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1951年中期以后，中国与苏联空军MiG-15（米格-15战斗机）多次成功地拦截美军战机，在鸭绿江南岸平原一带上空形成了著名的“米格走廊”。一般认为“米格走廊”的飞行员来自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而实际上主要是由苏联飞行员秘密驾驶。斯大林命令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负责向中国派遣航空兵师，苏军参战人员一律身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并严格限制其飞行员作战区域，南不超过平壤至元山一线，西不越过海岸线。

米格走廊是美国空军对朝鲜鸭绿江入黄海口的附近区域的称谓，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大规模喷气式飞机对战的地方。在朝鲜战争中，美军的F-86军刀战斗机多次与苏联的米格-15在此地发生遭遇战，这一地区因而获得了米格走廊的称号。美方一度以为“米格走廊”上的驾驶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事实上是苏联作为空军主力秘密参战。出于保密考虑，苏军飞行员的作战区域被限制在平壤一元山一线与西海岸线之间。联军通过监听无线电通信获知了苏联的介入，不过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联军方面也选择缄默的态度，以免战事扩大。

在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中，北京与莫斯科在苏联出动空军协同志愿军作战的问题上，有过一番讨论和争执，这无疑是对刚刚形成的中苏同盟关系的一次严峻考验。

然而，毛泽东力排众议，在中国面临极其困难由于苏联空军拟推迟出动并表示不能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一一的条件下，毅然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这件事感动，也震动了斯大林，从而使他改变了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认识。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是深有体会的。几年以后，毛泽东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时说：“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

斯大林对毛泽东表示信任，同时也是对赢得朝鲜战争恢复信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他本人关于出动苏联空军援助志愿军作战而设定的界限。在1950年10月中旬周恩来赴苏谈判期间，莫斯科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表示了两条意见：斯大林先是提出，苏联尚未作好准备，“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毛泽东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也说到：“我们希望空军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要迟于两个月。”当毛泽东决定中国先行出兵，等待苏联空军到达再投入作战后，斯大林又指派莫洛托夫通知周恩来，苏联空军只在鸭绿江北岸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军队作战。然而，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并打响第一战役后，苏联空军便立即投入了朝鲜的空战，不久又把作战半径从鸭绿江上空推进到清川江和大同江一线。

战争初期，美国空军动用了44个驻扎在远东地区航空大队的657架作战飞机参战。而朝鲜人民军空军还没有喷气式歼击机，只有20架性能落后的战斗机，高射炮也很少，所以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甚至可以在白天没有歼击机掩护的情况下进行作战飞行。而且，美国航空兵对平壤附近的北朝鲜空军基地进行了若干次密集袭击之后，北朝鲜的空军实际上已被摧毁，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而中国的空军当时还没有真正组建起来。刚刚组建的中国空军第4师直到1950年12月21日才进驻安东（今丹东）浪头基地，随苏联空军进行训练。一个月以后，中国空军第一次出动了几架飞机参加空战。当中国几十万大军和大量军需物资涌入狭长的朝鲜山地时，美国飞机如入无人之境的轮番轰炸将给中国军队带来如何的重创和灾难是可以想见的。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朝鲜战争中第一次真正的空战爆发了。1950年11月1日，苏联飞机出现在朝鲜上空。根据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给斯大林的战况报告，这一天，朝鲜飞行团的6架雅克-9飞机“首次在安州地区执行战斗任务。这次战斗的结果是击落了两架B-29轰炸机和一架野马式战斗机。在战斗任务中，有两架雅克-9飞机未能返回”。参战的苏联飞机是在安东一一新义州地区投入战斗的，“我们的飞行员用米格-15飞机击落了两架F-82,另两架飞机是被高射炮击落的。共击落4架飞机。在空战中，我方没有损失飞机”。“别洛夫同志的米格-15是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起飞的，每个机场共起飞了8个架次。”②苏联空军进驻中国东北基地的具体日期不详，但根据1950年7月5日和13日斯大林致罗申电及7月22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的内容推断③，至少有一个苏联空军师是在8月进驻沈阳地区的。其他论著也有此说法。

在斯大林眼中，苏联出动空军为中国军队提供援助是最敏感的问题，而苏联空军在志愿军于10月25日正式打响地面战斗后的第7天便投入了战斗，尽管只是在鸭绿江上空，也足以说明斯大林的决心和对毛泽东出兵决策的支持。

