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比论证是一种通过已知事物(或事例)与跟它有某些相同特点的事物(或事例)进行比较类推从而证明论点的
论证方法。
类比论证是一种通过已知事物(或事例)与跟它有某些相同特点的事物(或事例)进行比较类推从而证明论点的
论证方法。其中，“相同特点”是这种论证方法能够成立的前提，没有它，就无法进行类推；“比较类推”是这种论证方法的根本标志，没有这个推理过程，就达不到证明论点的目的；“已知事物”是这种论证方法的一个重要条件，它是为所要论述的主体事物服务的客体事物，没有这个条件，不能使类推的道理明显化，不易为读者接受，在某些情况下也不能达到证明论点的目的。这种论证方法通过客体事物与主体事物相同特点的比较，把客体事物的性质类推到主体事物上，由此揭示出主体事物具有客体事物同样的性质，从而达到证明论点的目的。《
邹忌讽齐王纳谏》中，作者把
邹忌受到不切实际的赞美即受蒙蔽的这一性质类推到了齐王的身上，生动地证明了“王之蔽甚矣”这一论点。又如：鲁迅先生的《
拿来主义》一文中，以尼采不是太阳，也没有无尽的光和热，类推到中国也不是太阳，也没有无尽的光和热，不可能一味的给予，除非中国像尼采那样疯掉。由此可见，客体事物在论证中起着印证主体事物所具有的某些性质，进而证明论点的作用。所以，实质上是一些特殊的论据。
类比论证法在表现形式上，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从主、客体事例的数量看，在同一论证过程中，主体事例只能是一个，而客体事例则不受限制，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几个。如《
察今》里就有“荆人涉雍”、“刻舟求剑”、“投婴于江”这三个客体事例，每一个客体事例后面都有一段比较类推的文字，起着反复论证反复强调的作用，从而形象地揭露了“今世之主”一成不变地“
法先王之法”的荒谬。客体事例的来源，可以是生活中的真实事例，也可以是假设的事例；可以是一个包含科学原理的事例，如《
晏子使楚》中的因水土不同而橘变为枳，也可以是
寓言故事，如《察今》中的三个事例；还可以是
成语典故，如《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的滥竽充数。在同一论证过程中，主体事物与客体事物之间的相同特点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许多个。如《察今》，主体事例“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与它的三个客体事例之间，就只有“主观的做法
不适应客观的变化”这一个相同的特点；而《
邹忌讽齐王纳谏》中，主体事物齐王与客体事物邹忌之间，在宫妇左右、朝廷之臣，四境之内对齐王的态度及妻、妾、客对邹忌的态度上，均表现为“私”“畏”“有求”这三个方面的相同特点。相同的特点越多，主体事物就越具有客体事物的性质，越能暴露主体事物的本质。类比论证法在实际运用中也存在着不同的情况，有的通篇都用这一种论证方法，类比到底，如《邹忌讽齐王纳谏》；有的只在文章的某一部分运用这种论证方法，并把它与其他论证方法结合起来运用，如《公谏》就是把类比论证与
演绎推理结合起来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