮在水面上，只得自己乱扑通。楚青看在眼里急得不得了，责备粟裕说：“你也真是，就不怕淹着他？”粟裕说：“就是要把他扔进水里，要不老是学不会，你看怎么样？不是也没淹着吗！”

粟戎生说，父亲并不希望子女在安逸的环境中成长，哪里危险，哪里艰苦，父亲就想方设法要求子女去哪里锻炼。他常常这样鼓励儿女：“年轻人不要贪恋小家庭,只想着坐机关。”做父亲的总是“利用”权力，坚持让儿女到艰苦的环境中接受锻炼。“后来，父亲调到北京工作，我也跟着来到北京上学，上的是‘八一’小学，现在叫‘八一’中学。中学毕业后，我就一心想当兵，1961年考上哈军工，学习导弹专业。”军校毕业后，粟戎生没有进大机关，也没留在大城市，而是到了云南援越抗美前线的一个导弹分队。“前线的生活是很紧张的。敌情多时，每天要有4次以上的战斗警报。谁也不能远离阵地，警报一响，就拼着命跑到战位。”从战士到排长，粟戎生一干就是四五年。

当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又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再一次“使劲”把粟戎生送到前线，并将自己的一首诗《老兵乐》送给了儿子：“半世生涯戎马间，征骑倥偬未下鞍。爆炸轰鸣如击鼓，枪弹呼啸若琴弹。”这铿锵的诗句，是粟裕戎马生涯的真实写照，也是鼓励儿子驰骋战场、杀敌立功、为国尽忠的战鼓。粟戎生满怀信心地去了。

在北方执行战备任务，条件比南方更为艰苦。粟戎生说：“粗粮比例大，蔬菜供应较差；气候恶劣，干燥、严寒，需要有坚忍的毅力。我都顶过来了，一点一滴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

在北线，仗并没有打上。“我们连开进山沟里，一连打了3年坑道。我们作业的地段，石质不好，常常发生塌方，6米高的坑道，有一次塌到9米多高，有块大险石很难排除。身为连长的我让战士们离开，自己架梯子攀上去排险。正在排除时，另一块大石头突然砸下，擦肩而过，正砸在脚下的梯身上，梯子断了，我摔了下去。如果落石再靠过来十几厘米，就肯定要砸在我的头上，我暗暗庆幸，幸亏没让战士上。万一砸了战士，我怎么向战士的家长交代啊。”粟戎生说，父亲曾反复告诫自己要特别爱惜战士的生命。排险中，凡是遇上要排除哑炮，粟戎生总是自己上，等完全没有危险了，再让战士进来。让人庆幸的是，3年施工，全连没有发生过一起伤亡事故。

粟戎生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期间，主要分管训练。他几乎每年都在大漠基地抓实战演练，先后组织了数十场对抗演练。每次演练结束，他都要抓住问题不放，点名批评。有人不服气，他就让人将战场监控的录像拿来回放，逐个讲评演习中暴露的问题。他指名道姓，讲评的大半部分时间是在讲问题，使在场的各部队指挥员们人人脸上都灰溜溜。　每次对抗训练结束后，他都要给大家灌输这样的理念：训练讲评就要直接讲问题。训练场没有批评，战场就没有胜利。俄军考官对被考的官兵讲：我绝对不会给你高分，只会给你低分，因为我现在如果给你多一分，将来打起仗来你就可能带着几百人、几千人去送死。这种态度多么值得我们思考。粟戎生说：“我参加过很多的演习，看到听过的演习总结如果有10页纸，有9页半纸是经验、成绩、体会，最后半页纸是问题，部队养成了只能听成绩的习惯，说一点问题就觉得受不了。”

2003年，15个国家的27位外军观察员到北京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观摩我军两支部队对抗演习。演习结束后，粟戎生将美国、以色列、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军事观察员的评价集中起来。人家讲我们的优点，他卷起来不怎么看；但对外军观察员指出我军的问题，他却专门打印出来反复剖析研究。

粟戎生下基层从不打招呼，主要是怕看不到真实的情况。他在多种场合讲过一个“一块牛肉两个蛋”的妙论：现在有不少部队，平时表现得都很牛，都会拿出部队的光荣历史，牛得很，但部队战斗力到底怎么样？真正参加一次对抗演练，看看吧，关键时候就特别地“肉”（指性子慢，动作迟缓），走不快、住不下、吃不上、打不赢。所以呢，我就给他们起了个名字，把特别“牛”和特别“肉”合在一起，纯粹是一块“牛肉”。我们训练的目的就是希望将来打仗的时候，不要成为敌人餐桌上的一块“牛肉”。再就是“两个蛋”。总后规定用餐标准达到每人每天一个鸡蛋，部队大都能够落实。可同样是总部规定，在实战训练中每人每年一颗手榴弹，能落实的大概不到一半。一人一天一个鸡蛋能落实，一人一年一颗手榴弹为什么就落实不了？一支部队如果对吃的关注力度远远大于对打的关注力度，能够实现“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吗？能打胜仗吗？

如何打赢未来高科技局部战争，是粟戎生特别关注的问题。在当军长时，他就曾组织研制出一套能联通所属团以上部队的野战指挥自动化系统，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他还和大家一起研究高科技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打法，提出要以高科技对付高科技、以土办法对付高科技、以灵活的战术对付高科技……

2006年，粟戎生作为开国元勋子女参与重走长征路的活动。“七军团东出中央苏区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的序曲”。谈起父亲当年的红色征程，粟戎生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前的3个多月，中革军委派出一支部队，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动，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统治后方挺进。这支部队就是后来人们常常提到的红军第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我父亲当时任先遣队参谋长。这次北上行动经历了两个阶段，历时6个多月，行程2800多公里。红军先后进行了30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南京。这一行动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工作中结合部队建设和作战训练实际，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项奖励，并获得国家专利技术10余项。

《沙场点兵》电视连续剧中，军区副司令员的原型就是粟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