第一次空战取得成功后，1950年11月，苏联空军在驻守沈阳地区的第一五一和三二四两个歼击机师的基础上组建了由别洛夫少将指挥（以后是洛博夫继任）的第六十四独立歼击机航空军。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鸭绿江上的桥梁、发电站和大坝，以及在中朝边境以南75公里之内北朝鲜领土上的交通线和飞机场，以免遭敌机的袭击。此时，第六十四航空军也从沈阳和鞍山基地转场到中朝边除了米格-15飞机的性能可以同美国的F-86飞机相匹敌外，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整体实力与美国相差很远。不仅飞机和飞行员以及后勤人员的数量大大少于美国，而且在地面导航、无线电干扰、雷达侦察、通讯联络等技术装备方面十分落后，甚至为空勤人员提供的服务和生活条件也远不如美国。但苏联喷气式歼击机投入战斗对朝鲜的整个空战局面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被称作“空中堡垒”的B一29战略轰炸机造成极大威胁。“第六十四航空军的飞行员与B-29多次交锋，每一次交锋都以美国人遭受沉重损失而告终，重创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刺激，因为四个发动机的轰炸机价值昂贵，而且常常是10至12名的机组人员也同机死亡。正如美国人承认的那样，喷气式护航歼击机保障不了轰炸机的安全。”到1950年11月底，让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感到头痛的是无法在鸭绿江地区为实施战略目标轰炸的美国飞机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例如，11月6日美国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将军在命令中要求自己的战略轰炸机兵团摧毁鸭绿江上6座战略桥梁和10座北朝鲜的边境城市，但苏联空军的加入使美国空军未能完成任务。过去，美国飞机可以在300米低空俯冲轰炸，还可以反复轰炸，而苏联防空火炮的对空射击迫使美国战略轰炸机只能在6000至7000米以上的高度实施轰炸，从而大大降低了投弹的准确性；而性能优越的米格一15飞机参战又迫使美国轰炸机只能在目标区停留很短的时间，这样也阻滞了美国空军执行其轰炸任务。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军队的空中优势第一次受到怀疑。

尽管如此，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仍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特别是随着中国军队向南推进，其后方补给线不断延长，而遭受美国空军轰炸和袭击的威胁也日益严重。显然，苏联空军只在鸭绿江上空作战，远远无法保证中国军队物资和兵源的补给。为了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交通运输线，经与苏联政府商定，自1951年1月10日起，由苏联空军出动两个师，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运输线，以保证后勤供应。

战局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苏联空军的作战半径继续向南扩展。在第三次战役时，中朝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而苏联空军由于其基地在中国境内，受到飞行距离的限制，无法进一步南下，致使中朝联军在江界、安州一线以南地区的物资运输和部队调动，完全处于敌方空军的威胁之下。1951年初，在中朝联军刚刚开始补充休整时，“联合国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为配合地面行动，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制定了轰炸中朝军队后方战略目标的方案。北朝鲜被划分为11个区，172个目标，其中包括45座铁路桥和12座公路桥、13个隧道、39个铁路枢纽和63个物资供应站。安东一新义州被认为是最重要的“A”区，平均每天有12至24架次B-29飞机轰炸这些目标。到1951年4月，据苏联军方统计，美国空军完成飞行1416架次(轰炸机420架次，歼击机996架次)，5月完成3500架次穿越飞行，其中轰炸机300架次（白天230架次，夜间70架次），歼击机，主要是喷气式歼击机，达3200架次。美国空军的主要攻击方向是安州地区的渡口，平壤地区建设中的机场，安州、平壤等地的公路、铁路，以及平壤以南地区的各个目标。轰炸机为B-29和B-26,主要以小型机群和单机行动，飞行高度3000至4000米。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延长了几百公里的中朝联军后方供给线受到严重破坏，“兵员、弹药、粮食全无补充”，志愿军战土甚至“赤脚在雪里行军”。为了解决遭受敌机严重破坏的后方运输问题，1951年2月24日，聂荣臻和彭德怀向扎哈罗夫提出，要苏联出动两个空军师，转场至朝鲜境内，掩护三八线以北的交通线。遭扎哈罗夫拒绝后，彭德怀非常不满，于26日和28日两次与周恩来一同找毛泽东商议，坚持应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这一要求。毛泽东于3月1日致电斯大林指出：“目前，在朝鲜作战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敌人拥有火力上的优势，而我方运力薄弱，我们因无航空兵掩护，在敌机袭击下，结果使运往前线的物资丧失了30-40%。”中国可以派出10个航空兵团入朝，但在朝鲜境内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场。现在严重的问题是，“由于没有可靠的空军掩护”，无法进行机场的修复工程。毛泽东深知，此前苏联空军只在中朝边境作战，进人朝鲜纵深地区，对斯大林来说，又是一个难题。因此，他谨慎地提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最好由苏联航空兵担负起对平壤一元山及该线以北的机场的掩护任务，同时最好是将苏联航空兵从现在所驻扎的机场转到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如不采取上述措施，则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无法加以修复，中国航空兵不可能参加朝鲜作战，坦克和火炮的转移将遇到严重困难。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视整个国际形势而定。因此，我们尚不知可否如此行动。”

这一次，斯大林没有像以前那样犹豫不决，他立即回电答复毛泽东：“如果您能够在安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151和第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便掩护中国和朝鲜的后方。如果朝鲜人已有一条钢板飞机跑道，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两条钢板跑道。”斯大林还主动提出，“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向您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供应高射炮炮弹。”3月15日，斯大林又要扎哈罗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除了“在前一封电报中，我们采纳了您关于将别洛夫的空军基地转移到朝鲜你们部队的后方去的建议”外，“由于即将到来的重大战役，你们必须有尽可能多的歼击机在前线。因此，我们决定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毛泽东对此“深表感谢”。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斯大林对于使用苏联空军问题的考虑，确实比中国出兵前有了很大改观。显然，如果不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军队有了信心和信任感，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后来由于朝鲜境内机场的修建工作屡遭美国轰炸机的破坏，苏联空军部队未能进驻朝鲜。但随着中朝边境地区庙沟、大堡和大孤山三个新机场的建成，大批苏联空军后续部队加入了掩护中朝联军后方的战斗，从而使第六十四航空军在机场或空中进行作战值班的歼击机数量从2至3个航空团增加到4至5个航空团。总的说来，到1951年春苏联歼击机在朝鲜上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成效，完成了掩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虽说由于受飞行距离限制，未能阻止住美国航空兵对朝鲜中部和东部地区机场和交通线的轰炸和袭击，但是在朝鲜西北部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米格一15歼击机已成为美国飞行员越来越感到恐惧可怕的敌人”。

1951年8月，停战谈判中断后，美国又恢复了大规模轰炸。从8月18日开始对北朝鲜的交通枢纽实施密集空袭。8月上半月，美军飞行强度平均每日174架次，到下半月达到248架次。

与此同时，第六十四航空军有3个航空师(151、303、324-R),2个高射炮师（82和92-R）,武器有能够自动定位的高射炮，用于警戒和指挥炮位瞄准的雷达站、一个航空供应师、两个独立探照灯航空团，以及医院和其他后勤分队。但飞机总体数量很少，在安东地区部署的性能优秀的新型米格机只有190架，处于战备状态的米格飞机的数量还要少。这支空军所要对付的美国驻朝鲜的空军有不同型号战略、战术和海军航空兵的飞机达1500架。尽管如此，苏联空军还是从9月1日开始了反击美国空军的积极行动。在9月19日的空战中，米格飞机打下了3架“佩刀式”飞机和3架歼击轰炸机。在10月23日的战斗中，8架B-29飞机虽有34架F-86、55架F-84的严密掩护，但仍被击落3架。10月24日当34架美国飞机轰炸顺川大桥时，40架米格飞机起飞迎战，美国又损失1架F-84飞机和1架B-29飞机。10月30日，56架处于战备状态下的米格-15中的44架迎战由21架B-29飞机和200架护航歼击机组成的美国机群，敌人损失12架B-29飞机和4架F-84飞机。其结果是，在苏联米格飞机活动的鸭绿江至清川江的上空，第六十四航空军已经占有明显的空中优势，以至美国军人把这片区域称为“米格走廊”。

苏联空军的英勇战斗，使美国飞机无法对这一区域选定的目标实施有效的轰炸，而只能集中力量轰炸平壤地区的目标。最后，米格飞机在朝鲜西北部地区的空中优势，迫使美国远东空军禁止在白天使用B-29战略轰炸机，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据什捷缅科报告，从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日，苏联空军共击落敌机569架(其中高射炮击落59架)，自己损失63架飞机。

第六十四航空军的另一项任务是帮助中朝联合空军，不仅为其训练飞行员，而且协助他们作战。中朝联合空军是在1951年秋天以后参加作战行动的。由于语言的障碍，中朝空军与苏联空军并没有混合编队和联合作战。但双方在协调作战方针、统一使用兵力等问题上始终都是经过协商的。第六十四航空军的机组人员负责击退在F-86歼击机强大掩护下的大批轰炸机，而中朝联合空军的飞行员只是负责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增援。他们在前线主要是与小股敌机进行战斗。苏联歼击机还需要为中朝空军提供援助，如在危急情况下，拦截追击中国和朝鲜驾驶员的F-86飞机。甚至当中朝联合空军在前线机场安东、庙沟、大堡、大孤山的飞机总数超过了第六十四航空军的米格飞机时，苏联飞行员仍然需要继续完成比较复杂的任务。如在1952至1953年冬天，复杂的气象条件使得飞行技术尚不熟练的中朝联合空军部队无法投人战斗，因此而加重了第六十四航空军的作战任务。1953年苏联空军战斗飞行的月平均数量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33%。

战争初期，中国人民空军力量非常弱小，至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参战时，人民空军的作战部队只有各型作战飞机117架。为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在志愿军参战以后，人民解放军突击扩建了空军作战部队，至1950年底，先后扩建组成了6个歼击机师，每师辖2个团，装备飞机50架左右，另有1个轰炸机师和1个强击机师。从1950年12月底起，陆续加入志愿军投入作战。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志愿军空军作战，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50年12月至1951年8月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志愿军空军主要是进行参战准备，其中第4师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进行了实战练习。从1950年12月下旬开始，空军第4师加入志愿军序列，开赴东北安东（今丹东）机场，以大队为单位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投入实战演练。此时，第4师飞行员刚刚完成米格-15飞机的飞行训练，平均每人仅飞行20小时左右，飞行技术尚不熟练，更谈不上空战经验。但这些飞行员都是从人民解放军陆军中挑选的优秀年轻干部，作战勇敢，战斗意志顽强，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

1951年9月中旬至12月底为第二阶段。志愿军空军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以掩护平壤以北地区铁路运输及机场修建和取得作战经验为目的，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以师为单位陆续投入作战。

1952年1月至12月底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志愿军空军已能独立作战，并采取以老带新的方法，继续以师为单位实施轮番作战锻炼。根据第一线机场的容纳限度，每轮作战部队保持3~4个师。每个新参战的师，经过实战取得经验后，即由新的部队接替作战。第3、第4师轮流执行了带领新部队作战的任务。这一阶段作战主要是打击美军的F一86飞机，除继续掩护铁路运输外，还担负保卫清川江以北朝鲜的工业设施和鸭绿江桥，特别是保卫水丰发电厂的防空作战任务。

1953年1月至7月为第四阶段。志愿军空军在作战中，又有新的进步，在取得同美军F一86大机群空战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取得了反击美军混合机群作战的经验，并开始在昼间复杂气象和夜间条件下进行空战。1953年志愿军空军的主要任务是，以大胆、勇敢、积极、顽强的作战，掩护志愿军地面部队的反登陆作战准备，促进朝鲜停战实现，仍然以保卫水丰发电厂、鸭绿江桥等重要目标和清川江以北铁路运输为主。1月至7月，志愿军空军先后参加轮战的部队有：第3、第4、第6、第12、第14、第15、第16、第17师和第2师的一个大队，其中第16师是初次作战。

在两年多的朝鲜战争中，苏联空军的第64独立歼击航空兵军的编制内共有10个歼击航空兵师、21个歼击航空兵团、2个轰炸航空兵师又3个大队，共72000人轮番参战，最多的1952年达到25000~26000人；总共出动63000多架次，战斗起飞2457批次、26491架次，进行了1400多次空战，共有20820人次飞行员参加过战斗飞行，击落击伤敌机1106架，其中有330架B一29“空中堡垒”轰炸机；高射炮兵击落击伤敌机222架；苏联空军的损失为335架飞机和135名飞行员及164名地勤人员。有22名各自击落敌机10架以上的飞行员分别获得了“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一大批飞行员、指挥员、地勤人员、高射炮兵和其他参战官兵各以其英勇的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获得了苏联、中国和朝鲜政府分别颁发的奖章或勋章。苏联第64独立歼击航空兵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了不可否认、有目共睹的辉煌战绩，真实的历史是不应该被忘却的。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先后共有12个师赴朝作战，实战366批4872架次，共击落美机330架，击伤美机95架。志愿军空军被击落飞机231架，被击伤151架。牺牲空勤人员116名。为抗美援朝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